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项鸿祚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似乎是有意要对庄子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唱一点反调，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说的原本是一回事，不过一个是从生命的终点往回看，觉得所做过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是从生命的起点往前看，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则一生根本无法度过。在我迄今为止的“有涯之生”里，所干的“无益之事”只是读书；东翻西看了些年以后，我想定我这一辈子至少也要仔仔细细地读一本书。应该是那么样的一本书，它由得我不计光阴地反复体味，而其价值或魅力不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减损，也就是说，这件“无益之事”真的能够成为我的“有涯之生”的对应物；我选定了的是《庄子》。
一九八六年冬天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将当时能找到的七八种《庄子》注本一并摊在桌上，原文连带注疏逐字逐句地对照着读，同时置一簿子，记下自己零碎的感想。这样花了四个月的功夫，算是第一次把《庄子》给读完了，我的笔记也写了约有五万字。虽然当时的体会还很肤浅，但我对庄子哲学的大致看法在这里已见端倪。后来又断断续续地读过《庄子》的另外一些注本，特别留心的是众说纷纭之处，差不多每个细部我都能从前人那里得到启发，但是我自己对于整部《庄子》和自具框架的庄子哲学，则越来越不能完全认同于其中任何一家的说法。这期间在与朋友的通信与交谈里也曾大致说起我自己的一些见解，知己者比如亚非兄就觉得我已经有了个系统的认识，一再鼓励我把它当回事儿地写出来。前年夏天我和Francois Morin说起这事，他用不大在行的汉语说：“你该想好，要说的是庄子呢，还是你自己？”这番话也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我从头再做十年前做过的事，利用所能找到的所有注本，以整整一年的业余时间重新读了一遍《庄子》，这回几乎可以说是一句句都读通了，所写的笔记则有三十多万字。然后再用半年的时间整理这些笔记，结果就是现在这本书了。
我也曾想过要写一部关于庄子哲学框架的系统论述，但是最终还是把这想法暂且撂下了，或许若干年后我还会做做那类尝试，但是目前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样子，用一句时新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文本研究。我对于庄子哲学确实有个框架方面的认识，但是这一认识完全是根植于对《庄子》文本的细微体会；反过来说，对于《庄子》文本的体会正反映了我对庄子哲学框架的基本认识。所以迄今为止我关于庄子哲学的话全都说在这里了，我之所谓“关于庄子哲学框架的系统论述”写与不写其实也就不大吃紧。然而如前所述，《庄子》是我一生所要仔仔细细读的书，将来再有什么新的想法冒出来也未可知，所以犯不上预先就把话讲得过于死了。
多少年来读《庄子》所得出的想法可以分为书里书外两类。关于《庄子》书里的想法都写在我的书里，这里不再重复；涉及书外的一些想法倒是可以简略地一说。因为《庄子》这书和庄子这人确实有一些问题，真正要想研究庄子哲学是不能够完全绕过去的。也就是说，关于《庄子》书里的想法是以关于书外的想法为基础。但是这一部分说是“想法”，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前人讲过的，只不过前人（以及今人）还讲过一些与此相反的想法，结果就有点儿混淆了，我也只是择善而从罢了。
《庄子》一书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很多论家都说过，如同先秦别的子书一样，这也是一派人著作的总集，大约从战国到西汉，陆陆续续地写出来，最终编在一起，叫做《庄子》。但是这所谓一派人看法并不相同，有庄学的，有庄学的后学的，有庄学的后学的后学的，后学对前人的说法有所发挥，发挥而又发挥，结果就有所矛盾，甚至根本对立起来。所以与其说是“一派人”的著作，不如说是“一脉人”的著作更恰当些。另外还有些完全与此无关的成分，纯系羼杂。如果《庄子》中存在着一个哲学框架的话，那么它对自身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统一的，具有一致性的，或者干脆说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是假如我们基于《庄子》一书的全部内容，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这样的哲学框架；所以只能取其中一部分而舍其中另一部分。关于《庄子》的内篇、外篇和杂篇的分类，历来有很多解释，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内在性的依据。只是比较而言，归在内篇里的显得更纯粹一些，所以就有可能以内篇的主要部分以及外、杂篇中与其相一致的部分为材料构筑一个我们称之为“庄子哲学”或“庄学”的哲学框架。
但是《庄子》内篇虽然最为重要，它并不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关于内篇那些怪异而且往往与内容并不相符的篇题，早有很多论家表示怀疑，认为是西汉以后人所拟。而在我看来，与篇题重新被命名过相似，现在内篇的顺序也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所做的重新排列；所有这些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对庄子哲学的一种改头换面，是想要做成一个与内篇主要部分的真正内容并不一致甚至是方向完全相反的“庄子哲学框架”。我不是说《庄子》原来有个什么顺序，我是说不能限制于现有的这个顺序。至于那些从现有内篇篇题与顺序出发对于庄子哲学所作的说明，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要想根据内篇（并结合外、杂篇的相关部分）构筑一个庄子哲学框架，只能把立足点放在这一部分《庄子》的文章本身，而不能被后人所有那些加之于它的东西所左右。《庄子》内篇本身也有相互抵触之处，说明其中也有羼杂，这也已经某些论家指出过了，这些羼杂的成分同样不能成为构筑庄子哲学框架的有效材料。
从前有人把《庄子》三十三篇分为“条记而首尾一义”、“条记而非一义”和“首尾成篇”三组。我们分别加以考察，发现最后一组从内容看与体现于内篇主要部分和外、杂篇的相关部分的庄子哲学框架最是抵触，最有可能是后学的后学之作或是别家著述的羼入。所以“条记”应该说是庄学以及庄学的后学（在我看来，他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庄子哲学框架）的作品的特点，也就是说，除了那些显然与庄学本身无关的篇目外，《庄子》并没有完整的文章，所谓的“篇”只是若干段落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集合。从“不成篇”到“成篇”也正好反映了文章产生年代的早晚。如果不是局限于《庄子》的“篇”，而是以篇中的段落作为研究单元，我们对于庄子哲学的研究可能会更深入一些，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
我们在这里讲“庄子哲学”或“庄学”，严格说来，应该是指体现在《庄子》内篇的主要部分和外杂篇的相应部分中的作为一个基本思想框架的哲学。根据《荀子·解蔽》、《庄子·天下》等的论述，似乎把它归在庄子的名下是最合适的。但是我们只能由这一套思想去推测拥有这思想的可能是怎样一个人，却不能根据现有的那些资料先来设计好这个人如何，再去看他能有什么思想。《庄子》中关于庄子有很多描述，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有庄子的记载，似乎据此也够做成一篇“庄子生平”的了，但是《庄子》一书“寓言十九”，不要说臆造出了那么多的古怪人物，就是讲到老子和孔子时至少也都是虚实参半，怎么会一说到庄子就句句坐实了呢。何况其中关于庄子的描述也有自相矛盾而且与庄学根本立场不合的地方。在我看来，《庄子》里的庄子多半也是个寓言人物，后学和后学的后学各以其意思加以塑造，所以不能达成一致。至于以《庄子》部分内容为蓝本的《史记》本传，同样也仅仅只能引为参考。若全依司马迁所说，则那一位“庄子”大概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庄子》内篇的主要部分和外杂篇的相应部分”没有多少关系了。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牵涉到庄子哲学有没有一个明摆着的来源，也就是说，它是不是对现存《老子》一书的引申发挥。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究竟如何，“古史辨”派的学者多有考证，我是接受老子（即《史记》中说的李耳，也就是《庄子》一书中予以寓言化的老聃）与《老子》一书的作者根本就是不同的两个人这一论断的。如果我们把《庄子》看成一脉人即庄学、庄学的后学和后学的后学的著述，那么作为其中被寓言化的原型的老子可能在庄学形成之前，而《老子》的作者则是在庄学形成之后，即在庄学的后学与后学的后学之间。换句话说，《庄子》的大部分内容是完成于《老子》之前。现存《老子》一书的主要倾向与构成庄子哲学框架的《庄子》内篇的主要部分和外杂篇的相应部分根本就是不一致的。《庄子》中以“故曰”的形式出现的与《老子》相重复的文字，几乎都是后学以后之作。我们更不宜贸然引用《庄子》中未出现的《老子》内容来说明庄子思想的来源。一般说来，我是不大相信“老庄”这句通行的话的。
以上所说的这些，构成了我读《庄子》和体认庄子哲学框架的主要基础。再说一遍，这些差不多都是前人的研究所得，我得以花上十来年的“有涯之生”去干这“无益之事”，是得了历代论家的许多恩惠的。而如果我没有在此之前接触过清代以来辨伪学说（这一学说延续到“古史辨”派而发扬光大）的基本观念（并不单单是关乎《老子》与《庄子》关系这一件事），要想真的读懂《庄子》这本书，恐怕还是连门在哪儿都没找到呢。
此外还有几句闲话也想在这里说说，因为它关系到我读《庄子》所持的另外两个出发点。第一，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虽然现在说起来一律顶着“哲学”这个名儿，但是它们自有其特点，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涉及的范畴大相径庭，所以不可能把它完全纳入西方哲学通常呈现出的那种体系之中，也不可能按照通常对西方哲学进行定性的方法对它予以定性。在我看来，不光庄子，先秦无论哪位哲学家也不曾考虑过诸如本原之类的问题，他们无一不是把这世界当成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接受下来，在此基础之上开始他们的思考的。第二，先秦哲学大多是讲如何统治或如何参与统治的，庄子哲学有所不同，它是关于个人的哲学。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当时存在着的自成框架的思想，我们对某一哲学加以研究，首先应该考虑到它作为一种哲学框架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所以我是不大习惯做那种简单化的、实用主义的取舍与价值判断的。其实在这种取舍与价值判断面前，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个哲学框架已经被拆碎了，于是也就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们所要谈论的是曾经存在着的庄子哲学，而不是依照我们现在的需要来假设出某一种可能性。我这一向想做的事情也就是我在别处多次引用过的孔子的“述而不作”那句话，如此而已。
这本书原本打算叫做《说道》，出版社方面希望我改一下，于是取名为《樗下读庄》。这当然与《逍遥游》篇末庄子好生赞美过那臭椿一番有关，不过赶巧我家南房后面就有这么一棵树，所以也可以煞风景地说我这乃是完全写实的，并没有什么比附之意。从前我出版过一本《樗下随笔》，原本它已经当过一回书名了，这回又来利用，似乎是有些黔驴技穷，又好像是要存心霸占似的，这真是不大好意思；不过可以说明一下，那树前年下了一夏天的豪雨之后其实已经死了，现在从我的窗户望去，只剩下一点儿秃干枯枝，恐怕就是想要再用也是没有法子的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