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生存，一个是学习。没有生存之虞的人生是没有代表性的人生，因而我们不能笼统地咒骂人欲横流。牺牲有时是必要的，但生存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人权，是不可剥夺的。我们必须珍惜个体的生命价值，但生存并不是简单地活着。你所做的事在决定着自己生存的价值和质量，而这里学习是最重要的。本章结合自身的经历来谈学习对于人的生存、对于生活的重要性；人应该怎样在学习中来通达人生享受人生；我在新疆十六年的苦难经历。
“生命如屋”
编辑小姐要我写一本类似人生感悟的书，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我来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构成了我人生的主要内容的活动是什么？
当然，谈人生首先要谈人的维持生存，一切为维持生存而做的劳动、工作、奋斗都是正当的，是不应该回避和无视的。相反，一个人从来不为生存而操心操劳，从生下来就是吃着现成饭，穿着现成衣，住着现成房，然后吃饱了喝足了为人生的终极意义而发表高论——这样的高论恐怕是靠不住的，至少是极特殊的没有多少普遍意义的。因为他或她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那么自然的，它没有代表性，没有或较少有参考价值。他可能成为天才，成为一代宗师，成为怪异，成为聊备一格的或一鸣惊人的风景；也可能或者说是更可能成为不可救药的空谈家，成为自大狂，成为准精神疾患者。
我自一九五八年多次下乡劳动，这样的劳动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要关注生存问题，要关注粮食、蔬菜、居室、穿衣、燃料、工具、医药、交通、照明、取暖、婚姻、生育、丧葬、环境等诸种问题。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首先关注的正是自己的与亲人的、同乡的、同胞的生存问题，愈是发达国家的人愈是如此。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里，一个普通人最关心的是取得一份好的工作，是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屋和汽车，是财产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在美国，有的人从年轻时劳动到死甚至还没有缴够分期付款的房款，就是说他们倾其一生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这很正常也很正当。我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影片的名字叫《生命如屋》（Life as a House）。讲的是一个癌症患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以疯狂的热情拆毁和重建了他的房子，临终遗言说，他的生命已保存在他的屋中。
就是说，不要轻信那些漠视人的生存问题，捏着鼻子蔑称之为“形而下”的纨绔子弟的牛皮大言。一切不关心人们的生存条件生存质量的理论，都有几分云端空论、大而无当的可疑之处。
就是说，你为生存而从事的工作、劳动、事由，你为之花去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是值得的、甜蜜的与健康的，至少是正当正常正派的。你的快乐虽然不仅限于生存本身，但也就在生存中而不是在生存以外。宋儒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且人欲要彻底地灭，这是混账至极的学说。天理就在人欲中，人欲并不限于极度地消费，也表现为贡献与节制自身。人欲中既有生理的欲望也有精神的高层次的欲望。印度圣雄甘地提倡的简朴的生活与高深的思维，不能说就不是人的欲望。人欲中有着理性与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因素。至少人欲可以升华为理性和智慧。人欲可能有恶性泛滥的危险，它需要调节、引导、控制，但这种引导和控制并不视人欲为敌。很简单，没有自我调节与控制，人类就不能很好地生存；而没有生存的欲望，没有改善生存的欲望，也就发展不起理性和智慧。毕竟人的欲望不仅是肠胃与生殖器直到四肢的欲望，也包含了大脑和心灵的欲望。
笼统地咒骂人欲横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解决温饱问题才不久，或者一部分人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地方，给人一种宋儒或者邪教教主的感觉。而只限于感官欲望的满足，又未免给人以停留在动物阶段的感觉。
珍惜个体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
这样，你就会与多数普通人找到共同语言，你就不会轻率地否定旁人抹杀旁人，你就不会动辄暴露自己的虚妄狂躁凶恶愚蠢的人性恶，你就会调准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你就会踏踏实实地生活在地面上。
这样，你还会具备一个远远不够却是起码的符合健全理性的是非标准。你可能仍然掌握不了真理，但你至少不会轻易上当，因为你懂得了一点点常识：有利于改善人的生存境遇的一切思想理论见解有可能是正确的，虽然未必是足够的即理想的。而一切从总体上就不叫人生存，不叫人好好地活着，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生存质量的胡说八道却令人不屑一顾，不论他打出什么样的伟大旗号。这当然并不是排斥在特殊情势下个体为了集体为了国家民族所做出的牺牲，这些牺牲也应该是明明白白的，他们是为了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为了灭亡而做出的，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教义、不是为了冲动而牺牲，更不能强迫旁人为了一己认定的价值而牺牲。多数情况下，或者一般情况下，好的理念是和生存一致而不是相悖的。
例如一些邪教，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好好地活上，而是放在为教主为教义而死而自戕自毁上，甚至自己死了还不成，还要毁灭多少生命来证明或逼近某个邪教的预言，这种敌视生命蔑视人类的生存权利的所谓的信仰无论如何不是个好信仰。
例如，当一个人为的灾难终于过去，人们不敢去谴责灾难的制造者，不去认真地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而是群起责问幸存者：你为什么活下来了？活下来成为一些人永远的耻辱，成为叫他们抬不起头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的质问也许义正词严，然而毕竟只有自身活着的人才可能发出这种谴责，这使我们不能不对之进行分析和掂量。因为生存权毕竟是第一位的人权，而一般情况下，活着的人责备另一个人的活着，似乎不必那么高高在上。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情节，座山雕最最不能容忍被俘过的手下，因此栾平不敢说出他被“共军”杨子荣审讯过的事实，终于被我侦察员杨子荣处决。在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中也有一个人物，因了被俘而不是战死而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他的情人也因此宁愿长期住在集体宿舍也不想与他结婚。这样的事例是不是代表一种正确的思路，值得我们画一个问号。至于英勇就义、慷慨赴死，古今中外这样的英烈都是有的，他们在特殊情况与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做出的英勇表现，当然永远是我们的榜样。而如果在个体的生存的牺牲与叛变之间做出选择，应当是前者，这也毫无疑问。特别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信念、组织、同志和朋友为代价的苟活，我们并不怀疑它的可耻。
我的人生主线
生存是不能漠视的首要问题，却又是最初步的问题。如今，在一个基本上满足了温饱要求的国家，这又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活着与为活着而活着。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生存下来以后，这一辈子你主要做了些什么？活着，总要干点事。往往不仅是你的活，而更重要的是你所干的事决定了你的价值，也决定了你的活的质量。人们要问的是，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就是说，在你存活之际，你主要从事了些什么活动呢？
以我为例，我很容易回答为：写作。也可以回答：革命工作。但有没有比它们更一贯更从未停止过中断过的活动呢？有没有伴我一生，成为贯穿我的生活的自始至终的内容，成为我一生的一条主线的东西呢？
有，那就是学习。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从不停歇，从来没有被怀疑过其价值和意义，从来都给我以鼓舞和力量，给我以尊严和自信，给我以快乐和满足，从来都给我以无尽的益处的行为，就是两个字——学习。
学习最明朗，学习最坦然，学习最快乐，学习最健康，学习最清爽，学习最充实。特别是在逆境中，在几乎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条件下，学习是我的性命所系，是我能够战胜一切风浪而不被风浪吞噬的救生圈。学习是我的依托，学习是我的火把，学习是我的营养钵也是我的抗体。学习使我不悲观、不绝望、不疯狂、不灰溜溜也不堕落，而且不虚度年华（这一点最难）、不哭天抹泪、不怨天尤人、不无可奈何、不无所事事，多半不会为人所制。
不会被人剥夺的事情就是学习，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为什么没有自杀？
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要说，恰恰是在身处逆境之时，学习的条件最好，心最专，效果最好。顺境时人容易浮躁，周围常常会有各种朋友、跟随者、慕名者、请教者；顺境时你常常忙于说话、写字、发表意见、教授旁人、好为人师；顺境时常常自我感觉良好，志得意满，看到的是旁人的失缺；顺境时你必须满足社会与众人对你的期待，你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做旁人要你做的事情，比如出席某些活动、仪式，而目的仅仅是为了表示你确已出席。而逆境时、被晾到一边时、“不可接触”时、“不准革命”时，正是不受干扰地求学的良机、深思的良机、总结经验教训的良机，是严格地清醒地审视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机，是补充自己、壮大自身、使自身成长、使自身更新的良机，是学大知识、获大本领、得大彻大悟的最好契机。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在新疆维吾尔民族聚居的农村，又处在极“左”的狂热之时，由于我在当时被错误地列入另册，不能写作，不能在任何单位上班工作，也不能正常参加社会活动……当然无法有任何作为，甚至看来似乎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地学习。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怎么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学维吾尔文版的。我用维吾尔语背诵下了老三篇，背诵下了一大批毛主席语录。一次我大声朗读《纪念白求恩》，房东老大娘甚至以为是广播电台的播音，这说明我读得是怎样的字正腔圆一丝不苟。
有些外国朋友不理解我怎么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在新疆一口气生活了十六年，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他们询问我在新疆十六年做了些什么，言外之意是那么长的时间，你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空虚和痛苦。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十六年吗？”
任何表述都不是面面俱到的，我无意用这样的说法来掩盖我与很多同命运的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人士在那个年代的经历的悲剧性，也无意提倡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然而我以为确有真正的精神真正的胜利，不是仅仅用一种类似儿子打老子的谵语欺骗与麻醉自己，而是善于在一切逆境中学习，通过学习发展和壮大自己，憧憬着准备着未来，为最后的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全面的胜利打下基础。这样的学习同时也是对于制造苦难、制造不义、嫉贤妒能、动不动欲置人于死地的坏人的最好回答。
至于为什么没有疯狂也没有自杀，当然还因为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我对于生活对于人众（例如维吾尔族农民）的爱，还由于正是我自己从童年和少年开始就选择了革命，包括革命的曲折和艰难，是我自己选择的，它并不完全是外来的与异己的强加的灾难，这样思考就会舒服一点，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强一些。有一些激烈的批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
多几种生存与创造的“武器”
从这里便要说到学习语言的问题。谈到学习，没有比学习语言更重要的了。多学一种语言，不仅是多打开一扇窗子，多一座获取知识的桥梁，而且是多一个世界，多一个头脑，多一重生命。
至少在我们国家，有一种或多种拒绝学习语言的理论或说辞。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位极好学的朋友曾经对我讲述了他不学习外语的“理由”，他说学外语太费时间，而他太忙碌；他说时代的发展趋势是翻译愈来愈发达和及时，因此他不如坐待翻译的帮助，而把宝贵的时间用到别处去。
然而，他应该明白通过翻译交流和学习与直接从原文交流和学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感情、人类的一切知性悟性感性活动直至神经反射都与语言密不可分，思想的最最精微的部分、感情的最最深邃的部分、学理的最最精彩的部分与顿悟的最最奥秘的部分都与原文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不要说中文译西文或西文译中文了，让我们试着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白话文吧，让我们试着把唐诗宋词译成当代粤语吧，它能够传达出多少原文的神韵与精微？
再有大量事例已经证明，翻译是带着理解和解释的翻译，而愈是要害问题上，翻译愈是受自己即翻译者本人的历史、地域、处境、知识结构乃至个性的限制，愈是重要的命题和精彩的作品愈是要不断地翻译，不断地修正翻译，不断地在理解上从而在翻译上出新。一个确实希望有所作为、有所发现发明创造的学人，哪有只满足于让翻译牵着鼻子走的道理？
有一种故意夸大其词的听起来很吓人也很荒谬的说法，但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来自翻译，例如我们把“democracy”译作民主，把“dictatorship”译成专政，这都不甚对。人们望本国之文而生发外来词之意，这就产生了无数麻烦。再如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名著《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近二十余年来则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并从而在解释上有宽与严乃至极“左”与非极“左”的区别。对于不懂原文的人来说，只能任翻译、任懂该种语言的人牵着鼻子走。一个希望学习追求真理的人，一个希望有所贡献有所创造的人，能够允许自己始终处在这样被动的局面吗？
还有一种最最奇怪最最愚昧的说法，似乎不学外语是爱国的表现。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学外语做什么？”瞧，积极学外语的人有不想再做中国人之嫌呢。“文革”当中倒是有这样的以无知为荣的事儿，谁如果是“老粗”，没上过几年学，那反而是政治上可靠的标志。真是可耻呀！难道祖国希望她的儿女们是封闭和无知的吗？这样的胡说八道我连评论他们的兴趣都没有了。
有人说自己的中文太好了，或者太热爱母语中文了，所以不想学或学也学不好外语，这也是荒谬的。外语与母语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只有比较过母语与外语的人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母语的全部特点，才能从比较中得到启示得到联想，从而大大扩张与深化对于母语以及外语的理解与感受。
母语好比是家乡、家园，外语好比是世界。走向世界才能更好地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更美好的家园。走向世界与热爱家乡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类似的理论我也不止听一个懂某一门外语而口语不好的人讲过：“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讲英语就是带中国味儿的嘛，非学得那么像外国人干什么？”甚至还有人堂而皇之地写文章，说是将来中国国际地位高了，大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讲洋泾浜式英语，全世界就会风行洋泾浜式英语。天啊，幸亏中国现在还不是头号大国，已经开始计划用洋泾浜式英语一统天下了，是不是还要用大清国的朝仪或者“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一统天下呢？学语言就要尽量学好，口语和文字都要学。你的语言学得愈好就愈有利于交流，有利于真正地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传统，有利于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有利于消除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偏见与误解，有利于博采众长为壮大与发展自身而用，至少也有利于树立改革开放的优美形象。当然，如果您限于先天后天条件实在学不好外语，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凑凑合合也照样革命、照样建设社会主义、照样做官、照样评职称拿学位——不行委托外语好的哥们儿替你写几页英语论文稿前言或简介就是了，但是请不要制造愚蠢的不学与学不好外语有理论啦。
为了寻找人生的“登机通道”
有一种理论也极有趣，就是说自己老了，没法学了。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至今还不足四十岁的作家见我也能不无结巴地与说英语的同行用英语瞎白话一气，便叹息道：“老王，你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应该学习英语！”我说：“太好了，快快学吧。”他回答：“我老了。”
然而我开始认真学英语的时候比他现今的岁数还大得多。是的，我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上初中时学过英语，每周五节课，每节五十分钟（新中国成立后上课时间每节改为四十五分钟）。新中国成立后不再学英语了，我早早中断上学参加了工作，倒是随着广播学过一点俄语。这样到了一九八〇年我四十六岁第一次去美国时，我的英语只停留在二十六个字母与good bye与thank you上。至今我还记得一九八〇年八月底自旧金山转飞机去中西部爱荷华的情景。我在旧金山机场办了登机手续，拿到了登机牌，却不知道走哪个登机通道。送我上飞机的是我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一位侨务领事，她不认识英语，与我同行的一位老诗人与他的妻子也不懂英语，机场上再也找不到懂英语的人了……当时可难死我们了。于是我下定了决心，要学一点英语，至少是为了在机场能找到自己的登机通道。
我当时已经是四十六岁了，我觉得为时未晚，我给自己规定的硬指标是每天背三十个单词。学习使我觉得自己年轻，学习使我觉得自己仍然在进步，在不断充实。学习使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潜力、生命力。学习使我的生活增加了新的意义，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不会白过。学习使我摆脱了由于一人孤身海外而有的孤独感。学习使我摆脱了不少低级趣味和无聊纠纷。不是说我有多么崇高，而是我实在没有工夫搞那些没有出息的事儿。
还有人说自己笨，学也学不成。如果你确实下了功夫，没有学得太好，谁也不会责备你。问题在于，努力学习并且学有成绩的人常常被夸奖为聪明，而不肯学习不肯下功夫读书的人却正是自命的笨人。难道我们不知道“笨鸟先飞”的俗语吗？既然笨，为什么不多下点功夫，早下点功夫，先飞多飞一番？请问，到底是不学习而变得比别人笨，还是笨了才不学习呢？到底是学习使人聪明了，还是聪明使人爱学习了呢？这里至少有个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区别吧！
学习使我增加了自信，不要惊慌，不要自卑。叽里呱啦的洋话也都是人学的，他会的，我都能学会，他不会的，例如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对于中国现代当代历史变革的第一手体验，在中国政坛文坛乡村边疆求生活的经验……我也了解。学习使我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把握住人生的进取可能。你可以不准我写作，不准我吃肉，不准我出头露面，不准我参加许多重要的活动，然而你无法禁止我学习。即使你没收了我的书（极而言之，这种事并未发生过），我仍然能念念有词地默诵默背默想，默默地坚持学习。
多一种享受，多一种人生
原来在新疆学维吾尔语的经验大大有利于我的英语学习。
第一，我去掉了汉语所造成的思维定式，认为不同的发音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语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可以这样说，你认为这样说很合理，他却完全可以换另外的说法，同样也很有道理。你有你的表达方式表达强项，他也有他的表达方式表达强项。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时候，你必须克服母语的先入为主所造成的对别种语言的异物拒斥心理。
第二，我增强了对于语言学习的自信。最初学维吾尔语时我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发音不正确语法不正确，别人听不懂，后来我发现，恰恰是你的怯懦、你的欲言又止、你的吞吞吐吐、你的含糊其词，你的十分理亏的样子成为你与旁人交流的障碍，而那些本地的老新疆人，不论什么民族，也不论他们的发音如何奇特、语法如何不通，他们的自信心十足的话语，毫无问题地被接受着被理解着。有了这个经验，我学到了一点英语就可以到处使用而毫不怯场了。还有，任何不同的语言之间，都有某些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借鉴的东西。语言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其相互不同之多正如相互可交流性之多。例如，英语与维吾尔语同样用一些词根相同的拉丁词。再如，英语中的“台风”“洪水”（更精确地说是“泛滥”）都与中文有关。
第三，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最精微的部分，你从对于一种语言的学习中，可以摸出一点其他民族的思维特点与长短来，这种学问是从旁处得不到的。
语言是知识、工具、桥梁，当然这些说法都是对的，然而语言与学习语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沟通的便利和一些有关我们的世界及我们以外的异民族异国土的奇妙知识、间接见闻，它还带给我们一个更加开阔的心胸，更加开放的头脑，对于新鲜事物的兴趣，更多的比较鉴别的可能与比较鉴别的思考习惯，这里还包括了一种对于世界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的了解与爱惜，一种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恕道的深刻理解，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与此同时，就会克服和改变那种小农经济的鼠目寸光，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心理与“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的媚外心理，抱残守缺的保守心理或者夜郎自大的荒唐与封闭，还有人云亦云的盲目性与非此即彼的简单化。
学习语言是一种享受，享受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享受人类文化的全部瑰丽与相互作用，享受学而时习之的不尽乐趣，享受多种多样而不是单一的、相互区别甚大而不是大同小异的不止一种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