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时，总会出现机会主义思潮和错误倾向，干扰革命的兴起，其主要的阻挡方式就是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放弃斗争，与阶级敌人搞调和。巴黎公社兴起的时候是这样，十月革命的前夕也是这样，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反对革命，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各种方式反对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的方针。列宁与这些阻碍革命进程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开篇就揭露了这些反动思潮的实质和要害，列宁指出：“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针对当时俄国机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手法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俄国的革命斗争，列宁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列宁的引证是有明确针对性的，即针对机会主义派别调和阶级矛盾，掩盖国家实质，反对革命斗争的主要观点，着重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阶级斗争理论所阐述的国家学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内涵的阐述，列宁概括了科学的国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廓清了基本理论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列宁便与俄国当时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进一步批判了那些反革命思潮的实质：“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接着指出他们“丝毫不去考虑，先要经过多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正是在这些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列宁坚定地指出：“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
可是国家不是要消亡的吗？为什么还要发动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武装起义呢？这也是机会主义派别蒙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斗争觉悟的论据。对此，列宁专门写了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来辨明理论上的是非，列宁指出：“任何国家的消亡，只能通过‘自行消亡’。”“自行消亡”的经济基础必须是无产阶级经过斗争夺取政权，占有生产资料，建立自己的国家，“自行消亡”的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在建立和巩固中必须“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它们的反抗”。显然，还是需要毫不留情的斗争。列宁写作的《国家与革命》把斗争的精神贯通全篇，也坚持到底。
正是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所澄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的理论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武装起义的方针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1917年11月7日，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立。列宁在理论上所坚持的革命斗争原则，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坚决的贯彻并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革命浪潮也迅猛掀起。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其中，最杰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是带领中国人民求解放而奋斗不息的一生，他奉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生信念，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革命斗争，彻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斗争精神，是毛泽东最鲜明的领袖风范。
这种斗争性的特征，直接反映到毛泽东的论著和文章的写作风格之中。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奋笔疾书，“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以笔作刀枪，直指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之后，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正是通过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战斗檄文，“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形成了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民族民主运动，并最终在战火硝烟中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通过问题引入的方式，把开展革命斗争的最基本前提，即分清敌我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且又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强化：其一是从正面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二是从反面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原因就是分清敌我的问题没有搞明白。通过这样的写作方法，就把斗争性的关键之处昭然揭开，并且成为毛泽东论述革命斗争的论著和文章中经常采用的写作方法。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相似，中国革命进行到关键时期，也同样出现过抱有和平幻想，主张放弃自主开展武装斗争的错误思潮，而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也总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出指导革命斗争不偏离正确方向的光辉篇章，使中国革命的航船穿过急流险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927年初，在湖南农村的乡间小道上，行走着一位风尘仆仆的汉子，他衣着朴素，操着一口当地农民十分熟悉的乡音，或到农户家访贫问苦，或与农会干部开会亲切交谈。他认真倾听，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记着；他也谈自己的观点，茅屋里经常传出他爽朗的笑声。他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正在湖南农村进行农民运动调查。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步行了700多公里，实地考察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与农民和农会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湖南是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国民党右派纷纷攻击湖南农民运动，污蔑他们是“痞子运动”、“土匪”、“糟得很”，而中共党内也有一些同志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片面地认为农民运动会影响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这些论调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遏制湖南农民的革命斗争。
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2月12日回到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后，依据调查的材料，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鲜明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精神的重要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热情的语言，大力赞扬湖南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斗争精神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这篇文章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在科学总结湖南农民运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革命。”这段著名的话不论是写作内容还是写作方式，都是对毛泽东所一贯奉行的斗争精神的经典诠释。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风云突变，革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让革命群众放下武器，解散工农武装，试图以让步和投降来换取国民党反动派的合作。毛泽东坚持斗争的原则，坚决抵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将起义的部队带上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在与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革命的危急时期，更重要的是领导革命渡过难关的行动，在根据地建立之后的相对稳定时期，毛泽东开始总结斗争经验，写出了一系列论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重要文献。
在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下，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必须要以坚持斗争为主题，但如何体现这一主题，毛泽东则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方法。《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1928年11月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当时在党内对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做法有反对的声音，认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文中以充足的论据和大量的事实来说明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能够走得通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这不仅是因为在中国有着“买办豪绅阶级不断的分裂和战争”的外部形势，而且我们还“具备下列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因此，在经过详尽的论述说明之后，毛泽东认为：“罗霄山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另外一种情况发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内部。环境的艰苦和斗争的长期性，使一部分人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悲观的情绪，有的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只是一味地强调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显然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使人们坚定斗争的信心，科学地论证现在的艰苦斗争与未来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写的光辉文章。文中针对一些人的悲观情绪，有理有据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思想：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1928年底到1929年初，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三次“会剿”，好像很有力量，其实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十分露骨，军阀混战业已形成，实质上这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降，革命潮流开始复兴。四、现实的客观情况是，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