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 巴黎和会开幕。二十八日，中国代表在会上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等。
1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哲学研究会。
2月1日 在黎锦熙家同度春节。黎锦熙将他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改订本交毛泽东提意见。
2月19日 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蔡元培发表演说并被选为新闻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在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邵在经济上的接济。
3月12日 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归途中绕道上海。十四日，到达上海。
3月15日 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三十一日送别。
4月6日 由上海回到长沙。对母亲亲侍汤药。二十八日，致信七、八两舅父舅母，说“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
4月 回湖南后，主持新民学会会务。为解决生活问题和便于工作，住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历史课，并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
4月30日 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提出的废除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等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湖南，全省震动。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分子、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联系，交换看法，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具体意见。
5月7日 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5月中旬 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5月23日 毛泽东约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到第一师范后山操坪，商谈响应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问题。议定：每一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连日来，毛泽东到一师、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校进行活动，向学生骨干提出：一、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二、要有统一组织，使力量集中；三、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
5月25日 和蒋竹如、陈书农等同各校学生代表易礼容、彭璜、柳敏等二十余人在楚怡小学开会。由毛泽东介绍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邓中夏报告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经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
5月28日 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不日，学联改选，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毛泽东经常到学联同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工作。
6月2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召开全体大会，议决全省各校学生从三日起，一律罢课。
6月3日 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这一运动。本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四日，长沙《大公报》发表学联的罢课宣言。宣言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宣言还向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项要求。随之罢课风潮席卷全省。
6月 同学联干部利用暑期放假，组织青年学生到城乡、车站、码头，作爱国反日宣传。
7月初 和何叔衡、熊楚雄等人，在长沙送别徐特立等十八人经武汉、上海赴法。
7月9日 在毛泽东指导下，由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七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四百多个。十月下旬，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正式成立。
7月14日 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他在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反对各种强权，主张平民主义，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在《陈独秀之被捕（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警察厅逮捕。）及营救》一文中，他指出：当前的中国危险在于“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人们“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和政治不民主的结果。文章对陈独秀十分推崇，称之为“思想界的明星”。
7月21日 《湘江评论》第二号出版，刊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此文在该刊第三号、第四号继续连载。文章宣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认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文章热情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而在中国则“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种种方面都要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等，强调中华民族有伟大的能力进行改革，“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文章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文内也反映了一些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看法，认为：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两派，一派是很激烈的，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这派人的思想“更广，更深远”，其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克鲁泡特金。《民众的大联合》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有相当影响。北京《每周评论》说，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一些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 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发表《健学会（健学会是由湖南省教育会长陈润霖邀集湖南省城各学校职教员徐特立（孤儿院院长）、朱剑帆（周南女校校长）等发起，成立于1919年6月15日。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1920年驱张运动胜利后，成员逐渐分化。）之成立及进行》。文章赞扬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思想活跃，同时指出那时思想界存在的自大、空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等弊端，批评那时的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文章提倡“研究”、“批评”的精神和学术的自由讨论，认为没有批评的精神，就会做他人的奴隶。对于孔子，单就其统治中国思想界不能自由、使人们做了两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一点来说，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8月4日 《湘江评论》第四号出版。
8月中旬 由于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湖南学生联合会，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查封《湘江评论》，并闯入湘鄂印刷公司，将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五号没收。由于事先得知张有此举，毛泽东布置学联职员离开，重要文稿和学联印信移走，未受损失。当晚，毛泽东同留守的学联骨干在何叔衡处开会，决定六条：各校学生暂不用学联名义；学联活动要秘密进行；将查封《湘江评论》情况通告报界；要回乡学生宣传张敬尧的暴行；函达全国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争取支援；积极准备驱张。此后，毛泽东和学联其他负责人到岳麓山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毛泽东影响和帮助下办起来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和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仍继续出版。
9月5日 致信黎锦熙，说《新湖南》从第七号以后由他主持编辑（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新湖南》第7号刷新宣言，在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的《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中，曾加以引录，内容如下：“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y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信中称赞《民铎》第六号刊载的《国语学之研究》（黎著）和《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还说：自己颇想研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教育是没有办法的；至于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
9月中旬 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当即布置：一、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驱张；二、指派彭璜和商专代表李凤池等去上海，联络省外驱张力量；三、积极恢复学联。
9月21日、26日 先后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表同情于师范学生》和《原来是他》两篇短文，对摧残教育、毒打车夫等社会现象表示愤慨。
10月5日 母亲文素勤去世。毛泽东闻讯立即从长沙赶回韶山。
10月8日 在母亲灵位前写成《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等优良品德。“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并作泣母灵联两副：“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10月16日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式大会，会长蔡元培颁发证书。毛泽东获得该研究会听讲半年的证书。
10月22日 同湖南教育界一千二百七十二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公启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在《湖南》月刊发表。
10月23日 为问题研究会（周世钊1966年4月20日回忆：问题研究会“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其会章“是毛泽东草拟的”，所列问题“全由毛泽东提出”。）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邓中夏在同期《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邓康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章程说，“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先从研究入手”。章程列出要研究的大小问题一百四十四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章程强调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而且要“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但规定，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不涉及“以实行解决问题”。章程引起北京学界的重视。
11月8日—10日 长沙《大公报》连续三天刊登特别启事称：“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后的三年中，毛泽东同《大公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该报撰写了不少文章。
11月中旬 出席新民学会在长沙周南女校召开的修改会章和进行改选大会。根据新会章，会议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任正副执行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为评议员。会后，即进行驱逐张敬尧运动。会友多数外出，会务停顿一年。
11月16日 领导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分子，重建学联，于本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
同日 就轰动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分析赵五贞自杀，是由于“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希望热心的人要为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呼一声“冤枉”。此后，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纷纷著文，对赵五贞事件进行讨论，形成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次进攻。
11月18日—28日 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九篇论文和杂感。这些文章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其中说：“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在分析造成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时指出：在剥削制度统治下，“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
12月1日 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毛泽东数年来追求新社会生活，去春曾想邀几个朋友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未实现。今春又计议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学生之工作》是其新村设想中关于学校问题计划书的一章。他主张：学校减少教授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工作必须是为生产的、合于实际生活的。要使学生养成乐于农村生活的习惯，纠正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的时弊。并说，创造新学校、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系。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须矢志“创造其新”，才能达到。
12月2日 长沙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第一次在七月）游行示威。十一月十六日福州发生日本暴徒持械殴打学生的“福州惨案”，湖南学联散发传单声援，并要求将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查出的日货立即焚烧。本日，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于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大会，遭到张敬尧镇压。
12月3日 和新民学会会员同湖南学联骨干、积极分子在长沙白沙井开会，研究形势，讨论对策。四日，在楚怡小学出席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之后，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
12月6日 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
同日 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代表团在汉口停留十天左右，分头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在赴京期间，毛泽东等发表“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
12月中旬 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
12月18日 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十余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到京后，主持驱张运动。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12月22日 为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同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信社，毛泽东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
12月27日 平民通信社印发由毛泽东起草、以湖南旅京公民署名的呈文《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发湖南政务厅长串通水口山的德籍矿师，同美商以合资办理湖南白铅炼厂名义，行抵押借款之实的罪行。要求政府迅电张敬尧，取消草约，交款退出，并撤惩矿务局长，“以儆官邪而维矿政”。
12月28日 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讨论驱张办法，参加者千余人。大会要求与会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大会议决通电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五项决议。
12月31日 和彭璜、张百龄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种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2月 杨昌济病重，在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据1963年章士钊《杨怀中别传》载：杨怀中函称：“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