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全球史观下对澳门与世界贸易体系之间关系的一个世界史研究。
1.缘起与方法
钱乘旦曾提出，世界史应该“考察人类的整体历史，考察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它探讨一个地区的文明对其他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不同地区人类的不同生存方式，除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与发展逻辑外，是否还存在横向的互动？人类历史是否存在运行轨迹，如果有，是什么？等等”。[17]这个观念在世界史学界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同，尤其是21世纪以来，当全球史概念在国内得到较多的介绍和重视之后，整体史观、横向联系的史学方法论对国内世界史乃至中国史学界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在史学实践中，“国别史”和“地区史”传统及其影响下的学术建制，使世界史学者鲜少染指与中国有关的世界史问题；中国史学者则将中国史触及疆域之外的内容归入华夷关系、中外交通及民族史等中国史传统领域，不再向远处延伸。这两种习惯，割裂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研究。
历史分期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割裂的另一个原因。中国世界史学界一般接受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世界从1500年前后进入近现代，理由是西方自此崛起并向全球扩张。同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晚于“世界”进入近现代，但对中国近代的开端时间，存在着分歧：一些传统的中国史学者注意到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和传教士已经抵达华南地区，俄罗斯人也在17世纪出现在了北方边境，与清崛起同时发生，影响历史进程，因此倾向于将近代中国的起点定在明清之间；但更多的意见认为，“尽管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会合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显现出来”，因此把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出于不同的理由，持有这样的观点，[18]中国史教科书也广泛采用这种分法。因此，人们总是将1500年后的西方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并列（或1500年前的西方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19]这样一来，研究近代早期的“世界”可以不考虑（尚未进入近代的）中国，研究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中国可以忽略（近现代西方）世界的影响。这300年中近代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成为历史的盲点，导致澳门这样一个世界贸易的中枢被抛诸脑后。[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去殖民化在全世界渐次完成，在非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解或并存中，非西方文明的重要存在被凸显出来。历史学家开始思考，“要确切地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21]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全球史观被提出来。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1955年在《变动中的历史》中就指出必须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此后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1964）、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等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的解释，作为全球史发源地的美国涌现以全球史命名的世界历史大学课程和教材。西方史学界的这种趋势，促使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史学家，尤其是加州学派，率先通过比较或联系的方法，重新评估近代早期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其中在中国学者中影响较大的著作包括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1995）、德国学者弗兰克（A. G. Frank）的《白银资本》（1998）、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2000）等。这些学者似乎感觉到，在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世界并参与世界事务的时代，重构与中国有关的世界近现代历史十分必要和迫切。尽管有关这些著作是不是典型的全球史见仁见智，但它们从人口、技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等角度的解读方法确实给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带来一些启发。
全球史观并非去除“欧洲中心论”的专用工具，而是帮助不同主题的世界历史定位的全景图。这个图景帮助我们打破学科和历史分期的隔阂，令我们看到，在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初期，西方文明与中华帝国已经开始了持久、稳定、深入的互动。16世纪中叶，正是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欧民族探索海洋和征服世界取得了无数胜利的时代，他们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阻隔，驾着葡式大帆船穿梭在欧亚大陆上原本隔绝的不同文明之间，从印度洋长驱直入中国海，叩击明帝国的大门；从海上回撤的明帝国在面对葡萄牙人的通商要求时，在朝贡体系内独开澳门作为贸易管道，连通了中华帝国与欧洲人在海上建立的贸易体系。开埠于1553年的澳门是中西方互动的主要通道，是这两个文明接触的主要途径。因而，“以长时段的全球视角来考察澳门历史，既十分重要也极其必要……客观研究这一段历史，科学重构其演变过程，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对当今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实践也不无启示”。[22]澳门地方极小，澳门历史却宏大、复杂并且重要。
吴志良在其有关澳门政治发展的著作《澳门政制》和《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最早体现出以全球史观解读澳门历史的可行性。他提出澳门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认为孤立地在某一种制度或文明的框架下研究澳门政制，都有可能以偏赅全。在对中、葡、英等多语种史料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后，以对明清中华帝国的政治框架和朝贡体系、葡萄牙封建制度、城市自治传统、葡萄牙殖民统治制度变迁、中葡关系等多方面研究为基础，吴志良在《生存之道》中提出澳门是葡萄牙人以自身治理传统为基础、臣服和适应中国疆域管理制度的结果，点破澳门政制“双重效忠”的历史作用和特点，展现澳门政制变迁所牵涉的广阔而深远的历史画面。他也曾提出，“外贸史是澳门的历史主体部分之一……海禁期间，澳门是中国外贸的唯一信道，因此，通过对澳门外贸的研究才可获得同时期中国外贸的客观认识。这是澳门历史研究中应该加强的一个方面，而葡语档案及保留在葡萄牙国立档案馆中的汉语文书中有大量的这方面资料可供研究使用”。[23]正是在《生存之道》的启示和示范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尝试通过叙述和分析，以全球史为视角和方法进行这个澳门贸易的世界史研究。
2.研究综述
贸易一直是澳门研究的重要部分。葡文的综述性著作大多涉及贸易问题，这些作品的内容以贸易的品种、路线、贸易国状况、运输工具等的考证和叙述为主，包括葡萄牙在内的西方学者擅长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研究，将澳门贸易放在东南亚或东亚或是整个葡萄牙帝国的背景中观察。
专门性的澳门贸易研究著作数量较少，但不乏全面准确描述澳门贸易发展状况的佳作，较早的有张天泽的《中葡通商研究》，该书开创性地使用了大量葡文、荷兰文、英文等外文资料，在对中国海上贸易史进行一番简要的介绍之后，将马六甲落入葡人之手作为中葡交往的开端，详细考察了葡萄牙人进入澳门行商的前后经历和与中国官方、民间商人交往的过程，其对葡萄牙人在中国海域通商的发展过程的考证和描述与后来的研究成果相映证，对葡萄牙人在印度、东南亚的行径和中国的反应加以公允的评价，对澳门的兴衰及其原因也有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这部著作所做的史料开发和研究方向上的工作都非常有意义，为澳门贸易研究铺平了道路。
著名的英国学者博克塞（C. R. Boxer）对澳门历史研究贡献巨大，其贸易方面的著作如《亚马港的大帆船》《葡萄牙海上帝国1415-1825》等成为后来者的必读书。博克塞的研究偏重在资料辑录、编纂的基础上进行一些重要的对比和量化总结，其中不少数字是后来许多著作分析的基础。他也对葡萄牙人在日本、东南亚等亚洲各港口进行社会描绘，从侧面反映了葡人贸易给这些地方带来的历史性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苏萨（George Bryan Souza）在以《帝国的幸存》为代表的澳门研究成果中，在发掘整理大量原始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对澳门贸易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将明末到清中叶的澳门贸易制度、几条航线的特点、中葡关系对澳门贸易的影响、葡萄牙行政特色、其他欧洲国家与澳门贸易的关系等糅合起来，对澳门贸易的机制、规模、变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描述。
德国汉学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则在两方面对澳门贸易研究做出贡献，一方面他提出以类似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的角度思考和研究贸易问题，将华南放进中国海域和东南亚海域的背景之中；另一方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华南尤其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贸易的具体内容、形式、航路、人员构成等方面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线条梳理工作，为更宏观的澳门贸易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此外，罗利路（Rui Lourido）从葡萄牙航海制度和葡萄牙帝国的角度研究澳门贸易的发展历程，戚印平从日语文献入手，研究了澳门在中日贸易中发展出的贸易组织和耶稣会参与贸易的情况等问题，潘日明（B. V. Pires）在葡文和拉丁语文献的基础上，对澳门与马尼拉航线以及18世纪澳门的海上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细致描述。
而中国史领域的中外交通史、明清商业史都有涉及澳门贸易的研究，例如在广州对外贸易史研究中附带提到澳门的作用，或将其作为五口通商的前奏，又或是将澳门贸易作为鸦片贸易或鸦片战争历史研究的前传大略叙述。如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1937）、全汉昇的《明清经济史研究》（1987）、梁方仲的《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林仁飞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万明的《中葡早期关系史》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门贸易历史的作用在明清史学界有关领域已经得到深切的关注。张廷茂的《16-18世纪中期澳门海上贸易研究》对澳门贸易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将视野扩大到重要航线上，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联系，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总的来说，国外学者对澳门贸易的研究主要涉及澳门与葡属印度的关系、葡萄牙帝国的兴衰、葡萄牙与其他殖民国家的关系、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等。国内对澳门的研究集中在明清政局、对外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生产发展的水平、贸易交流地区的社会状况等方面，注重史料的挖掘、细节的考证以及某些问题来龙去脉的梳理。[24]
3.框架与史料
我们认为，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和15-18世纪的长时段中，研究澳门贸易的历史能够说明澳门在早期世界贸易体系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将研究分为澳门开埠的历史背景、澳门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葡萄牙海上商业霸权时代的澳门贸易、荷兰商业崛起与澳门的关系以及英帝国与澳门的没落五个部分。
第一章考察澳门开埠的宏观背景，将15世纪东方的郑和下西洋及其后明帝国向内陆收缩和西方由葡萄牙王子恩里克开创的航海大发现活动作为澳门开埠的两个历史源头加以比较和联系。
第二章揭示了澳门在世界贸易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西、葡两个世界性帝国的并存，西、葡探险家和商人分别建立的东西半球航线最后在澳门合龙，澳门因此成为中国与环球航线和世界贸易体系之间的通道。
第三章着重分析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鼎盛时期的澳门贸易，从贸易制度、商品与货币流动、航线等方面深入剖析澳门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章叙述17世纪荷兰海上霸权崛起给澳门贸易带来的困境。由于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澳门成为荷兰商业势力争夺的目标，但荷兰的目标未能得逞，处于明清帝国朝贡体制内的澳门得以幸存，并决定了荷兰在东方的贸易历史方向。
第五章以英国海上帝国兴起为主线解释澳门贸易的没落和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
这样的框架安排必然要求以多语种史料作为基础，相形之下，作者的语言能力和研究能力显得薄弱。幸好由于澳门基金会以及各方澳门研究学者的努力，已经有各语种的大量价值极高的史料被汉译、英译、编纂、出版，使研究成为可能。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2卷，吴志良、汤开建、杨继波、邓开颂等总主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人民出版社，1999）6卷，吴志良编《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金国平葡译，澳门基金会，2000），金国平、吴志良编著《粤澳公牍录存》（澳门基金会，2000）8卷，金国平、吴志良撰写的《镜海飘渺》（2001）、《东西望洋》（2002）、《过十字门》（2004）系列，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萃（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萨安东主编《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金国平等汉译，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6-2000，葡中双语）10卷，普塔克主编《中葡文献》（里斯本东方基金会出版，中葡英三语文献影印本，2000、2003）2卷，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1999，70件文献影印本）2卷，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的《澳门史新编》（澳门基金会，2008）及《澳门编年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等。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部分档案也在中国台湾陆续翻译整理出版，例如《热兰遮城日志》（台南市政府，1999）、《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台湾联经出版社，2000）等。而马士原著的《东印度对华贸易编年史》及由塔克（Tuck，P. J. N）在此基础上补充整理和编纂的8卷本《英国与对华贸易，1635-1842》提供了大量有关英国商人在澳门活动的内容。作者也使用了英国历史在线（www. british-history. ac. uk）上公布的未出版的英国议会记录、东印度公司早期日志和书信，并通过www. histori-ci. nl提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航行的档案梳理出几次早期航行的时间关系。
全球史的方法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巨大的挑战，在西方学者关于葡萄牙帝国、西班牙殖民扩张、荷兰东方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欧洲人的亚洲贸易、美洲殖民史的浩瀚著作中，无论其视角是从大西洋-印度洋向远东，还是横穿太平洋抵达东亚，澳门往往只在列举重要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时被一带而过，而且总是列在末尾，我们不得不在大量文献中多方比照，从而挖掘其中的关联，追踪澳门在早期全球化过程中的踪影。
4.主题与观点
我们设想，“一旦把澳门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观察，就一定能发现一个新的澳门史，即世界历史中的澳门史。换一个方向说：如果把澳门作为世界历史的观察口，那么世界历史也会呈现出新的面孔”。[25]
当我们把澳门放进现代早期的世界，澳门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四个重要历史作用立刻凸显。尽管澳门地处保守内向的明清大陆帝国南沿，但是，第一，澳门及其贸易的发生、发展是15世纪世界性海上格局变化的直接结果；第二，在16世纪环球贸易航线的诞生过程中，澳门是其合龙的关键点；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澳门的存在使这个以全新环球航线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与中国经济体有了持续稳定的联系，否则，世界贸易体系就不完整，就称不上“世界”；第四，从开埠到18世纪末，欧洲海商民族的相继崛起及其全球性竞争主要通过澳门深刻地影响中国。
为研究澳门贸易的开端，我们必须回溯中华帝国在世界海洋史中的地位、它的海上影响的历史变化以及造成澳门开埠的西方航海大发现与澳门的关系。我们看到，自远古到15世纪初，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三个庞大的区域性海洋贸易圈，即分布在从华南沿海到马六甲地区的“南洋”贸易圈、印度洋贸易圈和地中海贸易圈。这三大贸易圈各成体系，彼此独立。它们之间仅存在一些以“接力”形式发生的相互关联，贸易从一个圈被“传递”到另一个圈，贸易的操作手在各海洋圈交界的地方转换，而商品却通过海洋自东而西或自西而东地运往沿途的许多港口，再转送到大陆的腹地去。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这种贸易网络存在了很长时间，其最大的特点是：贸易是区域性的，不存在“世界贸易”。
15世纪初，明帝国组织了七次规模宏大的郑和下西洋，其舰队纵横驰骋于远至莫桑比克海峡的辽阔海域，将沿航线的30个海洋国家纳入中华朝贡帝国。这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横跨南中国海、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使两大海洋贸易圈所属的文明发生了广泛的直接联系。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率先打破了“南洋”贸易圈与印度洋贸易圈之间的隔绝。然而以农为本的明朝中国在郑和之后旋即退出海洋、回缩陆地，放弃了海上的主导地位。同一时间，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葡萄牙开始向大西洋的未知海域航行，在王室的支持和利益的驱动下，葡萄牙几代航海家沿着非洲海岸一段段地推进，在世纪末越过好望角，从另一个方向打破了大西洋与印度洋的隔绝，踏上郑和搭起又放弃的航线，穿越马六甲，直抵中国。一条对华贸易的直接通道是所有东来欧洲海商的终极目标，率先来华的葡萄牙人对此孜孜以求近半世纪，而撤离海洋、厉行海禁的明帝国恰巧也需要一条官方海上通道，这两种需求共同促使澳门开埠。可以说，澳门开埠是世界海洋格局中“西进东退”的结果。
葡萄牙的邻国西班牙由欧洲向西航海，打通了到美洲再横越太平洋到亚洲的海路。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人将菲律宾作为其帝国在东方的落脚点，并开始马尼拉和墨西哥之间的往返航行。至此，从伊比利亚出发的葡、西航海家循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占据和利用好望角航线和太平洋航线，经营各自地域的商品，但处在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海域却仍旧不相连，独处一方，环球贸易体系离全线贯通仅余一步之遥。1582年，在因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继承葡萄牙王位而使两国共戴一王的政局变化中，澳门商人自治团体决定接受西班牙名义上的统治，随即发船马尼拉，开辟并垄断了澳门-马尼拉贸易航线，接通了美洲与中国的贸易交流，使好望角航线与太平洋航线在澳门合龙，最后清除了先前海洋贸易圈之间的隔离，完成了环球贸易体系从无到有的历史质变。
环球贸易航线是西方人在各海洋贸易圈原有航线的基础上通过大航海活动而连缀贯通的，并由此缔造起世界贸易体系。由于澳门的存在，从世界贸易体系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国商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葡萄牙人通过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等航线，将中国货物与以白银为主的商品进行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深的交换，兑换黄金，实现重商主义利益，推动世界贸易体系的运行和扩张。同时，以澳门为枢纽的海上贸易也通过广州渗透中国腹地，使中国种植业、工商业中的某些成分与世界贸易体系发生联系，而不再与世隔绝。澳门在陆、海两个体系之间起着“钩”的作用，勾连一个真正的“世界”贸易体系。
17世纪，荷兰共和国在海上崛起，走上重商主义道路，荷兰人挤入伊比利亚人的环球航线，与其展开全球性的财富争夺。荷兰人一进入亚洲海域，立刻试图通过夺取澳门参与对华贸易，但澳门葡人为维护垄断，利用澳门的地位及其与内地的关系，将荷兰人抵挡在外。尽管澳门也在明清易代和世界贸易体系格局的变化中经历了衰退，但仍旧发挥着阻挡欧洲竞争者进入中国贸易的作用，使荷兰人不得不北上台湾海峡寻求贸易机会，而始终无法获得与葡人同样的优势，并因此在东亚贸易中受到束缚。
英国在试图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过程中，同样由于澳门的作用，遭遇到与荷兰人相似的失败经历。但到了18世纪，由于它在美洲的胜利和对印度的控制，英国压倒其他欧洲国家，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新霸主。英国人利用康熙开海的机会进入广州，又利用鸦片和散商活动扩大对华贸易规模，最终冲破中华帝国朝贡体系，导致了澳门的彻底没落和香港取代澳门的地位。
这就是澳门这个陆海交接处的小港口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牵连。
视野的拓展、联系的延伸和角度的转换，使澳门贸易的历史研究为中国和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一个新轮廓，揭示了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清理这个历史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对澳门与环球航线形成的关系、由澳门-广州体系向广州-澳门体系转变的世界背景、珠江口与闽浙海域和台湾海峡的历史联系、东亚海洋贸易圈与西欧贸易势力的关系、澳门贸易对中国腹地的影响、中国商品与世界性白银流动的关系等问题都有了新的理解，形成新的探讨方向；在由这些问题打开的窗口里，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历史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