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家庭
1942年7月，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平民家庭。祖籍上海郊区松江县。起码从曾祖父一代已经迁入现在上海的市内。我家的房屋是祖传的，属于上海旧时本地人的住宅，中间有客堂和天井，两边是厢房。我小时候在柴间里还见到锈迹斑斑的锄头之类的农具。因为上海是近代新兴城市，也许我的先辈也是务农的。
祖父的职业是汽车司机。祖父母生有六个子女，我有三个姑妈，两个叔叔，我父亲排行第二。这个大家庭由祖母操持。祖母信佛，在客堂里供有观音菩萨，是安放在玻璃框里的瓷器塑像。观音像前有供品、蜡烛和香炉。祖母每天清晨都会在观音菩萨前念经。我小时候听多了，也能模仿着背诵几句，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直到我上了大学，学了梵文，读到《心经》，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时祖母念的是《心经》。
祖母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佛教故事，尤其是善恶报应的故事，用意是劝人为善。确实，祖母自己一生心地善良，慈悲为怀。在她的主持下，大家庭始终保持和睦的气氛。她与邻里也相处得很好。记得在解放战争时，上海郊区的农民到上海市内避难，祖母也收留他们。此后与这些农民结下友谊。他们每逢收获季节，总会带些农产品前来回访，亲切叙谈。祖母会留他们吃饭，临别时，会回赠他们上海的一些日用品。
因此，我从小对祖母很崇拜，心灵受到她潜移默化的影响。祖母也很宠爱我这个长孙。她走亲访友，或者与祖父一起前往郊区祭拜祖坟时，总是带着我，作为她的子孙代表。
我的父母
祖父母虽然都是文盲，但他们希望后代能读书识字。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不能让所有的孩子上学读书。我的大姑妈和二姑妈都没有读书机会，始终是文盲。而我的父亲读到小学毕业后，继续读中学。可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求职谋生。
父亲先后成为上海电气公司和电话公司的工人。父亲总算是有文化的，所以成为技术工人，工资待遇比普通工人要高一些。母亲是家庭主妇，操持家务。她也是上海本地人，有小学文化。父母生有六个子女，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因为子女多，家庭经济始终是拮据的。父母生活节俭，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孩子们的衣服，常常是大的穿不下了，小的穿。衣服破了，就打补丁。但是，每到除夕夜，母亲总会在每人床边放一套新衣，春节早上起来，都能喜气洋洋，穿上新衣。
父亲十分慈祥，我从小到大，父亲没有责骂过我一次。实际上，我们这些孩子若是犯有过失，管教我们的是母亲。确实，父母爱护孩子，也不能溺爱孩子。需要责罚时，还是应该责罚，这是爱护孩子的另一种方式。父亲每天要上班工作，早出晚归。后来他加入了党组织，更是经常要开会或加班，不能回来与我们一起吃晚饭。家务和管教孩子由母亲一人承担。后来，我最小的弟妹也都长大，生活能够自理。母亲也参加了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母亲在当时的家庭妇女中，也算是有文化的。后来她也加入了党组织，担任居委会主任。
喜爱读书
1948年秋，我7岁（实足年龄6岁），母亲送我上小学。那时是私立小学，要交的学费，也是父母预先从日常生活费用中节省出来，准备好的。学校名叫务定小学，就在我们家后面的街道上。这条街道也是这个地区的菜市场。早上去上学时，一路上是熙熙攘攘的买菜人群。
那时我的脑子尚未开窍，懵懵懂懂就去上学了。我与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同岁，一起上这个小学，而且同坐一个课桌。第一学期结束，我和邻居家孩子一起拿着成绩单回家。成绩单上写有名次，现在我记不清楚确切的数字，可能是他36，我37。我当时不明白哪个名次更好些，还以为我比他高一分。回到家里，母亲看了我俩的成绩单，笑了起来，说我俩都是落后生，我还排在邻居家孩子之后。我这才明白排名次序的道理。母亲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有训斥我，对我施加压力，但我知道了自己学习不好，内心羞愧。
后来，我识字渐渐多了，开始喜爱读书。每到新学期开始，领了课本回来，我就会迫不及待翻阅语文课本，认真读了起来。我在小学期间，还喜欢看小人书（即连环画）。当时，上海街头有小人书摊，我常会向母亲要几分钱，租借小人书看。父亲有时也会从书店买一两册连环画给我，我总是读得津津有味。我对《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故事知识，最初就是从这些连环画得来的。
在小学高年级时，我开始喜欢读课外读物。我家不是书香门第，家里没有藏书。而有一次，我在抽屉里发现一本书，是母亲用来夹放各种丝线的。我就向母亲要这本书。母亲就把里面的丝线都取出，把书给了我。我仔细一读，才知道这是一本为少年儿童编写的外国小说，即《格列佛游记》，讲述格列佛船长在小人国的游记，读着觉得有趣极了。父亲见我喜爱读书，遇到暑假，也会从书店买一本少儿读物给我。这样，由于我喜爱读书，我的脑子也就渐渐开窍，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在小学毕业时，我还获得品学兼优的奖状。
我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度过了童年。人们常形容说金色的童年，就我的感觉而言，就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