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蒂，加缪还是像他心爱的默尔索一样，必须在遭到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的疏离、抛弃、遗忘、孤立的情况下，才能感到幸福——这是决定他一生的最大的张力，也是在写作《局外人》时，他给自己确定的命运。他的好友，意大利左翼作家伊格纳西奥·西罗内有一本小说《面包与酒》，其中写到知识分子一味空谈农民理论、对农民本身情况却不甚了了的危险，触动了加缪之心，他专门把这一节挑出来进行评论，既是嘲讽巴黎左派的名流，也是提醒自己，不可忘却故乡的人民。然而，也正是西罗内，在与波兰抵抗作家古斯塔夫·赫尔林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你来自哪里，并不意味着你不会被那里驱逐。”托德写道，就连加缪的好友、突尼斯作家阿尔贝·摩米都把他称为一个“好心肠的殖民者”，暗讽他那种对政治一无所用的儿女情长，“加缪无法谈论北非，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领到诺奖之后，加缪本欲趁此声誉高涨之际，再度介入政治第一线，试图担任法国殖民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仲裁者”的角色，既反对法国入侵，又不支持阿国独立，结果可想而知。年月日，他携友游历希腊，后又重返北非故里，在托德的笔下，这已是加缪不知第几次在地中海两岸进行消愁之旅了。
事实上，加缪已被故乡驱逐。他只能把和平、融入、“兄弟之情”这样的情结寄托在艺术之中。在《局外人》《反与正》《流放与王国》这些作品里，既有人与天地成婚、外来客融入异族群体的“融合”故事，也有被所在之地排挤、被人群驱逐的流亡的气息。《第一个人》与关于阿尔及尔和奥兰风土人情的散文完全是一体的：它越是浸透了浑厚宽广的爱，也就越是鲜明地传递一个伤感的信息，即，阿尔及利亚，摇篮与婚床的所在，同时也是一个失去的居所。
人必须怀着一种对痛失怙恃的畏惧与记忆踏入自己的命途；人越依恋一个地方，越注定要离去，美好的东西不把你推离，你也会主动地放逐自己。奥利维耶·托德所写的加缪一生，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颇为惆怅的结论，但也正是这一点，让加缪本人更显得潇洒、魅力无穷，让人感到有一亿个理由去热爱他、尊敬他，“他那热情的、给人以温暖的善良——是的，我坚持用‘善良’这个老旧的词眼——在人道的层面和社会的层面都让某些理论家感到尴尬羞愧。”我感觉写破折号里的句子时，托德的手都在颤抖。
最后，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读读《夏》里的那些散文名篇：原来这些光明而圣洁的文字，早已埋下了孤寂的宿命味道。在《阿里阿德涅的石头》一篇里，加缪提到了福楼拜的朋友勒布瓦特万，“他临终时望了这不变的世界一眼，说道：‘关上窗子吧！它太美了。’”同样，在奥兰的黄褐色的围墙外，大地和海岸仍然继续着它们漠然的对话。世上的这种表演对人永远有两种魅力。
它让人绝望，却又刺激他。世界永远只表达一件事物：它首先吸引人，然后让人厌倦，最后它凭顽固的一生赢得了胜利。它，永远是对的。“哦，一切都空吧！”被吸引又被厌倦的加缪，听到了一声穿透数千年时光阻隔的呼唤。这是他不断回归童年、征引故乡而悟出的东西，不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巴黎式的虚无，因为空的诱惑，恰恰是肉欲的、思想缺席的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所不自觉遵循着的忠告。在享乐与宿命般孤寂的共生之中，加缪像其他无根的世界公民一样，毕生都在探寻一块可以置身的坚实之地，但同时又知道这是无望之举，正如空无之不可抵达、不可求得，“何异于绝对之不能被求得。”他毕生都反对孤立，反对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反对无结果的斗争，反对毁灭；故乡，哪怕只剩下一个理想中的样子，依然不得不在他的心里长存：在这里，一块光滑得像朵水仙花的小石头，都意味着万物开始之时，在这里，“花朵、眼泪（如果你坚持的话）、分离和斗争，都属于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