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不是阴谋
赵忆宁：您这次的中国之行可能会听到“西方阴谋论”的声音。目前中国有不少人从心里认为“欧美利用气候问题设局”，极少数主张“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人被视为“上当”者。低碳经济是发展的机遇还是“圈套”，您如何看？
斯特恩：我不代表任何组织，当然也不代表阴谋者。我不认为提出这种理论的人仔细研究和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毫不怀疑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更大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到达富裕国家之前，首先强烈地冲击到发展中国家，这正是我对气候变化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援助、减贫和促进经济繁荣这些领域中度过的，到现在已经40年，而我认识到气候变化正是对发展的一个极大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完全不是西方国家的阴谋。
中国如果不应对气候变化，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同时我也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机会。因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将见证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发展，将会有创新、新技术、大量投资和大大提高能效的低碳新方法。
我相信中国会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占据世界市场比大多数国家都占据优势，中国的制造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还会增长，只要中国转向这些市场。中国在国内、海外都将有巨大的现实机会，中国正在占据全球的低碳高能效技术市场的有利位置。许多中国的专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相信中国正在为抓住这些机会做准备。所谓西方“圈套”论在我看来，本
质就是对问题视而不见，这将会摧毁发展，真正的大“圈套”是不应对气候变化，因为高碳增长的结果就是自我崩溃。
赵忆宁：不确定性是政策设计中的核心问题。《京都议定书》后，为达到议定书强加给发达国家企业极高的成本，迫使他们向海外大量转移生产，原本旨在减少环境污染，实际上却从发展中国国家带来更多的污染。这是当初制定政策所没有想到的“南辕北辙”效应。当我们制定对应气候变化政策时，如何在整个市场或者全球经济背景中考察政策的作用，而避免某些政策导致不想要或者不利的结果？碳税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斯特恩：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我的观点是，由《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引起的污染转移事实上是非常小的。我还没有见到任何证据说明碳排放引起的转移很重要。世界生产格局的确发生了重大改变，但这和《京都议定书》没有多大关系。有关系的因素比如中国制造业的兴起，是长期变化因素。
关于阻止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碳税如果没有已经成为解决方案之一，也终将会成为解决方法之一。我认为，碳税具有实际的价值，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也会包括价格因素，比如碳税和与碳贸易相关的价格因素，所以这些市场机制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源自巨大的市场失灵。我的确认为我们需要减排政策， 我们需要调控，我们还需要新技术的支持—这些都需要在全球协议的范畴之内。
赵忆宁：《斯特恩报告》其结论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结论作出—地球变暖，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1.4～6.4°C。有个问题您是否考虑过：万一这些研究结果错了怎么办？在形成共识的今天，我们已经听不到少数能大胆公开地提出异议的温室科学家的声音了。这正常吗？
期特恩：我无法理解那些现在还在质疑基本科学事实的人。早在19世纪末英国和瑞典科学家都已经证明温室气体在捕获热能和导致全球变暖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这些定律提出异议就像对热动力学和地球引力提出质疑一样。每个人都有权说“热动力学和地球引力错了”，但他们会被认为很愚蠢。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强而有力，在这方面不应该再有争论了。温室效应的大小，也已经有大量的证据了。
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地说出温室效应到底有多大，但我们必须使用风险和概率的语言。80万年前的冰核给出的温度和二氧化碳的指示性指标强烈表明，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温度有多高。
每个科学家都有话语权，每个非科学家同样都有向科学家提问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做出愚蠢论断的人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我们还是能听到如此许多愚蠢的论断，他们差不多都在试图否认基本科学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又无话语权。
当下，我们需要关注新技术的研究，需要大大提高能效，最终获得“零碳”的技术，需要研究把二氧化碳从空气中提走的方法，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更多才能保护自己。在我看来，浪费时间证明已经充分了解的基本的科学关系和科学现象是十分愚蠢的，那些否认气候变化存在或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人实在浪费人们的时间。
赵忆宁：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可以告知在《斯特恩报告》出版后，相关学术讨论和事实验证方面有了什么进展？
斯特恩：《斯特恩报告》出版后，我在今年4月份出版了一本书，在英国的书名是《星球的安全蓝图》（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在美国的书名则是《全球协议》（Global Deal）。我在书中讨论了年底在哥本哈根有望达成的全球协议，我从全球协议的角度延伸了我的观点，核心是探讨应对气候变化并创造一个增长和走向繁荣的新时代的问题。书中我也反驳了持有否认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荒谬观点的人。他们的观点既不明确也不清晰，所以，一般我们现在不再听他们说什么了。
我在《斯特恩报告》中所做的估算很可能低估了气候变化潜在的损害，低估的主要原因是排放增长已经超过了原来的预期，而调控力度却比想象的要弱。这也进一步支持了要立即采取行动以及不采取行动的成本高于采取行动的成本的论断。
在政治方面，过去的3年中已经有了一些有力的举措。世界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编制气候变化应对方案。中国已经编制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方案，正在准备中的《十二五规划》将包括减排在内的相关内容；奥巴马总统对承诺气候变化行动方面与他的前任非常不同。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看到过去3年里，欧洲承诺要在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至少20%、中国的国家行动方案、奥巴马的新政策、日本上周的公告将在2020年之前在1990年水平上减排25%，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有力承诺。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在哥本哈根达成一项为全世界大部分人认同的高效且公平的全球协议。
★田中伸男：需足够高的碳价吸引10万亿的投资（2009年12月14日）
12月14日，国际能源署（IEA）总干事田中伸男（NobuoTanaka）在哥本哈根接受本报专访。田中伸男就投资界关注的“碳价格”问题做出了预测，并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给投资者一个明确的信号。
田中伸男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能源领域私人投资的总需求将达到10万亿美元，“必须有足够高的二氧化碳价格保证，才能吸引这样投资的规模”。
这些投资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田中伸男认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包含着巨大的机会，“中国政府的政策将会改变世界经济增长”。
商界需要明确信号
《21世纪》：最近两天，谈判中的焦点问题就是应该奉行单轨制还是双轨制，从国际能源署的角度看，这将对会议进程有何影响？
田中伸男：我们并不是直接参与谈判的组织，我只能说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清晰的框架，通过减排将碳价格提升至足够高的水平，向私人投资者传递明确的信号。根据我们的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能源领域私人投资的需求总量会达到10万亿美元。例如，2020年一年，我们需要4000亿美元投资，其中一半都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对于这样的投资规模来讲，清洁发展机制（CDM）、各国减排承诺、碳价格的信息都非常重要，是对于商业投资的一颗定心丸。
从这个角度讲，与一个框架性的东西相比，我们更需要的是领导人传达清晰的信号，指明方向，如果延迟或无所作为，带来的损失将是每年5000亿美元。
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今年的排放量与去年比有了大幅下降，需要在2020年达成的减排目标要比去年更加容易完成。为什么我们不利用这个机会，达成一些协议呢？
《21世纪》：你知道现在会场上的争论很激烈，你还相信能够达成商界需要的明确信号么？
田中伸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美国总统、中国总理等100多名政府首脑都将来到哥本哈根，如果没有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他们怎么回去跟民众交待？所以总会有一些成果的。
最后的协议不会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但我希望是一个很强的政治信号，全球的政治领袖能告诉大家，我们将要向哪个方向走，这对于投资者已经够了。
碳价至关重要
《21世纪》：你刚才说希望这次会议能将碳价推到足够高，你是否计算过，要达到什么水平，能吸引足够的私人投资？
田中伸男：如果想得到足够的私人投资，那么到2020年OECD国家二氧化碳价格要达到50美元/吨，到2030年，应该升至110美元。
但我们要将CDM和其他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分开，对于CDM来说，到2020年，价格应该是30美元/吨，到2030年达到50美元/吨。
《21世纪》：说到碳市场，目前美国反对建立一个全球性碳市场，这会如何影响碳价格？田中伸男：我们希望在2020年之前，能够建立起在OECD国家内的碳市场。之后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中东国家也应该加入全球碳市场。
但是印度除外，印度仍然很贫穷，而且其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也没有那么快，我们仍然可以等待。
中国需要CCS
《21世纪》：能源价格对于商业投资来说非常重要，你认为这次大会对于能源价格会有什么影响？
田中伸男：总体来说，能源价格肯定会增长，石油、电、天然气的价格都会上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廉价能源价格时代已经结束了。不论是政府政策还是商业模式，都应该为此做准备，两者应该互相合作应对变化，所以能源效率、节能项目都非常重要，其回报率将非常好。
《21世纪》：你如何看中国的减排目标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田中伸男：我认为中国还需要巨额的投资，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公司。这些投资应该主要集中在新能源、能效以及煤炭领域。我认为二氧化碳的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未来，中国能源使用对煤炭的依赖仍然会很高。这个领域还非常昂贵，所以需要有技术转移，而且还应该增加对中国这个领域的投资。中国将在CCS上扮演领导角色。
★叶普：哥本哈根峰会将取得富有雄心的成果（2009年12月9日）
丹麦驻华大使叶普12月9日在接受经济之声独家专访时说，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将取得全球性的、富有雄心的成果，而且这种可能性相当之大。
冬日的午后，北京的天有点灰蒙蒙的。下午2点半，丹麦王国驻华大使叶普，准时回到了他在北京的家里。摆放着很多中国书籍的客厅里，一杯茶，一杯咖啡，开始了我们共同关心的哥本哈根话题。
叶普：这次气候大会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全球性的、有雄心的新协议，这能让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让全球温度下降2摄氏度。而且应该是全面性的协议，要涉及所有的问题，让每个成员国都知道自己承担的义务。
叶普大使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1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首脑，以及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作为大会的主办国，丹麦对达成最终的协议表示乐观。
叶普：目前我们对在哥本哈根达成一项协议还是很乐观的。而且作为主办国，我们和许多国家也在进行双边的协商，其中也包括了中国。我们认为谈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最后是需要192国家一起说YES的。
记者：中国提出了到2020年比2005减排40%-45%，美国也同日宣布减排17%，有人评论美国只相当于1990年减4%，认为它缺少诚意，您怎么看待中美的减排目标。
叶普：首先我认为各个国家吧自己的数据提出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数据的不同反应了各国处于不同的现状和减排不同的阶段。中国的数据反应出，中国虽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会议主办国，我们不便于去赞扬一个国家或者批评另一个国家的减排目标。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替听众问的，我们听说这次大会有几百家的私人专机和世界各地的政要、专家云集，一下子多了几万人。大家会担心哥本哈根的这两天压力会很大，碳排放会飞速向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叶普：正如您所说，这么大一个会议是会带来很大的碳排放量。但考虑到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重大性，那么排放是很小的。另外丹麦政府也会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关援助和投资，能使这次峰会的碳排放量达到中和。
在愉快的谈话面前，一个钟头是非常短暂的。临别之时，今年47岁的叶普大使告诉记者，在他幼年的时候，丹麦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每个周末家里汽车都不准开出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渐渐体会到了，地球和环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意义。大家都期盼着这次哥本哈根峰会取得成功。
★布劳恩：哥本哈根绝不能忘记农业（2009年12月9日）
“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之时，显得如此脆弱。最新研究显示， 到2050年，全球小麦的产量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降低40％，稻米降低20％。人类粮食安全问题或将更加严峻。
为此，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CBN就气候变化与农业的相关问题，专访了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约阿希姆·冯·布劳恩（Joachim Von Braum）。
CBN：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农业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
布劳恩：农业问题必须被包括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讨论和以后签订的协议中，因为农业是缓和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农业可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比如种植稻米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依靠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市场来出售自己的产品，所以如果把农业排除在气候变化讨论之外，贫困农民也就被排除在一个好的协议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