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知道真相，然后绝望颓然地坐在土炕上继续哭泣？我说：“姥姥，也没准外国人发明这药了，我回北京打听打听，你现在好好吃现在的药。”姥姥眼睛里闪出一点光亮，“真没准有，外国人啥都能造出来。”回到北京，我找不到这种药，有一段时间甚至不敢给姥姥打电话。大概她内心虽然期望，但其实也是知道真相的，所以也并没有让人打来电话追问这件事。我曾想象过一个人突然要学着接受自己不能再正常行走和生活，所需要经历的内心痛苦，但再切身的想象，也肯定不及身在其中者的万分之一。母亲和我讲过，从医院回到家里那段时间，姥姥常常摔在地上，因为她下地时仍以为自己手脚利索，可以自由行动，她以为她的腿已经迈出去了，而实际上并没有。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跌落之后，摔倒的疼痛和屈辱终于压倒了那个完好的自我意识，她渐渐习惯了半身不遂的身体，也开始使用拐杖的辅助。
家里人为此难过，但人人心里也都暗自觉得，姥姥已经六十几岁，是老人了，在经历过中年守寡、独立给三个儿子娶上媳妇的苦难日子之后，遭遇病痛，内心虽留有岁月磨砺过的坚强，但只要她心里愿意对疾病屈服，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我知道，这坚强是用血与汗凝固而成的老茧武装起来的，它可以帮助姥姥抵抗现在的苦痛，可这坚强本身，又是何等让人揪心啊。无论如何，和所有遭受长久病痛的人一样，她渐渐接受了自己的情况，至少在旁人眼里是这样的。第二年春节，我再去看望她，姥姥已经不再问我要灵丹妙药了，她会跟我说我拎去的牛奶、罐头哪个更好吃，问我女朋友怎么样。她穿着棉衣棉裤，坐在炕中央，因为左边身体不能动，她在炕上半趴着，总是挨着炕那面的衣服更脏一些。姥姥的眼角有些眼屎，我想给她擦去。她说不用了，一会儿还得睡，睡睡醒醒的，擦它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