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是政治学里晚近出现的一个新术语，“它与决定着一个民族或集团政治行为方式的文化、精神、情绪或价值观的概念有关”。[1]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政治文化”词条的作者接着就指出，这种关于政治文化的观念和政治分析本身一样由来已久：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描述过促成政治稳定或者变革的“心态”；18世纪的英国保守主义者爱德蒙·伯克则认为“习惯凝聚”会影响政治机构的运行；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及英国宪政学家戴雪（A. V. Dicey）和白哲特（Walter Begehot），都将政治价值观和情感置于他们关于政治稳定和变革理论中的显著位置；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对政治文化概念本身作了阐发；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直到最近还在论述“民族特性”和“传统”在决定人类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代学者布林特则在《政治文化的谱系》一书中阐述了政治文化探讨的三种学术源流，即包括孟德斯鸠、卢梭、斯塔尔（Germaine de Sta?l）、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基佐（Francois Guizot）、托克维尔在内的法国社会学传统，包括康德、赫尔德、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在内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以及源于当代美国政治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路径。[2]
当代的美国政治学家由于对国民性和民族文化的描述性研究不满，于是开始重新构想新的研究概念，以便在比较政治学中从政治背景上来认识文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喜欢政治文化而不喜欢国民性，因为政治文化一词允许他们从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引出相关观念，如社会化、文化冲突以及文化适应等。”[3]
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是政治文化研究新路径的首倡者，他们在1963年发表的《公民文化》一书是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在此书中，他们对政治文化的含义做了一个界定：“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4]政治取向包括认知、情感、评价三方面的取向，是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内化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相当于政治取向模式在该国成员中的分布状态。综合考虑政治系统成员对政治系统本身、系统输入对象、系统输出对象以及自身参与这几方面的态度，阿尔蒙德和维巴归纳出三种政治文化类型：狭域型文化（parochial cul-ture）、臣民型文化（subject culture）、参与型文化（participant culture）。具体国家的公民文化状态则是这三种类型的混合表现，而以参与型文化为基础。通过对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经验调查资料的处理，阿尔蒙德和维巴分析了这五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状况及其与政治体制的协调性问题。《公民文化》一书的学术旨趣是民主文化问题，即公民文化与民主体制稳定性的关系问题。[5]
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著作出版以后，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就进入了一个多样化的发展时期。“有人研究非洲、亚洲、拉美与中东的政治文化；有人研究儒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有人研究政治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人研究政治文化的价值是如何通过家庭或学校系统进行传播的；有人研究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还有人研究法律体系的类型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学者则研究政治文化是如何变迁的或者甚至是如何经历革命性的转变的，另外一些人则研究同一个政治体系内两种或多种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斗争。”[6]尽管这段描述并非完全，但由此也可见政治文化研究涉及范围之广。诸如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新社会运动，也都是政治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
在近期的政治文化研究中，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概念与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运用的“社会资本”概念，均引人注目。
英格尔哈特研究了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变迁问题。通过对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个人生活满意度、政治满意度、人际信任感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态度这几方面的跟踪调查与综合分析，英格尔哈特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征是有利于维护民主体制的。另外，英格尔哈特还指出，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开始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变迁现象，即随着经济发展与代际人口更替，这些国家的公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日趋明显。与传统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相比，这种新的价值观更为重视保护环境和保持生活质量。[7]英格尔哈特的这一判断，可从当代西方的环境运动与绿色政治中获得例证。
近期政治文化研究上的一部大作是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在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8]。帕特南在此书的“中译本序”里说：“我自己关于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绩效的对比研究证明，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而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会更容易出现，因此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9]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帕特南除了导入“社会资本”这一政治文化分析的新概念外，在方法上也颇有创新。帕特南综合运用了多元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调查访问、理论探究以及历史分析。在历史分析部分，他从考察中世纪的意大利公共生活遗产开始，将公民传统的演变追踪到当今。帕特南的研究项目持续进行了20多年，也可见其学术运思之久。这部以公民传统与政府绩效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可谓功力深厚，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还将政治文化的分析引入国际研究领域。亨廷顿具有全球视野的“文明冲突论”即是一个出名的例子。亨廷顿的观点颇受争议。但是，“即使我们拒绝接受亨廷顿的所有结论，政治文化的一些要素也仍然肯定会在地区层次上发挥作用……例如，在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精英怀着对欧洲理念的强烈信奉，努力构建一个统一的欧洲。这项事业受到欧洲大陆共同战争经历的滋养，并以终止战争的重演为目的”。[10]
上述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些粗略介绍，已可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学术景象。国外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我们开展欧洲地区的政治文化研究，启发良多。《欧洲政治文化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几位学术同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汇集。我们的研究成果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别或地区的政治文化研究，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以及北欧地区；另一部分为两篇专题性的政治文化研究，即关于欧洲现代重要政治观念兴起的探讨，以及对欧盟价值共同体的探讨。在对欧洲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我们自己力图突出两个学术上的关注点：第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不仅在历史背景之中来理解政治文化传统，也注意到政治文化本身的演化问题；第二是从关联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我们的研究既关心政治态度、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形态这些政治文化的相关内容，也注意到这些内容与政治制度或政治运动的关系。
本书各部分的撰写是由下列作者承担的：
第一章：邝杨；第二章：田德文；第三章：马胜利；第四章：刘立群；第五章：张敏；第六章：郭灵凤；第七章：马胜利、邝杨、田德文。
编者
2011年10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