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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从减负谈起,呼唤“有限教育”

减负:一个教育的伪命题?

开学了,各地在部署工作时大都会谈到“减负”的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来却成为中国基础教育挥之不去的困扰。尤其是“减负京八条”,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减负的强烈关注。

减负为什么不奏效

减负减了很多年,不奏效,为什么?

社会、家长甚至学生本身,评价一所学校好坏,一地教育工作优劣,无不将升学率作为第一标杆。升学率从何而来?从不断提高的相对分数中来。相对高分从哪来?从不断增加的学生课业负担中来。可见,学生课业负担的加重,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大家认识到,学生课业负担重,学习时间多,睡眠时间少,体育锻炼时间少;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眼镜片越来越厚,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越来越弱。把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已经成为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方向和首要任务,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学生的本职工作就是学习,就该多学一点、考好一点;学校担心,自己减负而其他学校没减,升学率会下降,减负的执行动力不足;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减负,别人没减,将来难以竞争,家长配合意愿不足。有很多人忧虑,虽然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认真贯彻、严格督查,“减负京八条”应该可以落到实处,但升学率的诱惑和分数的压力,会使课外辅导班呈现升温的趋势。学生“校内减负校外补”,校外的培训、补习机构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一个教育的伪命题

这真是一件吊诡的事情。就像是劝农民少打粮食,工人少出产品一样,学校劝老师少教点,劝学生少学点,甚至是禁止多教多学,总让人觉得有点滑稽。最后,升入好学校的,受到表彰鼓励的,很可能是那些私下里、背地里、校园外“多学狠学拼命学”的学生。减负就好像是在和教育工作者的事业追求开玩笑。

当代中国,任何一个对教育发展和学生生存状况有些许了解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课业负担,确实已经成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障碍,减负是大势所趋。全国各地实施经年的减负措施,不可谓不具体,不可谓不有力,但为何年年减、年年“负”,屡屡陷入治标不治本,治校内不治校外的尴尬境地?这恐怕要从政策设计的逻辑原点来思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顶层设计。

我们的教育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展开的:学的越多就越容易成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成功的标志是“颜如玉”“黄金屋”。想要多些“颜如玉”“黄金屋”,那就多读书吧。事实上,在全民进校园、知识大爆炸的当代,这是一个伪命题。

把内容和难度减下来

当下,学习和成功的概念,已经丰富到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理解和认识的程度。人生怎样才算成功?拥有有钱、有权、有面子的生活?不,这只是陈旧的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成功。真正的成功是什么?现代文明社会早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选项,社会主义的教育也绝不能给孩子这样的导引。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要追求世俗的成功,那么,成功与学习之间又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大量读书就一定可以换来成功吗?如果是,那究竟要读到什么程度?今天,知识已经成了海洋,是不是要“淹死”在知识的海洋里才能够有车、有房、有面子?

再进一步追问:学习对人的成长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究竟要学什么,怎么学,学多少?现代基础教育是人人参与、人人过关的大众教育,不同于以往的精英教育,其职责在于提供一个人由“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的知识、技能和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教孩子如何离开父母、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如何认知自我、懂得与人打交道、在社会中生存。如此,现代基础教育的学习内容和难度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基础教育阶段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对所谓成功的学习追求,只能用一种大一统的学制、课堂、教案和评价标准,推行大众的学校教育,以实现尽可能多的人由“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的教育目标。这就要求我们把教育教学的内容和难度减下来,让孩子懂得爱自己、爱父母、爱伙伴、爱师长、爱自然,进而爱故乡、爱国家、爱这个星球。这已经足够了,至于培养“大师”“成名成家”,那不该是基础教育的职责。只有这样的基础教育,才不需要学校高举减负的大旗,孩子在学校的快乐成长也才会成为可能。

否则,减负就无法摆脱不是笑话就是难题的窘境。

减负:从课程结构的优化调整着手

“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提出,高考考外语是“劳民伤财”的“悲剧”,直指基础教育科目盲目设置、内容不切实际的积弊,一语切中减负要义。减负,就是要大幅度地压缩基础教育阶段所开的科目数,在学生学习内容上动大手术,把那些不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掌握的知识内容,坚决彻底地剔除出去,让学生在中小学以一种吃不饱、不够吃的状态,保持对知识的渴求、对学习的热爱,进而成长为具有终身学习愿望和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人。

外语教学大规模进入中小学校园,始自改革开放时期。当时,开放的中国渴望与世界拥抱,外语是工具、是桥梁,也是一种标志。但是,今天把外语教学提到基础教育的“第一梯队”,甚至是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确实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不必要的负担。

第一,社会进步必然带来社会分工的细化,或者说,一个没有细致分工和职业互补的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现代化的社会。无论多么开放,当代的中国也不需要人人都成为外语人才;能够掌握外语,并使之成为交流工具的只能是少数人。

第二,语言学习,特别是非母语学习,有其特殊规律,对学生天生的兴趣和禀赋有着基础性的苛求。通俗点说,就是人们常讲的“语言天赋”。没有这种天赋,学习起来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功。孔夫子讲的“有教无类”,首先是承认人是有“类”的,承认人“生而有别”、有先天差异这个基本客观事实,然后才是如何顺应这一差别实施分类教育。在有“类”的人群中,具有学习外语天赋的学生,必定是部分而非全部。

第三,在中小学中开展外语教学,是落实“教育要面向世界”指导思想的具体措施之一,而不是这一思想的根本要求。面向世界的教育,本质应该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与国际的接轨,是国际视角和全球胸怀的养成。把基础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异化成“教育要面向世界”的根本要求,要求人人过关,人人达标,不仅是对“教育要面向世界”这一要求的机械片面理解,而且是现实社会中虚荣、浮夸、功利的片面“成功观”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反映。

如果高考必考科目中取消外语,只在报考外语专业或对外语有要求的专业时加考外语,外语这座压在学生头上最高、最重的“大山”就可以搬掉了。在基础教育领域,像外语这种脱离中国中小学学生成长实际而盲目设置的教育科目,不是个别。

信息时代,信息技术重要,多开一门课吧;将来就业实用技术少不了,再多开一门课吧……现实中,基础教育甚至承载着职业教育的功能。问题是,没有切身的就业压力,对某一具体技能没有内在的学习驱动,任何技术和技能的教学,都不可能会有实际的效果。

基础教育有时还会成为跟风和赶时髦的“形象工程”。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教育要进课堂;关注法制建设,法制教育要进课堂;禁毒、消防、计划生育、创建文明城市、民族文化等,样样都很重要,样样都要进课堂。没错,这些都是学生成长的必需营养,但是营养不能过剩,更不能杂乱,要有配方比例,必须合理科学“进补”。

基础教育不是职业教育,更不是万能教育,其主要功能是让学生实现从“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建立起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一定的心理、生理上的准备,可以开始下一阶段的继续教育,进行职业训练和人生规划。

在这一阶段,中文语言文字的教学应是主要内容。对一种文明的传承,首先是对语言文字的传承,一个民族的品德、性格、梦想,都应该蕴含其中。此外,还有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科学,主要是对人和自然的基本认识。这些已经足够支撑起学生的“三观”,多则无益、滥则有害。前面提到的法制建设和生态文明理念,以及艺术的素养等,都应该在语文、历史、科学这些课程中得以体现。

就像我们不能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一样,减负不能传递出“知识无用”“读书无趣”的论调。减负要通过合理科学地编排中小学课程,把对学生本阶段成长无实际意义的科目删减掉,让课程更贴近学生实际,教学目的更实事求是,回归基础教育的本义,让学生在学校循序渐进地长大成人,初步懂得自己、懂得他人、懂得世界,可以自立于社会。至于学有本领,术有专攻,成为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事,还是留待进入大学或职业技术学院以后吧。

减负:让基础教育回归本义

减负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很多,有学生的无奈、家长的盲目、学校的屈从、官员的虚荣……但究其原因,还在于人们没有弄清楚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本质,不明白教育到底是什么,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因此也就不清楚减负的实质意义,工作缺乏原动力。

从春秋战国学派纷立,到新中国开始致力于普及基础教育,数千年光阴,在中华民族的性格构成里,深深地打上了教育的烙印。在历史进程中,教育改变命运的功利意义和换取物质财富的世俗价值,被推崇到了极致。中国教育早就远离了它名义上所推崇的孔夫子的教育理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乐在其中,而成为只能部分人参与、价值判断完全功利、毫无乐趣可言的苦差事。因为功利,再苦也值;因为苦,所有的功利都被披上了道德的光辉。

那些时代,读书不是义务而是志愿,全社会的知识总量与今天相比,可谓微不足道。就算饱读诗书,与今天学生的课业负担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只有少数人才能读得起书,吃得到这份苦,达成目的的概率和机会就大了许多,知识改变命运基本可行。知识量与命运线基本正相关,也就是书读得越多,越成功,越发达。苦难与辉煌得以平衡,于是苦得其所,苦有价值,苦中有乐了。

今天,大力推行义务教育,人人进学堂,个个有书读,信息社会知识爆炸。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多、普及面最广、需要面对的知识量最大的教育工程,完全颠覆了以往任何层面和范围的教育规律、模式和状况。

人人进学堂,并不是人人都有读书的兴趣,天生不爱读书怎么办?也不是人人都是读书的材料,主观上很努力,客观上读不进去怎么办?有人擅长数理,逻辑思维较好;有人文史不错,长于形象思维;还有文体尖子,文化课难以过关。这些学生怎么教?怎么考?今天的教育模式,恐怕难以给他们一个好学生的评价。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不够用功,但人人都读书的今天,知识改变命运已经不灵了;苦是苦了,却难见辉煌。

教育的功利作用大大减退,学生苦读完,找不到工作,跳不出农门,甚至成为常态。还有这样一些学生,对自己的人生另有规划,既无报效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亦无出人头地、发达富贵、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他们只想平平常常、粗茶淡饭,在和平的家园长大、变老、死去。珠海就有一位10岁男孩在《退学申请书》中表示,自己宁愿和喜欢的女孩一起砍柴、拾破烂,也不愿背书、写作业。在这些人面前,教育的功利作用更加一文不值。

这种难以改变命运,无法激励人生,基本没有世俗用途,却又苦不堪言的基础教育,还要人人接受,是不是有点违背人性?当然,学生当中必有天生爱读书的,天生对自然充满好奇的,天生有家国情怀的,他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为科学而读,为读书之乐趣而读,我们要通过普及基础教育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成为民族的脊梁。如果说通过苦读,能够让这些人脱颖而出,帮助他们打下成为未来民族栋梁之才的基础,让大家都陪着他们苦读12年,虽说有点不公,似也不失民族大义。问题是,当今时代,知识爆炸、信息过剩,大学的知识3年都过期了,何况基础教育;信息技术都进入“云”时代了,知识全部网上在线可查,再苦读还能比得过电脑?纵观6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全民苦读,也并未见“大师”出现,栋梁们的一技之长也基本上与苦读的基础教育关系不大。因为知识不是力量,智慧才是。过度的知识只会窒息人的活力和聪明。

可见,教育中书要苦读的做法,不仅不存在于古代孔夫子的教育中,在今天的新教育中也行不通。这是因为产生于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的旧式教育突出和强化了教育的世俗功利,远离甚至背弃了教育是人的基本需要这一本质属性。

既然苦读的基础教育难以改变命运,也无法提供幸福生活和成功技能,甚至还可能将“大师”扼杀于摇篮中,那么我们就要大胆改革,破旧立新,扎实减负,让学习不再苦,让读书有乐趣。

人类要延续,文明要传承,人要由“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基础教育是必需的。基础教育应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人在其中要有做人的尊严和快乐。这样的基础教育还需要学这么多无用的知识吗?当然不用。减负还成问题吗?当然不会。

减负是基础教育回归本义的必然要求和正确路径。基础教育的内容和难度,至少应砍掉1/3。我们期盼,让人性归位,让学生归位,让教育归位。

作为“有限教育”的新基础教育

当前,基础教育所面临的形式、任务和环境,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义务教育的普及,甚至高中教育的普及,让接受基础教育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读书、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完成基础教育与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社会职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状况和人生路径,也就没有了直接的关系。依靠基础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的现象越来越少,人们对基础教育的功利要求也越来越淡。受教育的对象由部分转变为全部,进而深刻地改变了基础教育的任务和使命。

今天人类知识总量的增长模式已由“线性”增长飞跃为“几何级数”的增长。一个人,就算穷其一生,苦读不辍,能够掌握的知识,也不过沧海一粟。通过个人的博学强记,想要融汇古今、学贯中西,恐怕只能是神话。面对急速膨胀的知识海洋,只有有限生命并怀抱多种人生梦想的人类,只能“取一瓢饮”。

纸质的书本,作为知识的主要载体,已逐步让位于既能海量存贮又可即时运用的电脑。“云”技术的兴起,更是将无限信息、爆炸知识的收集、保存、分类和运用变得十分便捷。知识不必记忆,运算依靠机器;知识不再神秘,随取随用随新已成现实。旧式教育的苦读,在知识的海洋里犹如驾舢舨而远航,费力而未知前途,徒劳而难抵彼岸。

新形势下,我们应选取哪些知识供基础教育阶段学习?我认为,学习这些知识,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精力,可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孩子亲自去创造和体验;掌握这些知识,不需要对个人禀赋提出过高要求,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学习中得到满足、成功和趣味;拥有这些知识,不需要占用太多的大脑空间,孩子们可以摆脱旧的思维惯性,更快速地创新,激活个体生命的活力。

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选取这些知识,不能因循旧教育的那一套。若是还坚持“知识改变命运”的功利观念,成为“知识越多越成功”这一伪命题的俘虏,势必造成中学想大学的问题,小学读中学的功课,幼儿园干小学的事情。减负还是会无奈地成为知识的“敌人”,愚昧的“帮凶”,既无内应也无外援,彻底成为一句空话。

要坚持摒弃基础教育阶段“书要苦读”的片面观念,回归“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中华传统教育思想,让下一代在新的基础教育中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对部分学术工作者生存状态的描述,不该是对普通大众的要求。在中小学中,要培养普通人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书本的热爱,帮助其获得终身学习的习惯和方法。不能让“书要苦读”的伪命题成为“过度教育”的通行证,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泯灭了很多人对学习、对书本的感情和兴趣,甚至因为“读不进去”,逼得部分人成为“辍学生”和“新文盲”。这是新的基础教育所不容许的。

新的基础教育是在知识爆炸、地球成“村”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向全民族每一个人开展的文明传承的启蒙教育。海量知识和人人参与的两个无限因子,在“知识越多越成功”和“书要苦读”的伪命题指引下,被传承文明这一巨大的责任驱使,很容易走向“过度教育”的深渊。过度教育的“多”和“苦”,不知扼杀了多少少年对知识的向往、对学习的爱好,甚至已经极大地窒息了整个民族的创新活力和聪明才智。

新的基础教育应该是“有限教育”,或者称为“适度教育”。虽然知识背景和面对的人依旧是无限的,但我们紧扣住了文明传承的启蒙教育这一根本任务,不奢求、不虚荣、不浮夸。我们只干一件事,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由“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要依靠什么,和谁一起,这就足够了。明确了目标、任务,基础教育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就完全清楚了。我们只需要掌握能够回答上述问题的有限的知识就可以,而不需要把人类已有的知识全都掌握,或者尽量多地掌握。基础教育的学制可以缩短,内容大幅减少,难度刚好合适。学习的内容有限、难度有限、负担有限,再说减负就成了笑话。

虽然社会不断进步,人类征服自然的脚步铿锵有力,但千百年来人类对幸福、成功的感受从未改变,那就是在掌握自身命运前提下的自尊和博爱。由此我们相信,教会学生做人、开启未来之门的基础教育所需要的知识也应该从未改变,或者说它的核心内容永远都不会改变。这些知识不会太多,但十分要紧。这就是“有限教育”。

把分数请下评判台

2013年8月,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第二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征得各类意见建议1209条。据介绍,第二次征求意见和第一次相比,意见总数下降了79.7%,表明经过第一次征求意见并认真修改后,已经在社会上达成了较高共识。问题是,所谓“较高共识”主要反映在这几个方面:对阳光入学的支持率为95.7%,均衡编班的支持率为94.9%,“零起点”教学的支持率为93.5%,每天锻炼1小时的支持率为95.9%,一科一辅的支持率为95.5%,严禁违规补课的支持率为96.6%,严加督查的支持率为95.7%;而唯独减负的核心内容“减少作业”支持率最低,仅为69.1%。

减负,就是要把学生的课业负担减轻,让孩子们回家后少做作业。可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有很大一部分是家长)不认同、不赞成、不支持、不配合。一句话,作业影响成绩,成绩反映质量。教育必然追求质量,减少作业可能会影响质量,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这些社会公众持异议的真实原因,对减负的前景可能更难看好。大多数持异议者都认为,作业太少是不是就表明掌握的知识少了,考试时成绩就会上不去,教育教学质量是不是就有了问题。一句话,作业影响成绩,成绩反映质量。减少作业可能会影响质量——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减负挑战的是现行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是现行的教育质量观的基石——学生成绩。对待学生成绩的不同态度,决定了教育质量观的不同,也反映了不同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我们已习惯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是:学得越多越有能力、越容易成功和幸福,教育教学工作就越有质量。如此简单明了的逻辑,直接给义务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贴上了撕不掉、甩不脱、万人诟病的“应试教育”的标签。没有学习是不需要考试的,人生是一场更宏伟的考试。学生应试,天经地义。干吗要让“应试教育”背黑锅?

教育把学校知识与人的成功和幸福看成是一种线性正相关,只要知识多,教育教学质量就高,人就越容易获得成功和幸福。于是能学多绝不学少,能灌多绝不灌少!学生的成绩就是教育教学工作的业绩,如同工厂的产品、稻田的收成,作业多才能成绩好。让学生少学、老师少教,就好比劝工人少出产品,农民少打粮食一样,会有人听你的吗?

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学习没有尽头。对于获得成功和幸福,除了学习,人类还有其他更重要的途径,比如爱和奋斗。事实已经证明,当前教育领域盛行的这种“过度教育”,是当代学生创造力、成功力、幸福力的大敌。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有限教育”,或者说“适度教育”。“有限教育”或“适度教育”摆正了学校知识与人成功、幸福的关系,告诉我们成功和幸福需要的知识是有一定的度的,也告诉我们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用于学习、做作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一定的度的。在“有限教育”里,没有减负的概念,适度的作业和功课,不会因为对更高分数的追求而加码。也不会有“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分,学生当然要考试,教育目的也当然指向素质。只是把分数请下了教育质量高低的评判台,分数是门槛而不是台阶。

把分数请下神台,不是完全不要分数,而是摒弃以分数分等级、分高下的所谓量化的技术主义。这种技术主义用分数的差别,造成了学生间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取得更好的分数,师生和家长都会不断地加大学习强度和难度。

“有限教育”里,课程可以分为三大类:阅读和理解,动手和实验,演算和统计。对于义务教育,前两类可以不用分数来评判,只设定通过的基本内容,比如讲10分钟的读后感,讲够时间算通过;比如完成一个实验,只要完成即通过。后一类可以有分数,但是像考驾照一样,只设定一个及格分,达到即通过,而不设优良中差等太多等级。将义务教育的所有考试,都由选拔类的改为通过类的。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相信将不再有人逼着孩子拼命苦学;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减负将不再需要我们如此兴师动众、费尽心力却不敢问结果。

有限教育与过度教育:学制是否应该缩短?

基于“知识越多越成功”的伪命题,数十年来,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具有相同内容和形式的“人才”。学校成为教书育人的“工厂”,遍布城乡,统一范式,批量生产,逐步发展成为了“过度教育”。

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权钱择校、择师现象屡见不鲜,课外培训补课已成时尚,校长、局长责任没有边界;学龄与学段不匹配,成年人干着未成年人的活;投入与产出不对应,诸多的“教育工程”并没有换来预期的人才井喷;提倡多年的素质教育甚至异化为“音、体、美”教育……过度的教学内容,过度的教育责任,过度的道德功能,过度的学制设置,不仅没能很好地达到通过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更多人才的目的,反而把教育本身逼进了教育工作者难有正常的事业成就感、教育改革者莫衷一是、政府不堪教育责任重负的死胡同。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改革必须从源头抓起。我们必须认真厘清当下教育的目的和功能,科学界定不同学段教育的内容和学制,准确把握各类教育人的责任和义务,让教育回归本义,回归常态。

过度教育来源于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片面认识和“人定胜天”的盲目主观性,它忽视了客观存在的人内在的先天差异和人生目标的多元异构,夸大和神化了作为外因的教育对人成长、成才、成功的影响和制约,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的信仰追求、能力构成和人生命运,进而决定和改变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把教育特别是公办教育推上了无所不能的神台。如果不能,则归咎于教育的失败,仅仅拷问教育工作者的主观努力,而无视教育行为只是外因,必须通过个体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在影响个人与民族命运的众多因素中,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教育也只能是其中之一。反对过度教育,就是要提倡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个体意愿,摒弃盲目、浮夸、虚荣和不切实际,实施有限教育。

首先,教育的功能要有限。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但并非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使是在当代,人人接受的基础教育也只是起到帮助个体由“生物人”向“社会人”顺利转化的作用,而无法决定其能力和命运。教育是人成长、成才、成功的重要推手,但只是外因,绝非内因。因此,不能夸大和高估教育对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和能力道德的影响和制约。

其次,教育的内容要有限。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一个人的能力与掌握知识的多寡不存在正相关,而与运用知识的方法关系更密切。“知识越多越成功”的老观念,在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几乎没有现实意义。就像贮存了过多内容的电脑,速度会降下来一样,知识太多也会驱使人们习惯于向经验求助,而抑制和扼杀了创新。基础教育的知识只需要满足一个人“三观”的科学建构,多则无益,多则成负担。应对基础教育的内容进行大幅度删减,减少必修课,英语选修即可;合并相关课,如将理、化、生、地合为一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品德融汇于文史类学科中会更有实效;降低课程难度,生活和一般工作中用不到的知识和公式全部退出必修课,基础教育阶段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和良好的文明习惯,以及日常生活的技能。

再次,教育的学制要缩短。教育的内容已经大幅压缩,功能也更加清晰和单纯,当然就不再需要耗费过多的时间来完成基础教育。现代学生青春生理期的提前和缩短,民族复兴对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迫切期盼,都需要从缩短学制下手。

最后,政府的教育责任要有限。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政府责无旁贷。但民生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全部包揽,因为一些事情,政府办还不如市场和社会运作更有效率,比如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实现教育多元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等等。

有限教育与过度教育,其实是不同的哲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必然要求实施有限教育。这是在弄清楚了“教育是什么”和“教育应该干什么”等基本问题的前提下,以人为本,探索现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有限途径,必将为教育注入无限活力。

过度教育:表现与思考

素质教育,在我看来就是适度教育。当今中国的基础教育,是“过度化”了的教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功能过度。基础教育的功能是让一个人从“生物人”转化和成长为“社会人”,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养活自己、生儿育女,过上普通而平凡的正常人的生活。非要与成功、发达等宏伟愿景、远大理想对应起来,对于一个未成年人而言,在现阶段不仅是大而无当、虚幻空洞的,而且是将成年人正当的理想和抱负庸俗化了,对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的构建伤害更大。基础教育,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为物质财富和世俗幸福“埋单”。把教育当作是万能的,这就是功能过度。

第二,内容过度。现在的孩子,在学校能学些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我不用赘述,大家也都知道。看看孩子的书包我们都会吓一跳,其中有多少是基础教育的孩子该学的?

第三,责任过度。首先,校长责任过度。比如,只要是学龄段的孩子,不管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发生事故,学校都难脱干系。全社会关心教育,可学校却“办”了全社会。校园内,购物、吃饭、安保、医疗等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学校管。校长充当了炊事员、采购员、保安员等角色,把所有事情都管了,唯独没精力管教学。其次,政府对教育承担的责任过度。教育是民生,民生就该由政府承担,理论上没错。问题是地方官员大多把重视教育简单地或者功利化地理解成了办学校、建房子。而且建完学校后到处炫耀——我们这里最漂亮的房子就是学校。最后,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教师们过得紧紧巴巴,学校的教育教学没人关注,“豪宅华厦”以教育的名义大行其道。政府责任过度,往往是政绩的过度、基建的过度、浪费的过度。教育本来主要应该是家庭的事、团体的事、社会的事,现在却全部成了政府的事。结果,学校都由政府投入,把所有的学校都变成了公办,民办教育完全没有了发展空间。这种过度的责任,还催生了群众择校的热情和对教育公平的不满:都是公家出钱办的学校,为什么有好有坏?凭什么你进得了名校,我却进不了?

第四,学制过度。如今12年的学制带来了很多问题。现在的孩子发育提前,12年学制造成孩子该恋爱的时候在读书、在拼高考,等到上大学了,青春期已经过了,既不爱读书,也不会谈恋爱了。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该干什么的时候让他干什么。该恋爱的时候不让谈恋爱,让读书;等到上大学应该好好读书了吧,全部人都说你该谈恋爱了,不然,就成了“剩斗士”。拧巴的人生,怎么能有好的前景?这一切跟基础教育学制过长有关系。基础教育,10年足矣。

“过度化”的教育需要改革。改革就要重视顶层设计,要有仰望星空的时候。所以教育改革要从根子上改起,要从指导思想和教育理论构建的基石抓起,首先回答素质教育是什么。

仰望星空还要脚踏实地,我们要做到心中有理想、手上有办法、脚下有路径,就要重视基层探索。我们可以问计于陶行知。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很好地回答了素质教育如何落地、如何实施的问题。从来没有可以离开社会环境的成长,也从来没有可以离开家庭环境的教育。我们要树立“泛教育”的理念,家居是教育工具,社区是教育载体,景观是教育因素,城市、乡村是教育场所;家长是教育者,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互为环境、互为教育者。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课堂、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从自身改起,从现在做起。

教育改革呼唤平民改革家,素质教育呼唤来自底层的创新和实践。

基础教育是如何走向“过度”的

现今,教育理论的基础命题是“知识就是力量”。正是这个命题,将教育带入了学得越多越好的死胡同。这种教育走向大众就是应试教育、过度教育。而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技术化、神圣化、功利化无疑是“罪魁祸首”。

坚决反对“技术化”。教师把一堂课上得精而又精,在课堂里每一分钟站在哪里笑,站在哪里看,板书从哪边开始写,字写多大,叫哪个学生互动……精细到这个程度,全部是工业流程中的那些标准,这样的教育怎么能有活力,怎么能有温度?技术化还反映在评价上,流行的评价标准有可操作性吗?试想一下,教师们拿着这些标准该怎么办?只研究这些技术指标已经够教师们受得了,如何再去研究人。这些东西太严密、太技术化了,不仅运行成本高,更折腾死人。长此以往,学校没有文化、没有特色,更不可能培养出优秀人才。但是这样的教育却比比皆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容易比出高低,容易出成就、出名师,容易产生专家。要扭转这种局面,要从根子上、从价值观上、从教育理论的基石上来改革。

坚决反对“神圣化”。技术化达到极致便是神圣化,神圣化是脱离实际的政治和道德上的拔高。教育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立德树人既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但不能无限扩大当下教育对道德和政治的教化作用。当社会的问题和矛盾用其他方法不能解决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追问教育,期望教育给出答案,这就是将教育神圣化。

把教育摆得高高在上也可以,但必须有足够的配套措施。“天地君亲师”,教育曾经在“圣坛”上,但必须有一个系统工程予以支撑,否则,这个圣坛就是徒有虚名、名不副实的。比如教师的收入,如果可以达到当地人均工资的两三倍,就必然可以吸引人群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来从事,对教师赋予更多更高的道德楷模功能也就顺理成章。

坚决反对“功利化”。这里的教育功利化并非仅仅指用教育来赚钱,更多的是指教育的培养方向、教育理念过于功利,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等等。既然知识就是力量,那你让我如何解读减负?给学生更多的力量还错了不成?减负成了死结,成了悖论。同时,很多人读完大学还是找不到工作,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极端——读书无用。教育的功利化表面上看是在强化教育,其实走到极端就是反过来的“读书无用”,极大地伤害了教育。

入学,如何公平

伴随着新生注册入学,“择校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去的校园,又面临着一场更为严峻的挑战——分班。择校有很多缘由,有交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面子的问题,但究其本质还是“择师”。由于个人禀赋、职业历练、性格操守,甚至是体制、组织安排等多种原因,就像世界上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也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教师。即使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年级组,都会有官方或民间不同标准判断下的好、中、差。这没什么奇怪的,事物本来如此。家长希望孩子能在所谓好教师的教育下成长,要求分到某某班,这也很正常,谁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问题是这巨大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该怎样解决?

对于家长而言,将自己的孩子“挤”进名校,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够如愿分到所谓名师的班上,并且能和理想中的同学成为同桌或前后桌,坐在老师便于关注又吃不到粉笔灰的位置,才算真正完成了“择校大业”。区域内教育资源一定有优劣,优质资源一定是少数,择校是场残酷的战争。教师一定有高下,按照规律,好教师也不可能太多,分班就更不会轻松。择校挑战的是区域教育不均衡、不公平,分班则是在拷问学校校长、教师的教育思想、公平意识和管理水平。教育部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再次重申,按照随机方式对学生和教师实行均衡编班,严禁以各种名目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编班过程还要邀请家长、社区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参加,接受各方监督。

贵州省也一直进行着积极的探索,2013年4月,贵州省召开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工作视频会,会上提出,从今年开始,全省的招生工作需要严格执行“三查四禁五公开”,力争从源头杜绝“择校”“择师”,用制度保障公平,用机制维护正义,用纪律传递温暖。

“三查”,一是查学生:检查每一个登记注册的学生的户籍和居住情况,户口(居住证)是否在片区内,年龄是否达到了入学标准;二是查班级:学生人数是否在各地区核定班额的控制范围内,是否按照随机方式对学生和教师实行均衡编班,有无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三是查座位:座位的安排是否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分班和座位安排,分班和座位安排决定了一个学生有什么样的同学和求学氛围,对其性格和学业影响很大,甚至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轨迹和路径。在学校,分班和排座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应该由校长亲自来做。

“四禁”,一是禁止入学测试:任何学校、幼儿园不得进行考试、摸底等任何形式的注册和分班前测试和测验,义务教育升学应实行整班交接,高中升学以地方组织的中考为依据,反对“小学化”的幼儿园,更不得在入园前对幼儿的任何质素指标进行了解和甄别;二是禁止跨区招生:可以跨学区入学的,只有进城务工子女和残障学子等特殊人群;三是禁止各类挂钩:严禁将奥数等各类竞赛、评优和特殊身份等与入学和分班挂钩,贯彻学段前“归零原则”,任何一个将要进入新的学段的学子,都要将其视为白纸一张,从零开始;四是禁止违规登记信息:规范学生学籍档案建设,严禁登记学生的家长职务和工作单位,各地要严格遵照执行,严禁超出省制学生信息登记表范围的信息登记。

“五公开”,一是公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监察、督导电话,公开各区、市、县教育局和具体学校的招生业务咨询电话;二是公开各个学校的学区范围,学区范围经区、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在相关网站公布;三是公开跨学区入学人员名单,按照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以流入地为主和以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个为主”原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以跨学区就学,需要特殊照顾的残障学子可以在特殊学校或有条件的普通学校跨学区就读,其余任何学生不得跨学区上学;四是公开县域内教师交流情况,加强城乡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教师交流,便于缓解县域内的择校矛盾,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五是公开招生工作督查报告,开学后各级督导部门对招生工作,尤其是前述要求的落实情况予以督查,并公开督查报告。

开学,十个到位

春华秋实,又一个新学年开始了。扎实做好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体现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幼儿园的教育基本功。2012年我们就在贵州全省提出开学的准备工作要做到“十个到位”,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幼儿园仔细对照检查,确保有序、平安、和谐开学。

环境到位。联合公安、交通、工商、卫生等相关部门,开展学生到校交通状况(含校车)的监测,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杜绝交通隐患;检查校园内外环境的综合治理,排查校园内外饭店、商店、门诊、浴室等服务场所的经营和安全隐患,警惕校外流动人员和部分围墙残破带来的治安和安全隐患;搞好校园环境卫生和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新学期的新气象。

校舍到位。仔细检查教室、宿舍、实验室、文体活动场所、教师办公室、学生社团办公室、学生活动场所和信息化等各类机房、供暖、供排水的准备情况,确保室内设施设备完好、齐备、干净、整洁。

教师到位。要确保科任老师以及行政、后勤、保安、校医等教职员工到岗到位。重点关注特岗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的到位情况及其思想状况。让全体教职员工以饱满的激情和昂扬的状态投入到新学期的工作中。

课程到位。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要求,开足开齐国家、地方、校本课程,关注音、体、美和科学等课程的开设情况;按照课标要求提前准备好教案,保证教学和授课有序进行;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各学校要对新学期的每门课程编制《课程说明书》,简明扼要地阐述课程的学习目标、流程、主要知识点和重点难点,印发给家长和学生,指导学生的学习。该说明书不同于“课程标准”,是教师写给学生看的,表现的是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和把握,传递的是教师的教学思路和要求。

教材到位。主动并提前与教材发行单位对接,确保课前到书。各地要认真检查到书的时间和数量;对照厅发书目检查教材的品种全不全、准不准;检查装帧等方面的质量情况。有任何问题及时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反馈。

膳食到位。确保食堂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提前到位,健康证等相关证件齐全、有效;确保食堂食材料足质鲜,杜绝饮食卫生隐患;确保食堂管理相关制度齐备并上墙,菜单及时公布;实施好农村营养改善计划,把好事办好,让山区孩子切实体会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爱护。

学生到位。做好学生特别是新生的报到注册工作,对未按时报到的学生,要及时与其家长联系和沟通,严格控辍保学;做好转入、转出学生的登记备案工作,完善转学手续;关注学生身体健康,全面体检,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了解其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针对性地开展思想工作,促使学生尽快收假收心,安心学习;校(园)领导要深入每一个宿舍检查学生生活起居的准备情况,铺的、盖的、吃的、穿的、用的都要看看,确保一切就绪。各个学校要印发《校园生活指南》,站在学生的角度,对学生在校的生活和学习进行路线图式的指导,使学生尽快掌握和了解校园生活和学习的程序步骤、绿色通道和注意事项及学校相关设施的操作规范等。

收费到位。加强对新学期收费情况的检查,回答“收没收”“收什么”“收多少”“为什么收”四个问题;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将新学期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批准机关及文号)、收费范围、计费单位、投诉电话等向社会张榜公示,接受社会和家长的监督,坚决杜绝教育乱收费问题。

安全到位。强化校(园)安全意识,重点关注交通安全、校园出入安全、学校设施安全、学校秩序安全、食宿安全、消防安全、师生财物安全和师生心理健康等,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氛围。安全不保,何谈教育!认真落实校(园)安全第一责任人制度。

宣传沟通到位。积极主动向社会和家庭宣传国家和省内的教育改革发展思路,宣传校(园)取得的成绩和改革的新变化、新气象,赢得更多支持;推行“家校一体”的教育思路,把家长委员会建设落到实处,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协调,让家庭成为“共同教育”的正能量;强化教职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不断提高学校民主化管理水平和育人队伍的整体素质;创新针对学生特别是新生的宣传,用生动活泼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学生行为准则和《校园生活指南》,使学生尽快融入集体,投入学习。

谁输在了“起跑线”上?

每到6月,高考的话题总是街谈巷议的热点。有人赶考,有人弃考;有警察轻骑护送,有家人协同作弊;有状元意外花落他校,有作文题目惨遭吐槽;有考好了的,有考砸了的;有兴奋的,有郁闷的,还有疯狂的家长把监考老师打了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高考宛若“世情图”,浓缩了世事沧桑、人间百态,有万千宠爱,也有万千责难;有万般欣喜,更有万般无奈。高考是社会现象的观照,更是教育现状的缩影。今天,高考对个人前途命运、社会治理结构和民族生态延续的深刻影响和巨大改变,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以高考制度为集中代表的现行教育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该出思想和人才的大学,既出不了多少人才,更鲜见独特思想,充其量只是出了些“精致利己主义者”;本应青春飞扬,尽情生长体魄、弘扬个性的高中,只剩下了一个主题词:考试,应试教育将学生培养成考试工具的弊端在这里登峰造极;喊了十多年的素质教育,在小学和初中,不是异化为音、体、美的标签,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自欺欺人。不要谈践行,甚至连什么是“素质教育”都还停留在众说纷纭阶段;“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良好愿望,绑架着学前教育,罔顾最基本的幼儿成长和教育规律,走上了“小学化”的不归之路。可以这样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学生花费数十年美好光阴,恐怕也难以收获正常和理想的教育。

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虽各有特点和侧重,但以人为本,以学生自身的快乐与发展为基本追求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我们的教育,恰恰是在这些根本的目标和追求上发生了偏差。比较中外不同学段的教育,不难看出,学前教育在各个学段中,是差距最大、反差最明显的。一些境外教育人士参观过我们的教育之后都表示:不敢走进幼儿园——看到孩子们小手背着,端端正正地排排坐;看到孩子们手牵手排着队去上厕所;看到做错了事的孩子,在同伴们面前接受老师的训斥;看到孩子们会做算术、能背唐诗、认得外文……真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有一个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故事:1968年,美国一位妈妈状告当地幼儿园,认为幼儿园教会自己3岁女儿26个字母后,孩子再也不能将“O”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东西了,幼儿园应当对这种扼杀孩子想象力的后果负全责。那场官司,家长打赢了,并导致内华达州修改了《公民教育保护法》。原来教会幼儿园的孩子认字,在有些国家竟然是违法的事情。

在德国等国家,幼儿园的孩子们要去警察局,学习辨识和对付坏人;去消防局学习避险和逃生;去商场学习消费和购物;去市政府认识市长和议员。在北欧如挪威等国家的幼儿园,从不给孩子上任何知识课,也从不要求所有的孩子做同一件事情。孩子到幼儿园就是玩、做游戏,在玩和游戏中了解一些文化和传统,懂得文明与礼貌,在玩和游戏中亲近大自然,认识大自然,享受大自然。

再来看看我们的学前教育,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强调纠正幼儿园小学化倾向,可基层幼儿园依然我行我素,“矢志”要把更多的知识和本领交给孩子。汉语拼音、英文字母、唐诗宋词、书法绘画、吹拉弹唱、算术手工、南拳北腿,恨不得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孩子们在幼儿园,甚至是托儿所,学到了很多知识,却唯独没有学习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如何孝敬长辈、礼貌待人,如何感恩社会、亲近自然。学习了知识,丢掉了智慧;学习了技能,忘记了做人;存贮了记忆,丧失了想象;掌握了经验,远离了创新。孩子们不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是被扼杀在了“起跑线”上。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是爱因斯坦的结论——“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能概括世界上的一切。”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1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倒数第一。一个孩子的想象力倒数第一的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高考之病,教育之殇,是不是真的源自学前教育,源自那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伪命题?教育人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了。

学前教育发展的贵州路径

贵州省2012年提出的学前教育“123456”新规程,包括一个目的:健全人格,启迪智力,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二个原则:保育为先,游戏为本;三个到位:人员到位,安全到位,经费到位;四个严禁:严禁推荐和组织征订各种幼儿教材和教辅,严禁教授小学教育内容,严禁以举办兴趣班、特长班和实验班等小众班、“占坑”班为名,进行各种提前学习和强化训练以及超出规定的信息登记,严禁一切形式的小学入学考试;五个提倡:提倡就近入园,提倡公益普惠,提倡个性发展,提倡关爱弱势,提倡家园协作;六个学会:学会微笑,学会观察,学会说话,学会交友,学会家务,学会感恩。其中,“五个提倡”是新规程中最具创新意义的内容之一。

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前教育不仅是国民教育的基石,也是漫漫人生的起步。人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可见幼儿时期的教育对人的一生影响之大。对于教育本身而言,今天所有的不足和困惑都可以在学前教育中找到端倪。教育改革与创新,自然应该从学前教育开始破题。

学前教育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不同的民族和地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选项和认知。有教育工作者抱怨,教育是一个“谁”都可以批评和建议的行当,此话不假,因为教育与每个家庭有关、与“谁”都有关,所以“谁”都想发表一些看法、提出几点意见。“教育小孩子嘛,谁不会?”面对学前教育,貌似谁都有一大堆“正确”的道理。2012年贵州省准备提出发展学前教育的“五个提倡”时,我们从社会上征集来的建议和期望就有五六十个。

大家觉得,学前教育应该有宽敞的幼儿园,应该吃、住、玩配套;应该有合格的教师,男女性别年龄搭配;校车要安全,膳食要合理,玩具要现代,班额不能太大;要有科学的保教计划,最好有艺术氛围;应该有点中国风格,体现传统文化……面对令人眼花缭乱、似乎都有道理的诉求,如何选择?“五个提倡”,凸显了贵州省发展学前教育的思想和理念。

在结构布局上,提倡就近入园。我们希望每个生活小区、居民点都有幼儿园。就近入园,家园一体,园是家的延伸、拓展,家是园的归宿、依托;在空间上要创造“生活即教育”的格局,努力践行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思想。

在建设和运转费用上,提倡公益普惠。政府应该在所有生活小区和居民点,直接投资或引导、组织投资兴建规范的幼儿园。园内不必奢华,园外体现亲民。尤其是公办幼儿园,既然是家的延伸,就要平实、温暖、体贴,反对高高在上,反对考试选拔,反对身份歧视。

在保教方针上,提倡个性发展。强调承认禀赋、接受差异、因材施教,尊重和保护孩子的个性,把个性的发展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标志。推崇这样的教育思想:没有个性的人必是少有创新的人;没有个性的人必是人格欠缺的人;没有个性完整的个体就不可能有全面发展的群体。在学前教育中,大力推行小班化和“一对一”的差别保教,反对让孩子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同样的事情,反对教室的课桌椅像小学一样成行成列摆放。

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提倡关爱弱势。特别关心、关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认真落实“两个为主”的精神,为弱势群体子女提供更好的保教条件;鼓励民办幼儿园在厂矿、乡村和工业园区办园,政府对这类幼儿园给予补助和奖励。关爱弱势体现的不仅是教育的普惠、普及,更是构筑社会公平与良心的底线。

在家校关系方面,提倡家园协作。在强调家园“物”一体化的同时,更重视家园“人”的一体化。在人们普遍把教育视为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专利时,往往忽略了家长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教育的第一责任区不是学校,不是社会,而是家庭。家长的言传身教、家庭氛围的潜移默化,对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影响,远胜过教师和校园的作用。没有家长参与和配合的学前教育,必定“瘸腿”,走不了多远;家长和教师是幼儿教育成长的双翼,缺一不可。因此,我们把家园协作确定为幼儿园工作的基本程序和规定动作,定期督察,务求实效。

学前教育应该提倡什么

学前教育虽然还没有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但由于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启蒙与奠基作用,自然成为国民教育的风向标,集中而简易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教育思想、理念及其价值取向。

一种重视分数、评价手段单一的教育,必定以为任何事物都可以量化,可以考核和测试,从幼儿园开始就将考试和背诵等同于知识和能力;一种迷信经验,辨不清知识和智慧关系的教育,必定以为知识与成功“正相关”,相信“学得越多越成功”,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填鸭式教育,恨不得将幼儿园变成小学;一种在乎输赢,把世俗成功当成人生目标的教育,必定以为人生就是一场比赛,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孩子没有伙伴、只有对手,没有人生、只有竞争;一种相信人才不是来自实践而是出自校园的教育,必定以为人才可以通过考试选拔出来,从幼儿园开始就用“小红花”之类的选拔机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一种害怕创新,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教育,必定以为教孩子听话、多学点知识就是好的,从幼儿园就要求孩子背好手、坐整齐,多听话、少瞎想,多读书、读死书;一种远离多元,喜欢整齐和规范的教育,必定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求所有孩子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同一件事情;一种漠视规律,不承认人有先天禀赋差异的教育,必定从幼儿园开始就只知拔苗助长,而不知因材施教;一种追逐功利,关注产出的教育,必定从幼儿园开始,就把孩子早早“赶上”追名逐利的“战车”……

一种没有温度,欠缺人文关怀的教育,必定不懂得,好的教育尤其是学前教育,应如贵阳夏天清爽的空气,热度、湿度、速度、纯度合适,不冷不热、不燥不湿,不疾不徐、温和中庸,弥漫时空、无处不在,润物无声、普惠众人,可以感知、可以互动、可以嬉戏,在以人为本的关怀中,包裹着、陪伴着、衬托着、引领着孩子走上人生之路。

教育真是千头万绪,说不尽、难道明。教育创新,该如何破题?高等教育的创新无疑需要政府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发力,没有高考制度的顶层设计,基础教育的创新之船也很难驶出港湾。只有学前教育,或许还有留给地方发挥的空间,可有所作为。

2012年,我们提出了贵州省学前教育“123456”新规程,力图给地方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一个目的”,即健全人格,启迪智力,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我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并且把人格的健全放到了启迪智力的前面,以表明我们的教育思想——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不应把智育放在首位。

“两个原则”,即保育为先,游戏为本。通常的提法是保教并列,保育、教育缺一不可。我们有意弱化“教”字,同样是彰显改革创新的立场,强调幼儿园就是孩子们长身体、健人格,玩耍、嬉戏的场所,把教育特别是课堂教育还给小学。

“三个到位”,即人员到位、安全到位、经费到位。任何事业都要依靠人去推动,改革创新更是如此。基层幼儿园之所以“小学化”倾向屡禁不止,原因很多,缺乏合格的幼儿教师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能拔苗助长,还游戏与快乐给孩子的童年,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针对不同年龄、民族、地域和性别的孩子设计出不同的游戏,并且带领他们一起玩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有良好的心态、专业的训练和综合的素质。在推行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今天,幼儿园数量大幅攀升,幼儿教师尤其是合格幼儿教师短缺的问题,必定长期存在;幼儿园男教师的数量,也不会在短期内有较大提升。因此我们提出,在城镇以上的幼儿园,两年内均需配备一名男教师。除了教师短缺问题,安全和经费问题也是当前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没有这两个方面的妥善保障,一个地区的学前教育恐怕走不了多远。

“四个严禁”,即严禁推荐和组织征订各种幼儿教材和教辅;严禁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严禁以举办兴趣班、特长班和实验班等小众班、“占坑”班为名,进行各种提前学习和强化训练活动,以及超出规定的信息登记;严禁一切形式的小学入学考试。“四个严禁”来源于教育部的相关要求,又针对实际增加了新的内容,回应了群众对义务教育择校和公平问题的强烈诉求。

“五个提倡”,即提倡就近入园,提倡公益普惠,提倡个性发展,提倡关爱弱势,提倡家园协作。

“六个学会”,即学会微笑,学会观察,学会说话,学会交友,学会家务,学会感恩。

在幼儿园,学会什么和不该学什么

为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各级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这样,不许那样,但幼儿园应该怎么办、怎么教、教什么,却语焉不详。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要求基层不能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却不明说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只见止禁,未见行令。只说不能、不该,而不给具体的指示和导引,于是下面不知所措,只好惯性而为,维持现状。

2012年,贵州省提出幼教“123456”新规程,旗帜鲜明地在全国首倡“六个学会”,及时全面地回答了幼儿园杜绝“小学化”倾向之后如何教、怎么办的问题。

学会微笑。科学研究表明,微笑的表情不仅可以对他人产生积极友善的暗示,改善、优化人际关系,而且还能促进自身的身心健康和智力水平提高。我们要求幼儿园教师把微笑作为习惯来养成,见到人要马上微笑,开口前先微笑,进入一个房间或面对新的人群、环境前用微笑引领自己。在不同的年龄,推行“微笑操”,在幼儿园学,离园后练。

学会观察。任何伟大的科学发展都起源于对细微事物的好奇。没有好奇心,就没有人类对自然奥秘的不断探索和研究。可以说,好奇心是人类进步和创新的动力。连接好奇心与周遭社会的,就是观察。没有细致敏锐的观察力,任何人的好奇心都无法持续,更不能结出科学认识的真理之果。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大多是通过长辈、书籍、电视、电脑、手机等介质,直接观察的冲动和机会越来越少。欠缺观察的人生启蒙,让孩子感受不到自然的活力与馈赠,体会不到人间的真情与关爱。这样的人生,恐怕更多的是冷漠。观察训练是幼儿园启蒙的基础。早晨起床时自己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周围的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天气如何,上学路上看到了什么,幼儿园的环境有什么变化,哪个同学最精神,老师开心吗……从这些细微处,培养和巩固孩子的好奇心和观察力。

学会说话。人一出生就开始咿呀学语,可往往终其一生也没能把话说好。不是辞不达意、不知所云,就是言不由衷、传播失真,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说了一堆。古今中外,因言成事者有,因言获罪者也有。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幼儿园要组织孩子逐步学习和体验说话的技巧,有体验才会有真情实感。

学会交友。教育的本义在于实现个人从“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会人”基本的特征是:他不是一个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与其发生联系的,不仅有自然界,更有他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同事伙伴等。幼儿园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个窗口,应让孩子先学会与小朋友相处,懂得关爱和妥协,懂得感恩和付出;应引导孩子合理表达自己与他人相处时的内心感受,养成阳光的性格;应鼓励孩子主动帮助他人,善于发现他人的闪光点。

学会家务。家务劳动应该是最便易的习惯养成。孩子们学会家务劳动,可以为父母家人提供一些家务服务,也可以向父母表达感激和敬意。在家务劳动中,孩子们不仅收获了技能和习惯,还建立了良好的亲子关系,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幼儿园要结合园内实际和孩子的体能状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家务劳动练习。

学会感恩。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是不断接受自然界和他人恩惠、帮助的过程,也是不断地为自然和他人付出的过程。这就是人与周遭的关系,我们既得益于周遭,又反过来给周遭以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能量,也可能是负能量。正能量是鼓励,是温暖;负能量是破坏,是伤害。是否是正能量,在于我们有没有心怀感恩地接受周遭的馈赠。感恩之心将决定你回馈给自然和他人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从小传播正能量,就是要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

孩子们如果学会了微笑,学会了观察,学会了说话,学会了交友,学会了家务,就明白了自己与自然、与家人、与他人的关系,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周遭的人和物都要和睦相处,互相感恩,如此,孩子才会有更圆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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