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江农民工群体和在外乡友（包括海外开江人），正在形成以广东开江企业家为主体，以北京、江苏、浙江、重庆、成都开江企业家为方阵的态势，所拥有的经济社会实力及其文化能量，支乡活动的功能效应，松散性群体组织的建立与活动开展，必然使作为异乡异客的乡友产生对于故土的怀想、关注和期望等情感态势，获得唯来自故乡的情事才有的心理满足，情感交流沟通，已经成为推动开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外出务工人员，以其血汗奉献的“农民工”精神，支撑了开江经济，支撑了社会发展，创造了奇迹，改变了世代为农的历史命运，还开阔了眼界，廓大了胸襟，增加了社会接触，学到了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懂技能、有素质的高端劳务人员。而且增强了公民意识，提高了素质，掌握了信息，经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塑造了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独立性、进取性、开放性、灵活性的性格气质，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乡友企业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创造性经营业绩和经营理念，也是一笔巨大财富，对家乡建设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重庆奥韵实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乡友孙仁元，经历艰苦创业10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功实现两次创业和转型。首先是从经营老百姓最迫切需要的建材入手，从一个小门点扩大到3800平方米的展场，到18个品牌的总代理，成为重庆建材流通行业的龙头老大，奥韵品牌铸就企业发展大平台、大舞台。第二次，从高端商业入手，进入房地产和商业地产行业，获得巨大成功。后来进一步进军金融行业，从事小额贷款和担保经营，为社会服务，承担责任，迎接第三次创业。
公司用辛勤、用品牌、用服务、用诚信、用创造，融入时代巨变；用智慧、用意志、用气魄、用自信、用耐心，展示集团风采，成为开江乡友企业和企业家的一个代表。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华人华侨对故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支持；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开江县政协原副主席王树忠发起，建立了以县主要领导担任主任的县智力支乡联络委员会，与县政协办公室合署办公。在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下，县政协在北京、成都、重庆等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乡友联谊工作。2003年，新一届政协把智力支乡工作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它作为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来抓，及时建议县委调整充实了县智力支乡联络委员会及办公室组成人员，为办公室增设了事业编制，工作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使智力支乡工作在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等方面有了可靠的保障。另外，还在成都、重庆首先建立了以孙和平、孙仁元分别为会长的智力支乡分会，以后在其他城市陆续建立了分会或联络组。县政协始终把智力支乡工作作为政协服务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的着力点，使政协工作始终与党委、政府工作同心、同向、合拍，有力地促进了该县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十一届县政协主席还就智力支乡工作的做法在省政协会议上指定作大会专题发言。县智力支乡办公室还被县委、县政府表彰为2004年度招商引资先进集体。长期默默从事乡友联络具体工作的政协常务副主席黄书林、秘书长谢开鎔（兼智力支乡联络办主任），还有廖建等诸多同志，赢得了全国各地乡友的尊敬。
开江本土诗人胡有琦，在他的《父亲，我的父亲》一诗中抒写了一种感情，一种惟外地乡友共鸣更深的感情：
……
如今，我的兄弟姐妹都像候鸟
纷纷飞到南方觅食去了
家里留守的
就只有我的老父亲
他已无法飞了
他的两只脚丫长成了太多太多的根须
他的背已长成了山丘
眼睛只能在故土上才看得清
种粮种菜
只有他仍像蚯蚓在田土里拼命……
联络乡友感情，凝聚乡友力量，开发乡友的经济文化资源，已经形成良好深厚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清末建于成都省城的“新宁会馆”。各地松散型智力支乡群体组织开展活动，使作为异乡客的乡友产生对于故土的怀想、关注和期望等情感，并获得唯来自故乡的情事才有的精神和心理满足。这一交流、沟通的功能效应，就是文化亲和、凝聚的效应，就是热爱开江、发展开江的精神动力和创造力效应。日益增长的“乡情”、“亲情”文化精神需要和追求，整体上已构成了一种越来越倾向于家乡的巨大利益，同时在更深层次上形成了一种文化和文化资源。
这叫什么文化呢？叫“乡友文化”吧。“乡友文化”，如何进一步认识，需要加以研究。
“乡友文化”，是我们开江的一笔巨大资源。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需要加以总结研究，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来看，从而把智力支乡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发展外向型经济
开江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宗产品的经营都是依托外地大市场而得以生存发展，都是依托外地市场得以消化的。数万挑二哥也是扛一根扁担外出云阳、陕西、万县和宣汉三河流域而得以谋生甚或养家糊口。开江传统商贸经济，早在宋代就已经具有外向型经济特征，其主体产品大米，便源源不断地销往云阳、夔州（今奉节）涪陵和周边各县。到了清代以后，除了大米，还有桐油、生丝等大宗产品，外运外销。一般大市场当然具有巨大的商品物资吞吐能力，县内市场规模小，经营量小，品种单一，而且大多是传统农产品。即使有了前述大宗产品，那也只能是“吐”出去。
不但开江如此，周边各县也都是如此。达县石梯镇，是巴河流经通江、平昌之后，在达县境内的重要口岸，人称“水码头”。舟楫来往，樯桅如云，致四方之民，聚四方之货，商贸颇为发达。该镇商贸有一个创造性经营给当地留下了不少佳话美谈，就是利用自身资源与水运之优势，从事“斗载经营”，成为恢宏一时的最大宗外向型商贸生意。
斗者，盛米粮之器也，因作米粮的借代语。经营米粮的专门市场就叫作“斗行”。斗载经营的运作方式是，利用石梯一地的丰富林木资源，于每年二三月间，以石梯镇外河岸为工场，打造大小各式木船。到四五月间发第一河大水，将大批量糙米装上新船，乘风扬帆，顺河而下，经达县到渠县三汇进入渠江，再经广安而抵达合川，进入嘉陵江。在合川，又卖米又卖船。不过一二日，即可成交，抱财归家。有的小船则因本小利薄而溯水归回，运回食盐、胆巴（点豆腐之用）。从事斗载经营者，个人可多达三五只，全镇则多达数百只，可谓浩浩荡荡。
此经营中，木料是当地所产，成本低廉。所卖糙米，系于年前旺季之时囤积，进价低廉，而在合川、重庆等地，四五月间正当米价上涨，卖价尤高。如此一低一高，一进一出，获利之丰厚自不在话下。在农耕时代的小生产经济条件下，石梯镇的“斗载经营”堪称大手笔、大运作，体现了大智慧、大气魄和大创造。它一反传统的静态生产和交易方式而为动态方式，一反封闭性的经营而为开放性的经营，扩大规模，参与竞争……即使放到现代市场经济的今天来看，也是十分难得。它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使当今时代的我们感到耳目一新，是学术上十分精彩的研究个案。
开江唯一例外的棉花经济也是以加工为主，还没有发现本地市场具有大口吃掉产品尤其是外地产品的能力的个案。
历史上，开江所谓依托外地大市场，主要就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上万县水码头市场中心。万县与开江是近邻，相距不过百十公里，历史上开江就近得地利之便，依托万县水码头，获得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在万县，开江站稳了市场，打出了品牌，使得外向型经济特色延续并保持了至少两百年。但在民国后，由于现代市场竞争的空前加剧，规模的空前扩大，外向型经济对市场的依赖，也暴露出了问题，当市场价格出现波动风险，打个喷嚏，开江也就马上患感冒。前述开江生丝业的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大起大落，就是掺和着血泪的残酷无情的例子。开江生丝业的普遍破产，是地方经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个惨痛教训。
到了20世纪5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市场作用消失，桐油、蚕丝、棉花等商业产品市场风光不再；公路和铁路时代渐渐到来，襄渝铁路开通，万县作为商业重镇的水码头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开江也失去依托，成了断奶的孩儿，开江经济从此跌入低谷。前述开江小五金产品市场的创造开拓，是上世纪70年代开江逐渐回归外向型特色经济及市场培育发展的一个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开江依托外地市场发展的经济形态。（而近年来开江小五金产品市场的萎缩恰好说明，外地市场一旦被抢夺，日子就会变得惨淡。）
而多达1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更表现出外向型经济的主体特征。这些年来，开江每年劳务输出量多达１０万余人次。这样一个巨大的农民工群体，等于是把县的人口总量减少了１０万，减少了多大的经济压力！而且，10万人吃喝拉撒不在开江，计算下来减少了多大一笔费用？这且不算，每年还通过邮局，汇回两个多亿的汇款，而这个数字已是县财政收入的近两倍！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外向型经济是开江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城市、大市场成了开江经济的依托。失去了这个依托，经济就很难得到发展。同是一个农民工群体的他们，为什么在农村、在家乡的土地上无所作为而外出打工，不少人竟成了腰缠万贯的企业家老板？而更多人还学成了一门技术专长，形成了市场经济意识。依托市场，借力发展，是外向型经济的一条基本经验。
外向型经济，广东沿海的华侨之乡都有这样一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经典个案莫如宁波。宁波经济发达，源于宁波众多的上海老乡和香港老乡以及海外老乡。“无宁不成市”，上海等地商业繁盛，最初是由宁波人发展起来的。他们富了，发达了，不忘家乡，又进一步带动家乡的兴盛发达。现在有一个浙江理念和模式，叫作“走出浙江，发展浙江”。浙江有400万人在世界各地经商投资兴业，还有100万人在世界各地经商，形成了“千方百计、千山万水”的全民创业精神。我们开江也可以对外出务工、在外求学和各地乡友提出一个口号叫“走出开江，发展开江”。事实上，在广东、北京、成都、重庆等地发展的一大批开江乡友已经取得极大成功。我们可以预言，将来的开江兴旺发达，必将有走出开江的乡友们的极大带动，必将有开江乡友们的一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