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英国启航的某次航行中，我曾遇上一队受护送的商船前往西印度群岛。当时天气异常平静。一只只船竞相扬帆，以便赶上一阵有利的微风，直到船体几乎被漫天的帆布遮住。随后微风随落日一起消失，晚霞照耀在上千只帆上——它们无不懒散地拍打着桅杆。
我为这样的美景十分高兴，预料会一帆风顺。但是经验丰富的船长摇摇头，断言这种翠鸟（注：一种神话中的鸟，人们认为它即是翡翠鸟，据说当它冬至期间在海上筑巢时，具有平息风浪的力量。）似的平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事实证明如此。晚上突然刮起了风暴，大海汹涌咆哮着。破晓时，我发现不久前还雄伟壮观的船队凌乱地四处分散，有的桅杆折断，有的即使没有张帆也在向前飞奔，许多船只发出危难的信号。
从此，商界里那些平静、明媚的季节——即人们所知的“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时时让我想到这一情景。它们必定是贸易中的暴风雨前的平静。这个世界（注：指商界。）时而会遇到一个这种欺骗性的季节，此刻所谓的“信用计划”发展到极端程度，人人彼此信任。呆帐是从未听说过的。通向可靠而迅速的致富大道宽敞明显地呈现在眼前。由于借款容易，所以人们在诱惑之下大胆地向前猛冲。
不无心计的人之间交换的期票（注：到规定日期才能领取商品或货币的票据。），在银行大打折扣，银行又让许多造币厂将一个个承诺铸造成金钱。（注：意指财富不是靠生产创造得来，而是采取华而不实的承诺。所以这样的财富是虚假的。）由于人们的承诺无穷无尽，因此大家不难认为，所约定支付的大量资金不久将流通起来。每个人现在嘴上说的钱都数以千计。你听到人们说的话全是巨大交易，有大笔的不动产在买卖，每一笔转让的资金都极其庞大。自然，这一切至今只存在于承诺里。不过相信承诺的人把总计的金额看作是可靠资本，为公众的财富数额之大惊讶万分，因为“社会处于空前的繁荣状态”。
如今投机取巧、满怀梦想或工于心计的人有了机会。他们向无知者和轻信者讲述自己的梦想与计划，用金色的幻想把那些人弄得眼花缭乱，让其疯狂地去追逐一个个影子。一个榜样刺激着另一个榜样，一项投机买卖引起另一项投机买卖，一种泡沫计划产生另一种泡沫计划。每个人都在帮着把风中的上层建筑吹胀，并为他所参与引起的巨大的通货膨胀而惊讶。
投机是贸易中的浪漫行为，它对所有严肃的现实情况不屑一顾，使股票经纪人成为魔术师，股票交易所成为施展魔术的地点。它使商人成为某种游侠骑士，或更确切地说是商业中的堂吉诃德（注：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喻指狂热的空想家，侠义的人。）。缓慢可靠、比例适当的利润，在他眼里不足挂齿。任何“经营”，如果不是从投资中获得两倍或3倍的回报，便被认为不值得关注。任何不能让人马上赚钱的生意都不值一做。他坐在那儿面对账本沉思，笔插在耳朵上——就像拉曼查（注：原文为LaMancha，待考。）的主人公坐在书房里，面对富有骑士精神的书籍梦想着。他那积满灰尘的账房在眼前渐渐消失，或者变成一座西班牙的矿藏。他寻找钻石，或者潜入海里寻找珍珠。与忽然出现在他想像中的充满财富的地方相比，阿拉廷（注：神话《一千零一夜》中寻获神灯和魔指环的少年。）的地下花园无足轻重。假如这种幻觉永远持续下去，那么商人的生活的确是个金色的梦想；然而它虽然光辉灿烂但却是短暂的。只要出现疑问，“空前繁荣的季节”就将告终。语言的创造被突然削弱。（注：指没有了过多天花乱坠的承诺。）承诺的资金开始化为乌有。随即出现惊慌，整个建立在信用之上、由投机买卖扶持起来的上层建筑，转眼夷为平地，只是留下一堆残骸：
“梦想便是由这样的东西所构成。”（注：语出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因此，当一个商人处处听到突然获得财富的传言；当他发现银行慷慨大方，经纪人忙碌不已；当他看见投机者们为一张张纸币兴奋得脸红，充满计划和冒险；当他察觉人们更倾向于购进而非卖出；当贸易溢出其通常的水道，四处泛滥；当他听说商业冒险出现在新的地区，远处有了将商品统统买下的交易中心和流出金子的矿藏；当他发现各种股份公司组建起来，铁路、运河、机车蒸汽机从各处产生；当游手好闲的人忽然成为商人，冲进商业游戏，就像他们卷入法罗（注：一种牌戏，游戏者对庄家一组牌中的顶张下赌注。）桌上的冒险里一样；当他注意到街上闪耀着新的装备，一座座豪宅在投机的魔法中变出来；生意人为突然的成功激动不已，竞相挥霍炫耀；一句话，当他听见整个社会都谈论着“空前繁荣”的话题时，让他把这一切看作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吧，并为即将来临的风暴作好准备。（注：此段话和此篇文章，对当年世界上出现的金融危机不无参考价值。）
下面我将向公众作一番叙述，讲讲整个商业史上出现过的、用愚蠢办法获利的最难忘的例子之一，而上述言论只是一个序幕。我指的是有名的“密西西比大计划”。此次重大事件已经转化为一则箴言，人人都在谈论它，不过10个商人中大概没一个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我想，眼下我们遭受着信用计划的严重影响，正从其一个毁灭性的幻想中恢复过来，这时对它作一个可信的说明既有趣又有益。
在进入这个有名的幻想故事前，应该讲一讲引发这个故事的人的一点具体情况。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注：英国苏格兰首府。）。他父亲威廉·劳是个富有的金首饰商，给他留下了价值可观、被称为“劳里斯唐”的不动产，位于离爱丁堡约4英里远处。那时候，金首饰商有时也当银行老板，在这种情形下，父亲最初或许把这个年轻人的思想转到了算计术上面，他对此变得非常精通。所以年纪轻轻的他就颇善于玩各种合并联盟（注：此处指意在取得不法商业利益。）的把戏。
1694年他来到伦敦，由于相貌英俊，说话从容自如，善于奉承，所以他在最重要的圈子里受到欢迎，获得“花花公子劳”的绰号。同样，这些个人的优势，使他在对女人献殷勤方面也取得成功，最后他卷入了与“花花公子威尔逊”——那是他在时髦方面的对手——的斗争，并在决斗中把对方杀死；然后他逃往法国，以免被起诉。
1700年他回到爱丁堡，在那儿呆了几年。这期间他首次提出重大的信用计划，指出通过创办银行来弥补资金不足——按照他的观点，银行可以发行一种与整个王国的不动产相当的纸币。
他的计划在爱丁堡引起巨大震惊。不过，虽然政府于金融知识方面尚不够丰富，难以发现那些谬误——劳的计划即建立在这些谬误之上——但苏格兰人的谨慎与怀疑替代了智慧，他的计划遭到否决。就英格兰议会而言，他也同样失败。加之威尔逊之死那次致命的事件仍然威胁着他——他从来没因此获得宽恕——所以他再次去了法国。
法国的金融事务当时处于可悲境地。路易十四（注：路易十四（1638－1715），曾任法国国王，建立绝对君权，企图称霸欧洲。）时期的一场场战争，他浮华而奢侈的生活，以及他对整个最勤劳的臣民的宗教迫害，耗尽了国库，使得国家债台高筑。但老君王仍然紧紧抱住其自私的豪华生活不放，无法让他削减庞大的开支。财政大臣智穷计尽，为了继续维持王室的堂皇浮华，使国家摆脱困窘，他被迫想出种种造成灾难的权宜之计。
在这样的情形下，劳斗胆提出他的金融计划。它建立在英国银行的计划之上，而这一计划已经成功运行几年。他直接受到奥尔良（注：法国中部城市。）公爵的赞同和认可，后者娶了国王的一个私生女。先前，英格兰曾因安妮（注：安妮（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代君主。）和威廉（注：威廉（1650－1702），这里应指威廉三世，英国国王（1689－1702）。）的战争而负债，其数额超出了眼下法国正不堪重负地为之呻吟的数额；但英格兰却轻易地承受住了公债，这使公爵感到惊讶。不久劳将整个情况向他作了解释，令他满意。劳认为，那是一个能够给国家源源不断创造无限财富的手段，可英格兰却刚一开始就打住了。他描绘出一幅幅辉煌壮丽的景色，进行着一个个华而不实的论证，公爵被弄得眼花缭乱，以为自己无疑理解了他的计划。法国总审计长德马雷兹可没那么容易受骗。他断言说，劳的计划比政府至此被迫采取的任何灾难性的权宜之计更有害。老国王路易十四反感所有改革，尤其来自于敌对国家的改革，因此创办银行的计划被彻底否决。
劳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由于一表人才，举止大方，善于变通，加之又创立了“法罗银行”（注：应由上述“法罗”牌戏引申而来。）游戏，所以过着富足快乐的生活。随后警察局中将达让桑派人带信来，命令他离开法国，宣称他“他太精于自己引进的游戏”；他的快乐生涯由此终止。
在以后几年里，他从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个邦迁到另一个邦，每到一个宫廷都要提出他的金融计划，但都不成功。萨瓦（注：法国东南部地名，古为一公国。）公爵维克多·阿马德乌斯——后来当上撒丁岛（注：意大利在地中海上的一大岛。）之王——为他的计划深深打动，但考虑一些时间后回答道：“我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毁灭自己。”
劳狡诈、冒险的生活，他那种似乎模棱两可的生活方式，他输赢很大、并且总是大获成功的赌博，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笼罩上令人猜疑的阴云，也让他受到半商业化、半贵族化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注：意大利西北部的州及其首府。）的地方长官排斥。
1715年的事件让劳又回到巴黎。路易十四驾崩，路易十五还只是个孩子，在他尚未成年期间奥尔良公爵作为摄政王（注：当名义上的君主未达法定年龄、不在或无能时统治国家的君主。）掌管着政府。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
各个同时代的人对奥尔良公爵有着不同的描述。他似乎天性很好，但却因不良的教育而堕落下去。他中等身材，随和优雅，面容和蔼，举止坦然友好。他与其说思想深刻，不如说敏捷精明。他那敏捷的智慧和超凡的记忆，弥补了勤学苦读方面的不足。他的才智能够迅速即时地体现出来。他善于轻松愉快、准确恰当地表达自己。他有着生动鲜明的想象，性情乐观豁达，颇有胆识。他的母亲是奥尔良女公爵，她怀着愉快的心情描述他的特性。“在他出生时，”她说，“仙女们被邀请到场，每人都赋予了我儿子一种才能，这些才能他都拥有了。不幸的是，我们忘了邀请一位老仙女，她最后到达，大声说‘他拥有所有才能，只是不能好好利用。’”
如果教导恰当，这位公爵会真正变得非常了不起。但是年幼时他受到迪布瓦神父的监护，那是一个极其狡猾卑鄙的人，靠玩弄诡计得到显要的地位和权力。神父出身卑微，显得可鄙，完全没有道德，极为不忠。不过他说话善于巴结奉承，为人随和，对其他人的种种不端行为都能宽容。他意识到自己与生俱来的卑劣，道德准则堕落，邪恶得以助长，这些对弟子产生了不良影响；他自我贬低，以免让别人鄙视。
遗憾的是他成功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拉皮条般的人，把那些极端的东西加进了早期的行为准则中，从而使摄政王的成年受到玷污，让他的整个政府管理放肆起来。他喜欢寻欢作乐，而那些本来应该予以阻止的人却鼓励和纵容，从而使他在感官享乐上放荡不羁。他受到的教育是，要对最严肃的责任和最神圣的约束不屑一顾，把美德变成玩笑，把信仰仅仅看作是伪善。他是个冒失的厌恶人类者，对人类有一种极端而嬉戏似的鄙视。他相信面对利益时，最忠实的仆人也会成为敌人；并坚持认为一个正当的人，就是能够巧妙地把自己相反的一面隐瞒起来的人。
他身边有一群像他一样风流放荡的男人，他们在路易十四后来那些伪善的日子里，摆脱了所受到的制约，完全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个摄政王在处理完公事后，便关起门来，把所有更加严肃的人和有关事情统统排除在外，以便进行最为陶醉、最为令人厌恶的狂欢。在那儿，淫秽与亵渎成为谈话的调料。他给在狂欢中放荡不已的人，起了一个他的“车轮”（注：原文为法语。）的名称，其字面意义是用刑车处死者（注：英语break sb.on the wheel，指“用刑车处死某人”。）。无疑，这是意指他们堕落的品质和糟糕的命运；尽管有一个同时代的人断言，它表明了他们多数人应该受到的惩罚。在摄政王的一次晚餐上德拉布兰夫人曾在场，她对主客的言谈举止感到作呕，在餐桌上说上帝创造出人之后，拿起剩下的废弃泥土做了侍从和君主的心。
这便是此时主宰着法国命运的人。劳发现他充满困惑，因为财政处于可悲的状况。他已经损害了货币制度——将硬币收回去重新压印，然后予以发行，有名无实地增值了五分之一；这样他就诈取了国家20%的资产。所以，对于任何可能使他摆脱财政困难的措施，他都不可能小心谨慎。他甚至被牵着鼻子走，听从国家破产这一残酷的选择。
面对这些情况，劳自信地提出他的银行计划，即付清国债，增加国家收入，同时减少税金。他提出如下理论，以此向摄政王推荐他的计划。他指出，银行老板或商人所享有的信用，可以使其资产增加10倍。就是说，拥有1000里弗（注：古时的法国货币单位及其银币。）资产的人，如果拥有足够信用，那么他可以将自己资金的交易额扩大到100万，从中获得那么多的利润。同样，一个能够将王国所有流通硬币吸收到银行的国家，将会是强大有力的，仿佛它的资产增加了十倍。一定要通过存款而非借款或征税的方式，将硬币收回银行。这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实现：要么唤起人们的信赖，要么发挥权威的作用。他说，已经开始采用一种办法了。每次国家要重铸货币时，它都一时成为所有收回的货币——它们属于该国国民——的托管者。他的银行将实现同样的目的，即，接收王国所有硬币存款，并用纸币作为交换——纸币有着不变的价值，同时会产生利息，是一种见票即付的票据，它不仅替代了硬币，而且证明是更好、更有利的流通货币。
摄政王急切地抓住这个计划。它与其大胆鲁莽的性情和贪婪放纵的行为相吻合。这倒不是说，他完全成了劳那些徒有其表的计划的受骗人。不过他仍然像许多其余的人一样，不精通金融的奥秘，易于把货币的成倍增加误认为是财富的成倍增加。他不明白在交易过程中，货币仅仅是一种媒介或工具，只代表着不同的工业产品的价值；硬币或钞票以流通货币形式加大发行额，只给这样的产品相应地增加了虚假的价值。劳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利用了摄政王的虚荣心。劳让摄政王相信，对于高级的金融理论他比别人认识得更加清楚，而这样的理论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劳经常声称除摄政王和萨瓦公爵外，没有人能充分理解他的计划。
无疑，这个计划受到摄政王的高官诺阿耶公爵（注：指诺阿耶公爵第3（1678－1766）。）与德安格索大臣（注：德安格索（1668－1751），法国大臣。）极力反对，并且法国议会也给予了同样强烈的抵制。然而，劳得到一位虽然隐秘但却有力的助手，他就是迪布瓦神父，此人在摄政时期掌握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对摄政王的思想产生着有害影响。这个老谋深算的牧师，既野心勃勃又贪婪无度，他从劳那里得到大笔大笔津贴，因此在许多最为恶劣的行为中极力相帮。就眼前这一事例而论，他即设法帮助劳，努力促使摄政王将大臣们和议会的所有抗辩驳回去。
所以，1716年5月2日，劳获得了专利特许证，建立起一家集储蓄、贴现（注：以未到期票据向银行通融资金，银行扣取自提款日至到期日的利息后以票面余额付给持票人。）和流通为一身的银行，其商号名为“劳-公司”，经营期限为20年。资产确定为600万里弗，分成若干股，每股500里弗——它们将被出让，其中摄政王贬值的硬币占25%，公共有价证券占75%，当时它们的票面价值已大打折扣，数额总计达1900万。银行表面的目的，正如特许证中所说，是要鼓励法国的商业和制造业。银行的金路易（注：法国古金币名。法国大革命后发行，相当于二十法郎。）和克朗（注：在某一面上印有王冠或戴着王冠的头像的硬币。）将始终保持同样的标准值，其到期应付的账在要求支付时也将兑现。
最初，银行的交易被限制着，其纸币确实体现了硬币的价值，因此似乎银行实现了所有的承诺。它迅速赢得公众的信任，货币得以广泛流通，商业活跃起来，而这在路易十四不良的政府统治下是不曾有过的。由于银行券含有利息，并保证其价值不会改变，而且有关方面又巧妙地暗示说硬币将会持续贬值，所以人人都急忙赶到银行用金银换取纸币。于是存款的人群大量增多，他们变得非常迫切，以致银行门口出现了拥挤争斗的情况，大家产生出一种可笑的惊慌，好像有不被接纳的危险。当时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有个银行职员带着不祥的微笑，对拥挤的人群大喊：“耐心一点，朋友们。我们打算接收你们所有的钱。”这一声明最后得到了可悲的证实。
这样，通过简单地建立一家银行，劳和摄政王便为进一步实现更复杂的计划——它们至此对公众隐瞒着——有了信任上的保证。不久银行的股份大大上升，其流通中的纸币超过了11000万里弗。一项精明的政策就使银行受到贵族的欢迎。几年来路易十四一直征收10%的所得税，现在他敕令该税收于1717年终止。特权阶层对此项税收极其反感，在目前灾难性的时刻他们担心税收增加。然而，由于劳的计划得以成功实施，这一税收被废除了，如今在贵族和神职人员当中人们听到的只是对摄政王和银行的赞美。
至此一切进展顺利，假如银行券计划没有进一步扩大，一切还会继续好下去。但是劳在他的计划中，尚有最为宏大的部分需要实现。他必须打开投机事业的理想世界，即拥有无限财富的“黄金国”（注：原文为西班牙语。最初指早期西班牙探险家想象中位于南美洲的黄金国。）。为了支持他们的银行交易，英国人引入南海（注：指南半球诸海洋或南太平洋。）庞大的虚假贸易。劳则寻求将整个密西西比的贸易引进来，以此作为其银行的有力辅助。在这个名义之下，不仅包括了所谓的密西西比河，而且包括了所知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广大地区——从北纬29度一直延伸到加拿大北纬40度。这片地方由路易十四特许给克罗扎特（注：克罗扎特（1655－1738），1712－1717年间法属路易斯安那（新法兰西）的第1位拥有私人财产者。）先生，但他在别人劝说下放弃。按照劳先生的请求，1717年颁发了创办一家商业公司的专利特许证，以便对这片地方进行拓殖，垄断其贸易与资源，以及与加拿大的海狸或毛皮交易。公司称为“西方公司”，不过“密西西比公司”更为人所知。其资产确定为1亿里弗，分成利息为4%的若干股，作为公共证券进行认购。由于银行将与公司合作，摄政王便下令在所有公共收入的支付中，其纸币要与硬币一样被接受。劳被任命为公司的主管，它完全是牛津伯爵（注：应指牛津伯爵第1（1661－1724），英格兰政治家。）成立于1711年的南海公司（注：历史上出现过一次有名的“南海骗局”（也称“南海泡沫”）——1720年使大批英格兰投资家破产的一次投机狂热。南海骗局以南海公司为主角。）的复制品，那家公司以疯狂的投机买卖把整个英格兰搞得发狂。劳用相同的方式，在令人难忘的计划中描绘出一幅幅使人迷惑的美景，说在南海地区将开展十分有利可图的贸易；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壮丽的前景，说在拓殖的路易斯安那会赚到大量财富——那儿被描绘成名副其实的希望之乡（注：语出《圣经》，也称乐土、福地、天国。），能够产出各种最珍贵的东西。有人还极其隐秘狡诈地传言——仿佛只告诉“少数的选民”——说最近在路易斯安那发现了金矿和银矿，保证会让最先的购买者很快发财。这些秘密的传言当然不久即众所周知。刚从密西西比返回的旅行者也予以证实（他们无疑被收买了），他们看到了所说的矿藏，断言比墨西哥和秘鲁的更丰富。不仅如此，为让公众相信还提供了视觉上的证据，即运往造币厂的金锭，似乎它们刚从路易斯安那的矿山中弄出来。
为推行殖民进程，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一项法令得以颁布，以便招募和运送前往密西西比的殖民者。警察也予以相助。巴黎和各省城街道上与监狱里的各种乞丐、流浪汉一扫而光，他们被送到哈弗-德-格雷斯。约有6千人挤进船里，而对于他们的健康或住宿问题并没采取任何预备措施。开矿所特有的种种工具被当众炫耀卖弄，然后放到一只只船上。整个队伍开船出发了，前往传说中的黄金国——它将证明是大部分可怜的殖民者的坟墓。
德安格索大臣是一位正直诚实的人，他仍然高声反对劳推行的银行券计划和殖民计划，在描绘它们引起邪恶、让私人蒙受不幸和公众倒退、道德与行为堕落、流氓与阴谋家得逞、财富毁灭与家庭破裂方面，颇有说服力和预言性。在财政大臣诺阿耶公爵的鼓动下，他反对得更加强烈；前者对于劳日益左右着摄政王的头脑感到嫉妒，但他在反对中又不如德安格索大臣真诚。他们两人在摄政王心爱的金融计划的道路上，弄出种种麻烦来，并且对议会的反对予以支持，这让摄政王很伤脑筋。对于摄政统治时期的弊端和劳的计划，议会越来越反感，甚至把抗议书送到了君王脚下。
君王决定排除掉这两个大臣，他们要么出于真诚要么玩弄手段干扰他所有的计划。因此，1718年1月28日他解除了德安格索大臣的职务，将其放逐到自己乡下的庄园。不久诺阿耶公爵财政大臣的职务也被免除了。议会对于摄政王及其措施的反对日益强烈，它意欲在行政事务上与摄政王拥有同等权力，并根据法令，声称要中止摄政时期的一项法令，制定新的货币制度，改变流通货币（注：尤指流通纸币。）的价值。不过它主要的矛头是针对劳的，他是个外国人和异教徒，被多数议员看作是个罪犯。事实上人们对他怀有的敌意很深，甚至采取秘密措施调查他的腐败行为，搜集于他不利的证据。议会还决定，如果搜集到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怀疑没错，那么他们将让人把他抓住并带来，对他进行简短的审讯；如果证明他有罪，他们将把他在宫殿院里绞死，然后打开大门让公众看到他的尸体！
劳得到自己有危险的暗示，极度惊恐。他躲在摄政王住的皇宫里，恳求保护。议会毫不动摇地进行反对，这使摄政王本人也感到为难；议会除了要求颁布一项法令，让他的大部分公共措施——尤其是金融措施——都得到扭转外，根本不考虑其他的办法。摄政王犹豫不决，一时让劳极度恐慌和焦虑。最后，通过召集司法委员会，并有国王绝对的权力相助，摄政王才终于战胜议会，从而使劳消除了被绞死的恐惧。
这项计划现在一帆风顺了。与银行融为一体的“西部”或“密西西比公司”，在势力和特权上迅速增长。它得到一个又一个垄断权：印度海域的贸易，与塞内加尔和几内亚的奴隶贩卖，烟草的种植，国家的货币制度，等等。每个新的特权都成为发行更多钞票的托辞，引起股票价格猛涨。最后，在1718年12月4日这天，摄政王给予了银行冠冕堂皇的称号——“皇家银行”，宣布他促成了所有股票的购买，并将其收益增加到银行的资产中。这项措施，似乎比任何其它与计划有关的措施更让公众震惊，使得议会十分愤慨。法国一直习惯于把一切高贵、高尚和庄严的思想，与帝王的名字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路易十四威严堂皇的统治期间——所以最初他们简直不忍想到，王权竟然会在任何程度上与交易和金融的事搅和到一块，君王竟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银行老板。然而这是一个退步，王权因此失去了它在法国那种令人迷惑的辉煌，在公众心里渐渐失去威信。
此时开始采取专断的措施，强行让银行券人为地进入流通。12月27日颁布了一项枢密令，禁止任何超出600里弗的交易用金或银支付，违者重罚。这项法令使银行券在所有买卖交易中必不可少，并且还要求发行新的纸币。时时有人躲避或反对这一禁令，结果是财产被没收。告密者受到奖赏，间谍和奸细在国内各行各业冒了出来。
这个虚幻的计划最糟糕的影响，在于全国上下的人都疯狂地一心想发财致富，或者说想在股票上赌一把。由于受到虚假报告激动人心的影响，加之有政府法令的强制作用，公司股份的价值持续上升，直至达到130%。如今人们谈论的只是股票价格，以及幸运的投机者突然赚到大量钱财。那些受到劳蛊惑的人，又千方百计去蛊惑别人。人们放肆地做着最极端的美梦，梦想着财富源源不断从殖民地、贸易中和各个垄断买卖中流入公司。不错，上述遥远的财富来源，即便产出丰富，至今什么都还没有实现，将来什么时候也不会实现。但是投机者们的想象总是走在前头，而他们的臆想又马上被转化成事实。现在虚假的报告被人口口相传，说财富之道必定会突然打开。谎言越是放肆，越是容易被人相信。怀疑就要招致愤怒，或者引起嘲笑。在众人都迷糊不清的时候，要对一个流行的谬误产生疑问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巴黎现在成为吸引冒险家和贪婪者的中心，他们不仅从各省而且从邻国蜂拥而至。在坎凯波克斯街的一座房内设立了证券交易所，它立即成为证券交易投机商聚集的地点。交易所7点开门，又是敲锣又是打铃，晚上关门时同样如此。在街道的两端都设有保卫，维护秩序，同时禁止车马进入。整条街一天到晚人群拥挤，犹如蜂窝一般。人们贪婪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易活动。股票不断转手，其价值一路上升，谁也不知为什么。转眼间你就赚了钱，仿佛变魔术似的。每一笔幸运的交易都促使周围的人更加不顾一切地抛出骰子。大家的狂热持续着，虽然一天快要结束了，但这种狂热却有增无减。晚上敲响锣打响铃将要关闭交易所时，人们发出急躁和失望的叫声，好像抓阄转轮正要转到最有运气的地方就被突然阻止了。
为了让所有阶层都卷入到这个毁灭性的旋涡里，劳这时将5千万股票分成每股100元。这样，好像把彩票进行分离化小一般，风险被降到连钱财最微不足道的人都能承受了。于是社会被鼓动起来，把钱全部投入到股票上，连最低级的投机分子都急急忙忙赶向股票市场。所有诚实正当、需要勤劳的职业，以及稳当适度的收益，如今都受人轻视。财富转眼就要获得，不需要付出辛劳，也不需要节省。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唯利是图方面同样卑鄙。地位最高、势力最大的贵族们，放弃了所有高尚的职业与目标，卷入到这场争夺鲸群的可耻混战中。他们甚至比下层阶级的人更卑鄙，因为有些人身为摄政王政务会成员，滥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采取各种措施让他们手中持有的股票升值，从而大获盈利。
波旁公爵、孔蒂亲王、德拉·福斯的公爵们和但安丁，在有名的证券投机商中名列前茅。他们获得了“密西西比巨头”的绰号，对这个含有嘲笑意味的称号一笑置之。事实上，在新的激情支配下，通常的社会声望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银行，才能，军人的名誉，都不再受到尊重。一切对他人的尊敬，一切自尊，在股票市场唯利是图的争夺中统统给忘记。即使高级教士和教会的种种社团，也都忘记了所奉献的真正目的，而是卷入到玛门（注：贪欲之神，财神。）的信徒当中。在编造适合于自己贪婪意图的条例时，他们并不躲在那些行使民权的人身后。随即有了神学上的裁定，在这个裁定中，由教会发起的反对高利的诅咒，被简便地解释为并不牵涉到银行发行的股票交易上！
迪布瓦神父满怀着一个使徒的热情，进入到股票买卖的秘密活动中，由于从轻信者身上夺得战利品而大发其财。并且他继续从劳那里抽取大笔钱，作为其政治影响的报酬。他对国家背信弃义，在从事赌博性的投机交易期间把大量金银钱币转移到英国，贮存在皇家金库中，从而使贵金属随后出现匮乏的现象。
女人们也加入到这种肮脏的狂热里。一个个公主们，最为高贵的小姐们，都置身于最贪婪的证券交易投机商中。摄政王似乎掌握了克罗伊斯（注：吕底亚王国的末代国王（560-546年），他的王国在他的统治期间曾一度兴盛，后被居鲁士率领的波斯军队攻占。其名也喻指大富豪、大财主。）的财富，把钱成千上万地挥霍到女性亲戚和亲信以及他的“车轮”（注：参见前面的注解。）上——她们是他放荡堕落的同伴。“我的儿子，”摄政王的母亲在信中说，“给了我两百万股票，我把它分给家人们。国王也为他的家人拿了几百万。所有王室家属和法国所有的子孙以及王子们，手中都持有股票。”
奢侈与铺张的生活，与这种突然暴涨的虚假财富并行。一座座世袭的贵族宫殿被拆毁，重建得更加堂皇富丽。娱乐招待所花费的钱财、所显现出的华贵，简直难以置信。在房屋的装修、家具的布置、马车的装备上，以及在娱乐活动中，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炫耀。这在下层阶级的人里面尤其如此，他们转眼间成了百万富翁。人们讲述着一些暴发户的奇闻轶事。有一个人，刚把一辆华丽的四轮大马车弄出来，准备第1次使用；他不是从正门上车，而是习惯地爬上后面自己惯常坐的地方。有些名媛贵妇，看见某位穿着入时的女人身上佩戴有钻石，从一辆非常漂亮的大马车上下来，可谁也不认识，于是问男仆她是谁。男仆带着讥笑回答：“是最近从某处阁楼（注：一般住在阁楼里的都是穷人。）上跌进那辆车里的女人。”据说，劳先生的仆人也同样由于捡他餐桌上掉下去的面包屑忽然变富。他的马车夫发财之后便辞职了。劳先生请他另外找一个接替的人。次日他带了两个去，说他们一样好，并告诉劳先生：“把你选上的带走吧，另一个由我带走！”
法国高傲的贵族们，过去对这些“新生的人”既冷淡又鄙视，如今也改变了态度。老派贵族阶级的傲慢，已经被更加强烈的贪婪本能扼制下去。他们宁愿与幸运的暴发户保持亲密关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人们注意到，一位贵族会乐意坐在有幸的、昨天还是男仆的餐桌旁，希望从对方那儿听到发财的秘密！
劳四处走动，脸上洋溢着成功的表情，显然是处处分发财富的样子。“在所有与金融有关的事情上他都非常精通，”摄政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写道，“并且把国家大事弄得有条不紊，连国王的一切债务都还清了。他让大家紧紧追随，日夜都得不到休息。一位女公爵甚至当众吻他的手。假如女公爵能够这样，其他女人会如何呢？”
无论他走到哪儿，据说路上都围满了利欲熏心的人群，他们等着看见他经过，极力想得到他一句赞扬的话，一个点头或微笑，好像让他瞥一眼都会得到财富。回到家里时，他的房子绝对让一心想发财的人包围着。“他们是强行从门口进来的。”圣西蒙公爵说。“他们还从花园爬进窗口，又沿着烟囱进入房间！”
所有阶层的人也对他家人进行着这同样腐化的奉承。此种奉承中最为高贵的小姐们相互竞赛看谁更卑鄙，以便赢得劳夫人和她女儿那种有利可图的友谊。这些人尽量兢兢业业、讨好巴结地侍候母女俩，仿佛她们是高贵的公主。有一天摄政王表示希望某位公爵夫人陪他女儿去热那亚。“君主啊，”一个在场的人说，“你如果想在公爵夫人们当中挑选一位，只需派人到劳夫人那里去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她们都聚集在那儿。”
随着计划的扩张，劳的财富迅速增加。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就用纸币买了14处具有所有权的不动产。公众为这些很快获得的大量地产欢呼，因为它们足以证明他的计划是可靠的。在一次买卖中他遇到一个精明的交易者，此人对他的纸币完全信不过。这位诺维总长坚持要求用可靠的硬币购买地产的钱。劳因此带去了40万里弗硬币，露出讽刺的微笑，说他宁愿支付硬币，因为它的重量纯粹是个累赘。碰巧，由于总长对那块地产并没拥有明确的权利，所以钱必须退还。他退还的是纸币，劳不敢拒绝，以免会贬低纸币的市价。
这种虚幻的信用成功地持续了18个月。劳几乎履行了他的一个诺言，因为大部分国债都已付清。可是怎么支付的呢？用银行发行的股票，它们已被编造得高出其价值百分之几百，并且将在持有者的手中化为乌有。
劳具有一个最惊人的特性，就是沉着冷静，十分自信，并以此对每个反对意见作出回答，对每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在逃避困难方面，有着变戏法者的那种灵巧；奇特的是，他能让数字本身——它们是作出精确示范的根本要素——把人弄得眼花缭乱，迷惑不解。
临近1719年末，这项密西西比计划达到最荣耀的顶峰。有50万外地人涌入巴黎寻求发财。旅店和公寓里挤满了人，很难找到住处。谷仓被改成睡觉的地方，供应品大幅度上涨。到处是成倍增加的豪华房子。街道上挤满马车——已经新增加了100辆这样的装备。
12月11日，劳获得了另一禁令，以便将流通中余下的硬币全部收回银行。根据此令，凡是超过10里弗都不准用银币支付，或者凡是超过300里弗都不准用金币支付。类似一再颁布的法令——其目的是贬低金币的价值，增加纸币虚幻的信用——开始引起人们对一种需要得到如此支撑的体系产生怀疑。资本家们渐渐从迷惑中醒悟过来。既可靠又能干的金融家一起商议，赞成同心协力反对不断扩张的纸币计划。银行与公司发行的股票开始贬值。机警的人们有了警觉，着手变卖——这是一个现在初次使用的词，表示将想象的财产变换成某种实在的东西。
在密西西比的巨头们中，孔蒂亲王是最突出也最贪婪的人之一，他首先对银行的信用给了当头一击。在他的行为中不无忘恩负义，这表现出当时那种贪婪卑鄙的特性。这之前他曾时时从劳那里得到大笔的钱，以此作为他所给予的影响和保护的报酬。每得到一笔钱，他的贪婪都会变本加厉，直到有一次劳不得不拒绝他的强求。为了报复，亲王立即把大量纸币送到银行兑现，以致需要四辆大马车才能把银币运走；他甚至卑鄙得从旅店的窗口探出身子，在钱被推进大门口时他又是取笑又是欢喜。
这是发出的信号，使得他人也同样把硬币从银行提取出来。英国和荷兰的商人曾以低价换得大量纸币，此时在银行把它们兑换成硬币并把钱带出国去。其余的外国人也同样如此，就这样将王国的硬币提取得越来越少，以纸币取而代之。
摄政王发觉了此项计划不断衰败的征兆，通过对其发起者给予种种信任的表示，极力恢复公众对计划的信心。他因此决定让劳成为法国财政总审计长。但在这当中有一个实质性的障碍。劳是个新教徒，尽管摄政王本人肆无忌惮，可他不敢公然违反严格的法令——路易十四在他偏执的日子里，曾用它们严厉打击所有的异教徒。很快劳就让他知道，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任何困难。为了商业大事他随时愿意放弃信仰。然而为庄重起见，他应该首先悔过、皈依，这样才被认为是恰当的。不久找来了一位精神导师，他愿意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劳的皈依程序。此人就是唐成神父，他是个像迪布瓦一样挥霍放荡的傀儡，也像迪布瓦一样用最卑鄙的手段在神职中步步高升，同时赚取世间的财富。
在唐成神父的指导下，劳迅速掌握了天主教的奥秘与教义，于宗教方面又经过短暂的训练后，他便宣称自己彻底悔过并皈依了。为避免引起巴黎公众的讥讽嘲笑，皈依仪式在默伦（注：法国北部法兰西岛大区塞纳-马恩省省会，位于巴黎东南45公里处。）举行。劳虔诚地向圣罗克教堂赠送了10万里弗礼金，唐成神父也由于他辛勤的教导获得各种股票和钞票——他精明地留意把它们兑换成硬币现金，因为他对这纸币计划和新皈依者的虔诚都信不过。如果是一个更加严肃和讲求道义的社会，那么它会为这出可耻的闹剧感到愤怒。但巴黎人却以他们惯常的轻率予以取笑，使其成为许多歌曲和讽刺诗的主题，从中得到满足。
劳现在有了正统信仰，取得了国籍证书；他已克服横挡在中间的障碍，所以被摄政王提升为总审计长。社会对于这位金融英雄的一切戏法和变化颇习以为常，似乎没一个人对他突然升迁感到震惊或意外。相反，如今他被人认为在地位和权力上都稳固起来，越来越成为大家贪婪地崇拜的对象。显贵体面的人聚集在他的接待室，耐心等待他接见。拥有头衔的夫人们屈尊俯就，坐在他妻子和女儿的马车前座上，仿佛与女王公主一道乘坐马车。劳让自己的提升之事弄得眼花缭乱，并开始渴求得到贵族的殊荣。不久将举行一场宫廷舞会，年轻的贵族们要与充满朝气的国王跳芭蕾舞。劳请求允许他儿子参加，摄政王予以同意。然而年轻的贵族子弟们愤怒了，对“闯入的暴发户”加以嘲笑。他们更加世俗的父母担心让现代迈达斯（注：传说中的弗里吉亚国王，酒神狄俄尼索斯赐给他一种力量，使他能够把自己用手触摸的任何东西变成金子。）不高兴，徒劳地训斥自己的孩子。这些后代还没有为利欲熏心的激情所感染，仍然坚守着他们高贵的血统。银行老板的儿子处处遭到冷落和困扰，公众则为之拍手喝彩。恰好此时这个年轻人得了一场病，把他从恐怖中解脱出来，不然大量的烦恼和侮辱会向他扑去。
1720年2月，就在劳上任后不久，颁布了一项将银行与印度公司合并的法令——如今人们知道整个机构称为印度公司。法令指出银行是皇家的，国王必定会补偿其证券的价值；他把银行50年的管理权授予公司，并将属于自己的5千万股票以9亿的价格出让给它——这不过是1800%的预付款。法令进一步以国王的名义宣布，在他汇票上的价值数额没有先由税务官存入银行前，他决不会向银行提取。据说，银行此时发行的证券达到10亿，比欧洲所有银行能够流通的纸币还多。为有助于银行的信用，税务官得到指示，要求他们接收下级税务官的纸币。另外，一切超过100里弗的支付都必须用钞票。这些强制措施短时间内让银行有了虚假的信用，它着手给商人们的纸币贴现，并凭借珠宝、金银器皿和其他贵重物品以及通过抵押，进行贷款。
为进一步推动此项计划，接下来又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任何个人或法人团体（无论是国民的还是宗教的）持有超过500里弗的流通硬币，即大约7金路易：当时金路易的纸币价值为72里弗。凡是超过这点金银币的钱，都要拿到皇家银行去换取股票或证券。
如违抗此法令，所受到的惩罚是没收财产，并且告密者必定会分得其中一部分；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又向家庭中的密探和奸细提供了赏金。这使得家庭与个人在金钱事务上，受到最为可憎的监视。就连朋友和亲戚之间的信任也遭到破坏，所有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德行都受到威胁，最后整个社会的愤怒之情爆发出来，迫使摄政王将可憎的法令废除。英国大使斯泰尔斯阁下，在谈到由法令所鼓励的侦察措施时说，不可能对劳是一位十足的天主教徒产生怀疑，因为他通过将硬币转化成纸币，在已经证实经过变体（注：宗教术语。原指圣餐的变体：一种认为尽管圣餐面包和葡萄酒的外表没有变化、但已经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的主张。）之后，又建立了宗教裁判所（注：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裁判所。）。
在这项拓殖计划下，还出现了一些与之相当的滥用权力的情况。劳在他集聚资产的上千个权宜手段中，将密西西比大片的土地以每平方里格（注：长度单位，相当于3.0法定英里（4.8公里）。）3000里弗的价格出让。许多资本家买到大量地产，几乎可以建立起一个公国。唯一不幸的是，劳出让的财产无法转移到别的地方。帮助征募殖民者队伍的警员们，采取欺骗强迫的可耻手段，犯下罪恶勾当。他们借口拘留乞丐和流浪汉，夜晚在街上进行搜索追捕，把诚实的技工或他们的儿子抓住，匆忙弄到“骗人房”（注：原指用一些办法把人诱骗去做某事的房屋。）去，唯一目的就是向他们诈取赎金。这些滥用权力的行为引起民众愤慨。警官们在行使可恶的职责时遭到围攻，有几人被打死，从而终止了这种极端滥用权力的现象。
3月，政务会颁布的一项非同寻常的法令，将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确定为9千里弗。所有教会的各个团体和医院现在都受到禁止，只允许它们投资印度公司的股票。有了这一切后盾，密西西比计划继续处在摇摇欲坠中。在一个能够随时改变财产价值的专制政府控制下，还能有别的结果吗？正是那些把银行信用建立起来的强制措施，加速了它的垮台，这显然表明缺乏可靠的保障。劳还让发行了一些小册子，用雄辩的语言阐明股东们一定会获得高利，并且说国王从来不可能损害股票。为支持这些言论，5月22日国王颁布了一项法令，据此，凭借国王的硬币已经贬值的托辞，宣布有必要让他银行券的价值减半，将其印度公司的股票从9千里弗降到5千里弗。
这项法令对于股东们如晴天霹雳一般。他们发现，手中纸币上虚假的价值瞬间就丧失了一半，而另一半必然又会如何呢？富人们自认为给毁了，那些更加卑微的人则料想着去可悲地讨乞。
议会抓住这个机会，作为公众的保护者站出来，拒绝对法令进行备案（注：官方的正式登记注册。拒绝备案即表示不予接受。）。它获得了人们的信任，迫使摄政王收回脚步，尽管更有可能他所屈服的是全体公众爆发出来的震惊与谴责。5月27日法令被撤回，银行券恢复了原先的价值。但是已经打出致命的一击，幻想结束了。政府自身丧失了公众对它的一切信任，也同样丧失了它所建立起来的银行对它的信任——正是它的独断专行使得银行丧失了信用。“整个巴黎，”摄政王的母亲在信中说，“都在为劳说服我儿子制定的该死的法令悲哀。我收到一些匿名信，说我自己没什么害怕的，但是我儿子将会受到火与剑（注：喻指武力。）的追击。”此时，摄政王极力把自己毁灭性的计划所引起的反感转移开。他假装忽然对劳失去信任，于5月29日免除了劳的总审计长一职，并在他的房里驻扎了16名瑞士保安。次日劳来到皇宫门口要求进去时，他甚至拒绝接见。不过在当众演出这场闹剧之后，他当晚又让劳从一扇秘门进去了，像先前一样继续与之共同商议金融计划。
6月1日摄政王颁发了一项法令，允许人们手中愿意有多少硬币都行。然而只有少数人才从这一许可中受益。大家纷纷涌向银行，于是立即又颁发了一项圣旨要求暂停兑现，等待随后的命令。为让公众放心，这时发行了250万的城市股，利息为2.5%，可用纸币兑换。这样，从流通中收回的纸币在维莱旅店前面当众烧毁。但公众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怀疑那些假装烧毁纸币的人不无欺诈和勾结。金融界这时出现全面混乱。一度生活富裕的家庭发现自己转眼就陷入了贫穷。
精于谋略的人，一直沉迷于王侯般的命运的幻想中，如今发现他们的财产蒸发了。尚留有一点财物的人则极力予以保护，以防不测。谨慎的人发现，在一个币值不断变化、专制左右着公共证券甚至私人钱包的国家，财产是毫不安全的。他们着手把财物送到国外。这时，瞧！6月20日颁发的一项勅令要求他们将财物弄回，否则没收其价值两倍的财产；根据类似的处罚，禁止他们把钱投到外国股票上。不久又颁发了另一项法令，禁止任何人持有宝石，或者将它们出售给外国人——所有宝石都必须存入银行，换取正在贬值的纸币！
劳现在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诅咒和报复的威胁。前不久贪财的人们还为他烧香，这是怎样一个天壤之别啊！“这个人，”摄政王的母亲写道，“先前还像神一样让人崇拜，这时却自身难保。他遭受的巨大恐惧令人吃惊。他像个死人似的，脸色苍白，听说他再也过不去这一关了。我的儿子倒不惊慌，虽然他也受到各方面的威胁；他对劳的恐惧感到很有趣。”
大约7月中旬，为把计划维持下去，并准备发行大量的纸币，劳和摄政王最后作出了重大尝试。他们制定了一项法令，让印度公司全面垄断商业，条件是它在一年时间内偿还6亿里弗的帐，即每月5千万。
17日此项法令送交议会登记注册，立即在那儿引起强烈反对，一场热烈的讨论展开了。就在讨论进行当中，门外发生了悲惨的一幕。
此项计划产生的不幸，触及到人们生活中所关切的最基本问题。粮食价格猛涨，商店拒收纸币，大家没有必需的钱购买食物。因此当局发现把停止兑现的规定放松一点，让少量纸币兑换成硬币，是绝对必要的。银行门口和附近街道马上挤满饥饿的人群，他们力求用10里弗的纸币换取硬币现金。当时拥挤争斗得相当厉害，以致有几个人窒息，被踩死了。民众把3具尸体抬到皇宫大院。一些人大喊摄政王出来，看看他的计划造成的后果。其他人则要求处死骗子劳，是他把灾难和苦酒带给了这个国家。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民众的愤怒上升到极点，这时国务秘书勒勃朗站出来。他先前已叫来军队，此刻只想寻求和谐。他从人群中挑出六七个身强力壮的人，他们似乎是头目。“我的好家伙们，”他平静地说，“把这些尸体抬走，放到某座教堂里去，然后很快回到我这里来领你们的钱。”他们立即照办，组成某种送葬队伍；赶来的部队驱散了逗留在后面的人。巴黎大概免除了一场暴动。
大约早上10点，一切都很安静，劳冒险乘坐自己的马车前往皇宫。一路上人们对他叫骂诅咒，他万分惊恐地赶到了皇宫。摄政王为他的畏惧感到有趣，不过把他留下了，让人把马车驾回去——它遭到民众的攻击，他们用石头砸它，把玻璃打碎。这一暴行的消息传到了议会，当时议员们正在热烈讨论商业垄断的法令问题。议长刚才出去了片刻，这时又走进来，用古怪的法语和英语把消息告诉大家：
“先生们，先生们！好消息！劳的马车被砸得稀烂！”
议员们高兴得跳起来。“还有劳！”他们叫道，“他被撕成碎片了吗？”议长不清楚骚乱的结局。于是讨论停止，法令被否决，议院休会，议员们赶紧去看看具体情况如何。在那个放荡而可悲的时期，在对待公共事务上就是这么轻率。
第2天国王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一切民众集会。部队驻扎在各个地点和所有公共场所。大量的卫兵受命随时作好准备，持有步枪的士兵留守在旅店，马匹也都准好了鞍。有许多小办公室被打开，人们可以在那儿兑换小额钞票，虽然极其拖拉困难。另外还颁发了一项法令，宣布凡是在交易中拒绝接收纸币的人，都要加倍罚款！对于整个虚幻的金融计划，议会持续不断地极力反对，这一直让摄政王烦恼不安；而他最后这个商业垄断的重大措施也遭到顽固排斥，这是不能容忍的。他决定惩罚这个难以驾御的团体。迪布瓦神父和劳提出一种简单的方式，那就是把议会彻底取缔；正如他们所说，它非但没有用处，反而经常妨碍公共事务。摄政王半倾向于听取他们的建议，但经过更冷静的考虑并听取友人的建议后，他采取了更加适度的办法。7月20日一大早，部队控制了议会大楼所有的门口，其余部队则派去将议长和各位议员的一座座官邸包围。他们起初无不惊恐万分，直到国王的勅令送到他们手里，命令他们两天内前往蓬图瓦兹（注：法国北部巴黎大区瓦尔德瓦兹省省会，位于巴黎西北方。）——议会就这样被突然武断地转移到了那里。
伏尔泰（注：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著有《哲学书简》等。）说，这个专横的法令在任何别的时候都会引起叛乱。但是有一半巴黎人因为破产不能自拔，另一半则沉迷于他们想象中的财富，这些财富不久将化为乌有。议长和议员们没有怨言地默认了这一命令，他们甚至像一支游玩队伍那样离去，作好了在流放中愉快地生活的一切准备。士兵们占领了空空如也的议会大楼，他们是一群放荡时髦的年轻人，以被流放的立法者们为代价，编出一些歌曲和讽刺诗来自娱自乐。为了消磨时间，他们最后自己组成一个虚假的议会，推举议长、国王、大臣和拥护者们；按照适当形式各就各位；把一只猫用来替代劳先生予以审讯，在对它进行“公正的审判”后对它判处绞刑。公共事务和公共机构就这样被随随便便地拿来开玩笑。
至于遭到流放的议会，其成员们快活而奢侈地生活在蓬图瓦兹，花的是公众的金钱，因为摄政王照常慷慨地给他们提供资金。议长随意享用着布永公爵的官邸，它设施齐全，在河边另有一座可爱的大花园。他在这儿招待所有的议员们。每天都会摆出一些豪华富丽的桌子，上面放满各种最精美的葡萄酒和利口酒（注：一种味道强烈的酒精饮料，通常在饭后少量饮用。），以及最上等的水果和饮料。不少由一匹或两匹马拉的小马车，随时为用餐后想出去兜兜风的女士和老绅们准备好，同时为晚餐前想玩玩纸牌、打打台球来自娱自乐的人也准备好了牌与球台。议长的妹妹和女儿尽地主之谊，他本人则在那儿主持着一切，显得极其悠闲、好客和高尚的样子。他们被从巴黎赶到6里格外的蓬图瓦兹，倒组成了一支游玩队伍，分享着那儿的娱乐与欢庆活动。他们公然不把正事放在眼里，一心想着娱乐之事。他们嘲笑摄政王及其政府，不断地对其说些幽默讽刺的话。而他们这种无所事事、奢侈浪费的生活所花费的庞大开支，是慷慨提供给他们的经费的两倍还多。议会就是这样对其被流放表示怨恨的。
在这整个期间，金融计划变得越来越棘手。证券交易所先前已迁移到旺多姆广场。但是吵闹声和噪音让那片文雅地方的居民无法忍受，尤其是让德安格索大臣受不了，他的旅店就开在那里；于是加勒格南王子和公主——他俩都是密西西比股的大赌徒——主动把苏瓦松斯旅店巨大的园子拿出来，作为玛门崇拜者的聚集地。他们的提议被接受，园里立即建起了许多用作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的棚屋；摄政王还下达命令，以治安管理为借口，指出只有在这些棚屋里进行的交易才有效。棚屋的租金马上涨到每间每月100里弗，这样，所有棚屋便给高贵的所有者们带去了50万里弗的卑鄙收益。
然而，人们发财致富的狂热现在终止了。随即举国上下一片惊慌。“大溃败！”（注：原文为法语。）成了一句口号。人人急于把不断贬值的纸币，兑换成含有内在和永久价值的东西。由于无法得到硬币，钻石、宝石、金银器皿、瓷器、金银饰物这些物品用任何纸币价格买下都不为过。土地要用50年的收益才能买取，甚至能够以这样的价格得到土地的人也自认为是有幸的。垄断如今为高贵的纸币持有者们疯狂地追求着。德拉·福斯公爵几乎买下所有的动物脂、润滑油和肥皂，其他人则买下咖啡和香料，还有人买下干草和燕麦。外汇几乎行不通了。荷兰和英国商人的的债务用虚无的纸币支付，王国里所有硬币都消失不见了。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搞得一片混乱。用100克朗钱可以付清18千里弗的债！
摄政王的母亲一度为大量的纸币狂喜，现在用截然不同的语气在信中写道：“我常常希望这些纸币被打入18层地狱。它们给我儿子带来的麻烦比安慰还多。法国谁也没有一分钱的硬币了……我儿子曾经是受人欢迎的，但自从该死的劳到来后，他就越来越被人憎恨。每周过去，我都会收到一些充满可怕威胁的信，把他说成是暴君。我刚收到一封，威胁说要把他毒死。我把信给他看时，他只是发笑。”
与此同时，劳让日益增多的麻烦弄得惊慌不安，为他引起的这场风暴感到恐惧。他不是一个真正勇敢的男人，担心民众的骚乱或破产的人会危及他的人身安全，因此再次去摄政王的宫中寻求庇护。后者像往常一样，对他的恐惧觉得有趣，把每一个新的灾难当成玩笑。不过摄政王也开始想到自己的安全问题了。
在实行劳的计划当中，他无疑考虑着轻松而光彩地完成自己的任期，让自己、亲人和亲信们富裕起来，并希望这个计划造成的灾难在他摄政期内不要发生。
他这时看到了自己的错误；要阻止事态爆发不可能再等很久。他决定立即让劳离开，然后对劳进行指控，说那种整个纸币虚幻的“炼金术”都是劳一手在弄。他因此乘机于1720年12月召回议会，向劳暗示他要避免与那个被激怒的敌对团体发生冲突的政策。就采取措施而言，用不着对劳进行催促。他唯一的愿望是逃离巴黎及其骚乱的民众。就在议会返回前两天他突然秘密离去。他乘坐有摄政王的徽章的马车离开了，并且有某种侍从护送，那些人身穿公爵的仆人的号衣。他最初躲避的地方是摄政王的一处庄园，那儿离巴黎约6里格远；然后他便前往布鲁塞尔（注：比利时首都。）。
一旦彻底把劳排除开了，奥尔良公爵就召集起摄政班子，对成员说召集他们是要商议金融形势，以及有关印度公司的事务。为此总审计长拉·奥赛提供了一份十分清楚的报告书，它显示出流通的纸币已达到27亿里弗之巨，而且并无任何证据表明，这笔庞大的数额是由印度公司的全体代表会议授权发行的——只有公司才有权批准这样的发行。
事情如此败露出来，使摄政班子的成员惊讶，他们希望摄政王作出解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摄政王承认劳是发行了高达12000万的纸币，超出了法令的规定，与明确的禁令是相抵触的；但事已至此，他作为摄政王已颁布法令准予发行——他将这项法令的日期提前签署（注：指将签署的日期提前（比如本来是5日但签成2日）。）——从而使交易合法化，或者说保护了交易。
随即在摄政王与波旁公爵之间出现了一场风暴，但两者几乎都不值得称道，因为他们无不深深地卷入此项计划的秘密交易中。事实上，摄政班子有几个成员正是计划中最唯利是图的“受益人”，他们急于要保护自己处在危险中的利益。就整个情况而论，我倾向于认为，其他人比劳更应为其金融计划所遭遇的灾难受到谴责。他的银行假如只限定在最初范围内，按照自身内部的规章进行管理，那么它就会得到顺利的发展，也会给国家带来极大好处。它是一个适合于自由国家的机构。但不幸它受制于一个专制的政府，这个政府可以在其殿堂里随心所欲改变硬币的价值，并强制大肆发行纸币。银行至关重要的原则，是要在调节规范交易中确保安全，让纸币能够即刻兑换成硬币。当君主可以随时让市场上所允诺的纸币成百倍增加，并对银行的一切资金加以利用时，你对这样一个机构或它允诺发行的纸币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呢？同样，那些违背公众意见强制发行纸币的措施，也给予了计划致命的打击，因为信用必须像普通的空气一样自由，不受任何约束。摄政王是此项计划的邪恶人物，他迫使劳远远超出自己的梦想，不断扩大纸币的流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迫使那个不幸的计划人设想出种种附属公司和垄断机构，以便筹集资金，偿付不断大量增加的股票和纸币。劳在自己引发出来的、强大有力的人手里，不过像一个可怜的魔术师，被迫用魔法不顾一切、让人毁灭地干下去。他最初只想把风刮起来，可摄政王却迫使他刮起旋风。
然而，这一不幸却影响到社会上更受珍重的阶层；诚实的商人和技工们，被从安全可靠的职业中引诱开，投身于华而不实的投机交易。还有数以千计值得称赞的人家，尽管曾经富裕，但由于过分相信政府而陷入贫困。金融上整体出现一种狂乱的状况，它长期给民族的繁荣带来不良影响。但此项计划最惨重的后果，是民族的道德精神与举止礼仪受到冲击。在商业事务中，约定的信用与诺言的神圣没有了。每一个极力抓住眼前利益或规避当前困难的权宜之计，都得到容忍。就在忙碌的阶层里原则可悲地出现松懈时，法国的骑士们又将他们的旗帜玷污。长期以来，荣誉和声望一直是高卢（注：欧洲西部一古国，包括今日的意大利北部、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贵族崇拜的对象，而现在已经猝然倒地，在股票市场的污泥中任人践踏。
至于计划的发起人劳，他似乎最终并没怎么从自己的计划中受益。“他是个骗子，”伏尔泰说，“把法国交给他是要让他治愈的，可他却把它毒害了，并且毒害了自己。”他留在法国的财物被低价出售，卖到的钱烟消云散。他的不动产给没收。他只是适当地带走了能够维持自己、妻子和女儿生活的钱财。在他庞大的财产中，留下的主要财物是一枚大钻石，他常常不得不拿去典当。1721年他在英国，拜见了乔治一世（注：乔治一世（1660－1727），英国汉诺威王朝第1代国王。）。不久他回到欧洲大陆，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1729年死于威尼斯。他习惯于过公主那种挥霍生活的妻子和女儿，无法适应此时变得贫困的日子，将留下的不多钱财挥霍一空，弄得一贫如洗。“在布鲁塞尔，”伏尔泰说，“我看见他妻子羞辱不堪，与她在巴黎时的那种傲然与得意形成鲜明对比。”劳的一个哥哥继续留在法国，受到波旁公爵夫人保护。他的子孙后代们则在各种公共职业中受人尊敬地履行着职责，有一位是劳里斯唐侯爵，他曾经是法国的中将和贵族。
注释：
[1]有泡沫、幻想计划的含义。此处指在英国金融家约翰·劳（1671－1729）的主持下草拟的开发密西西比河下游殖民地计划。为此目的，劳于1717年创立西方公司。但由于疯狂进行投机活动，公司的股票额不得不大量增加；当没有取得预期的利润时，公司最终于1720年破产，导致劳的银行体系崩溃。本篇讲述的即是此次事件的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