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的肃反基本都是刑讯逼供。时任红四军任十二师三十四团政委的袁克服说：那时捉一个就问，问了就打，打了就供，供了再捉。时任四方面军政治科科长的杨克武回忆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当时仅是班长的萧永正回忆说：白雀园肃反中，“班长以上的干部分批进行所谓‘审查’。五个或十几个一批，由张国焘所豢养的那些彪形大汉来传呼，通宵地进行逼供，让被‘审查’的干部承认自己是‘AB团’‘第三党’‘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光是承认了自己是这、是那还不行，还要证明有哪些人，特别是有哪些领导干部是‘同党’。如果不承认，又不证明，那就要动刑，轻则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曾在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工作近五年的陈明义回忆说：“我没有见过一件‘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证据和文件”，“所见到的，我们逮捕的我们党内的干部，我们红军内部的干部，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干部，在审讯的时候，都是苦打成招，使用各种酷刑，我没有看见一个有人证物证的东西”。
湘鄂西地区的大规模“肃反”，始于两个人的口供。一个名叫张锡侯的国民党军官，供称他是“统一国民党”员，密谋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一些人在苏区暴动；一个是因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队长朱寿谦，他承认是“改组派”，供出红三军中存在“改组派军事委员会”。这些口供都是在严刑拷打和诱供下得来的，因为所谓“统一国民党”和红三军的“改组派”，事实上都不曾存在。但根据他们的口供立即逮捕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和一批团、营级干部。然后又根据从这些人中逼出的口供，继续捕捉其他人员。步步株连，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人数愈来愈多，几乎遍及湘鄂西整个根据地。贺龙回忆说：“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
湘鄂赣苏区在1931年至1932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破获”了“恋爱研究社”“AB团”“白军团”“姊妹团”“打狗委员会”“好吃委员会”“王八委员会”等20余种反革命组织，“破获者六七千人”。毫无例外，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都是人为编造的，是逼供信的产物。比如“恋爱研究社”案。1930年冬，为反对封建婚俗、帮助青年男女解决婚姻问题，少共修水县委宣传部干部熊增寿和县妇联创办“恋爱研究社”，并经县委批准把它发展到全县。但因一个国民党特务曾介入该团体，修水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张珠与县委书记卢正陆认为“恋爱研究社”与反革命组织有关，逮捕了熊增寿等“恋爱研究社”成员。被捕者屈打成招，供出其他人，结果当地干部和驻防该地的红军指战员500多人（一说300多人）罹难。
陕北肃反也是刑讯逼供的产物。1935年10月初，中共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副局长（代理局长）戴季英酷刑逼供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得到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是“右派反革命”的口供。“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书记、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成员、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戴季英商议，决定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他们根据逼供的线索，全力进行肃反，一面在后方大规模抓人，一面根据逼供的口供，写信给前方，开列了逮捕一批原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领导干部的名单。“指令式地要我们逮捕刘、高、杨松（森）和习仲勋、刘景范等人”。陕北肃反由此大规模兴起。
应该指出的是，在肃反过程中，曾反复发出过不准肉刑的指示。比如1931年1月5日，江西省政治保卫局发出的通告就规定：“用刑拷打，即应废除，以后审讯犯人时，应设法免除。”闽西苏区在肃反初期的“惩办”政策也比较慎重：“社党”重要负责人押解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成员由各县裁判肃反委员会处理；对其重要负责人要扣留严办，一般成员在公布其行为后，令其自首，处以禁闭与警告，“千万不要轻易处理。”并曾公布《反动政治犯自首条例》，规定设半个月的自首期，在期内，“凡属反动党不论党魁党羽，一律准其自首免罪”。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训令，对刑讯逼供提出严肃的批评：“临时中央政府严重的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过去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某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采用肉刑、屈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现，处置犯人的时候，不分阶级成分，不分首要和附和，以致应当轻办的，却把他重办了(如不释放附和的工农分子)。……这都是非常之不对的。”1932年1月7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更明确地指出：“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这是最严重的错误”。1月21日，中共中央《为肃反问题致闽西省委信》中，严厉批评闽西苏区在肃“社会民主党”中滥捕滥杀的做法，指出：“这种任意逮捕拷打与杀戮我们的同志与工农分子，这种恐怖现象的造成，实际正是在帮助反革命，破坏革命。犯这些错误的同志，实际上无意中执行了反革命者的意志。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对于某一个人的反革命活动必须有确切的证据，必须从各方面来证实他的反革命，……只有反革命团体的领袖，反革命团体中最顽强狠毒的分子，我们才处以死刑。其他次要的分子，尤其是工农分子，我们必须允许他自首，改过自新。至于一时被蒙蔽的工农分子，则可以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自己的错误。”但是，这些指示和规定并没有对后来肃反中的刑讯逼供产生多少约束力。在各种因素合力的作用下，在审讯人员的水平和技术很低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运动方式的肃反，必然是刑讯逼供，其结果也必然使之扩大化。
六、肃反领导人恶劣品质对肃反扩大化产生了重大作用
肃反错误席卷了各个根据地，置身其境的领导人都面临了肃反的考验。一般而言，在肃反初起之时，绝大部分领导人包括后来被肃之人都支持肃反工作，许多人参与了肃反领导工作，不少人在肃反中也很“左”，对肃反严重出错负有责任，但他们的犯错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和能力水平的问题。其中许多人在发现问题或意识到存在错误时，就谨慎起来，甚至开始抵制错误，努力缩小错误的损失。
但是各个苏区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极大的关系。张国焘、夏曦、曾洪易等人无视错误，坚持教条主义，作风霸道，专擅弄权，实行家长统治，既听不得不同意见，更不允许批评，甚至在肃反中夹杂个人成见，借机打击同志，严重地扭曲了肃反的轨道，对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发生、发展，负有极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