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安局大陆情报七处二室对滞留在大陆的军官，有一个完整的名单，马奇涛就在其中183名之间。
这天是公元1965年5月12日，台湾所谓“对大陆滞留军人联络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个人曾是军统重庆渝特区处长。他就是董央。董央把这批人员的名单拿在手上时，窗外的阳光慢慢地射进来。这样站了好一会，他走到电话机前，直接就开始说话，办公室的电话都是脉冲电话。
“喂，电台吗？请找一下黄小姐接电话。对，好的……”
他的表情严肃，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当他听到电话里的说话声时，仍是一副严厉的样子：“黄小姐吗？我是……几天怎么没有听到你们的广播？是什么原因？请迅速上报给安全局七处，他们有人管这个事。好就这样吧！”
台湾特工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着手这样的工作，即使派往大陆的情报人员一再失误，但为了营救出像马奇涛那样的高级将领，仍不遗余力。
当天夜晚11点钟左右，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声从台湾发出，目标就是广阔的中国大陆。这个用超短波发射的电波从台湾海峡飞翔到了对岸，像一只黑色的蝴蝶在96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漫游。每天夜晚夜深人静的时侯，沈小姐甜美的嗓音就不期限而至地来到——重庆杨家坪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僻静杨家坪。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广播电台，波长……频率……”
然而这个中国重庆杨家坪城乡结合部的小巷里，一个极不引人注目的鸡毛巷的陋室破屋里，马奇涛在收听收音机，他戴上耳机在收听海峡对岸传来的声间。没有人注意这个僻静的郊野。现在，鸡毛巷离重庆动物园一墙之隔，园内的狮虎猛兽安静地睡下了，地域宽阔的重庆鸡毛巷里寂静无声，谁也没想到在这个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地除了猛兽和禽鸟之外，还潜藏着我们的敌人。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从湖广填四川来的老一辈从来没有看见过汽车，更别说火车。一到夜晚，万籁俱寂，这里的乡民从来都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用一句当地人的话就是：“早晨听鸟叫，白天听鸡叫，夜晚听卢玉飞叫”。虽然没有人听到台湾“自由中国之声”，台湾情报机关仍未放弃对大陆的宣传渗透，每天深夜总有人铤而走险，悄悄打开收音机，躲藏在铺盖里听。
1965年5月26日清晨7点27分，一列从香港九龙永红保宁球俱乐部开往罗湖桥的火车进站了，火车上下来一个头戴解放帽手上提着包的青年男子。这个人从容地在一个小餐馆用过餐，转乘乘一趟去香港九龙永红保宁球俱乐部的火车，一路上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就要到达香港九龙永红保宁球俱乐部的前一个车站，青年男子突然转到火车上的厕所里换了装，戴上了一副男人。他手里的包仍然在手上提着，但头上的蓝布帽子不见了。
三天后，这个神秘的青年男子抵达了大西南的重庆。
1965年6月1日，也就是国际六一儿童节当天，青年男子来到了重庆远郊的松林泉公馆，他背着手站在一溜儿青石台阶下朝公馆的一幢红瓦楼眺望。远远地站着一个人，注视着他的的行踪。公馆与他想像的有了很大的距离，已经看得出马奇涛雨斑驳的痕迹，一只鸟儿停在红瓦楼的房檐上。他慢慢地往上走，一直走到屋子的雕栏边。一道红漆斑斓的双扇木门挡住了他的去路。这幢楼早已空无一人，到处蛛网密布，一根在天空中一丝不动的电线还伫立着。
这个人转到楼的后院，仔细寻找，终于发现了左则檩柱的边缘处的东西，他转过头来左右观察了一会，然后蹲下身来用小刀轻轻将一块指甲大小的石头从缝里掏出，取出一张小纸条。他来不及看纸条，立即转身离去。
当天夜里12点过，这个人在一间旅社里打开那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这样一行小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为浣女，道动下渔舟。
马奇涛看过这首小诗，不明其意，便返回了杨家坪。
到了下半夜，马奇涛钻进了被窝，轻轻打开一架袖珍收音机，开始收听信号。一会，果然从海峡对岸传来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他心头一阵惊喜，连忙把音量调到最低。他听到了：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广播电台，107号同志请注意了，107号同志请注意了，我们已知道你已安全地达到目地地。现在请你告近我们你的位置？……再播报一遍，107号同志请注意……”
马奇涛斜躺在床上，被窝里很暧和，一架巴掌大的收音机捂在被窝里，一个来自海峡对岸上的女声在说话。这个久违了的声音，让他激动不已，可又怕有听见，连忙走身又去窗台边听了一会，才又回到床上。这时时钟已奔向凌晨3点，寂静的夜色里，偶尔听到一二声猫在瓦屋上急走的悉簌声。马奇涛收听完电台广播后，然后又开始与台湾情报机关联系，他来到楼上的阁楼，钻进一间只容一个藏身的木板空格里，打开收发机，调好频率，对准波长，一个手指轻轻按动键盘。一会儿，神秘的电波便通过湛蓝的夜空传到了海峡对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