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淙水”与“淙城”
在笔者所著《人文开江》一书中，特别写了“开江方言与地名”一节。其中写“淙水”：
淙水，开江县城所在地古地名，至少也有1000年历史。这是一个充满生气、充满自然生态意味的地名，而且优雅，文绉绉的。小地名多为自然语汇，充满草根特色，而“淙水”这样的书面语汇，与平昌的“澌岸”，通江的“澌滩”、万源的“澌波”相似，指河水潺潺而流，款款而吟，充满生态祥和之象。这类地名，在地方上较为少见。由此而演化出来的县城雅称“淙城”，也很有历史来头，很有文化派头。应该把这些古地名资源很好开发利用起来，叫响，更大范围地叫出名气，叫出开江的高雅气质。
开江诸多地名中，堪称古老的也包括“淙水”和“淙城”。无论是县志还是民间族谱等文献记载中，不乏这两个地名及其有关记载。笔者收集民间族谱，就有多个康熙年间迁徙“梁山淙城”的记载。
上古时代，四川有两个文化符号值得关注：一是代表王权神圣的玉雕制品“琮”。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节玉琮，高16.5厘米，宽11厘米，孔径6.94—7.0厘米。方柱体，外方内圆，中空。通体打磨光洁，柱体四面外壁中间开出竖槽。竖槽将每面一分为二，使四角形呈方形凸面。一是当时近乎原始税赋形态的“ ”，因为以“ ”为税收物，故称当地人作“ 人”。不无奇巧，这两个符号有着共同的发音——cong。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有着什么联系？
淙水，可否理解为：（1）淙，是模拟流水的象声词。（2）淙水流入 人国都的河水。
应该说，当中远古称川东北宕渠渠江流域各地为“ 国”之时，开江或许刚刚开始开发人居聚落环境。于是，以“琮”的发音而名之，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尚无文字传播的时代，此cong音，究竟是“ ”之意还是“琮”之意呢？或许兼而有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当文明发展到可用文字来记录世事的时代，人们记录开江名物之时，对“cong shui”发音的文字对应，必定是代表王权的“琮”。到后来，由琮联系该地名乃一条小河，从水，自然会定名为淙淙流水的“淙”，而非“玉琮”的“琮”。再说，“琮”、“淙”音同字义亦相通，岂不更为妥帖？
人与开江“淙水”有没有什么联系？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二、开江、开县的县名重叠与交叉
开江人出门在外，一听说是开江人，得到的反应和回答却往往是：哦，你就是刘伯承那个县啰？让开江人哭笑不得。
开江，与东边相邻的开县，自古以来的关系问题都是绞得深，割不断，理还乱，复杂得很。开县历史悠久，古代与开江同属梁州之域，秦、汉属巴郡朐忍县地。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蜀先主划朐忍西部地置汉丰县，以汉土丰盛之意而命名。
可到了西魏以后，开江、开县的重名混淆问题开始出现。请看其复杂性表现：
第一，西魏废帝二年（553）建新宁县，并改原县名汉丰的相邻县为永宁县。此二县同属今开江境内新设的州——开州。两个县名，却重叠一个“宁”字。
看来，那个时代，从上到下，希冀停止动乱、恢复安宁。定为县名，可谓用心良苦。但两个县，竟是从那个时候算起就开始重复县名。好在为时不长，唐代时，永宁县已改名盛山县。
第二，元代（1271—1368）省县入州，明洪武六年（1373）降州为县，开县之名自此始。
进入民国时期，开江、开县两县重名混淆的问题再一次发生，更为复杂。
民国3年（1914），本名新宁的开江，因与湖南、广东所属二县重名，根据南京中央政府批准，四川新宁县改为开江。从此以来直到今天，开江、开县县名之打架问题，就遗存下来。
第三，就连新取“开江”这一县名，其历史渊源也与开县割不断。据文献记载，唐代广德元年（763），盛山县因发源于开江县境的一条河，古称开江，故而改取县名为开江，与新浦、万岁（万世改名）同为开州所辖。宋庆历四年（1044）省新浦入开江，万岁改名清水，时开州辖二县。
这个背时的渊源关系，宿命似的，从此埋下一个后来变得更复杂更严重的同名重复问题。
在日趋符号化、信息化、商业化的时代，社会竞争激烈，形象识别及其识别系统的建立尤其重要而迫切。如此一来，别说县域符号同名，即使像开江、开县这样的符号元素重叠交叉，也会造成难以改变的不利因素。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开江小县不断发生遭开县大县屏蔽的现象，开县这一地域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人口多达一百五六十万的特大县，其信息释放量、社会作用力、历史文化影响力等等，远非开江所可比拟，开江不遭屏蔽才怪。
三、开江历史上的几个时间节点
历史往往聚焦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点上，好比足球赛场，万众一声喊“雄起”，成了四川改革开放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
1.西魏废帝二年。
《太平寰宇记》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平蜀。新设置“新宁”（即今开江）县。5年后的公元558年，北周并入西魏版图。
同时设置的郡县尚有多个，记录如下：
开县一地新设置“永宁”县。
达县，设州治，改名“通州”。“至西魏，始有通州之名。”（民国二十七年《达县志》）
置梁山县（今梁平）。
置青神县，古蜀国“后户”。以崇祀蚕丛氏“青衣而教民农桑，民皆神之”而得名。
置蟠龙郡，领阆中、汉昌（今苍溪）、南部三县。
西魏建新宁、永宁（今开县），让我们今人看到，早在1400多年以前，即以县名命名的方式，对地方长治久安这一国家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加以确立、传达、传播。
2.至道二年。
据文献记载，唐贞观八年（634），最早设置于今沙坝场境内的新宁县治，迁到了今宝石乡旧县坝。历经362年之后，于宋至道二年（996），再度迁移至淙水（即今县城）一地。这是开江县治第二次也是至今最后一次迁移。
这一迁移时间的记录，是开江县域社会经济文化格局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开始形成以水稻为产业特色的坝子文化形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以后，中国南方稻作业迅速发展、开始超过北方小麦种植业的格局变化，中国农耕经济文化发生的巨大进步和发展。
3.“洪武二年”和“康熙三十七年”。
“湖广填四川”移民与开江的历史，有两个时间点需要注意。一是洪武二年（1369），一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
“洪武二年”一说普遍见于四川民间族谱一类文献记载，记录了“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于该年入川的重要历史事件。元末鄂东一带，是红巾军老巢。朱元璋建立政权后，对其实施高压，赋税严苛，致使人们纷纷逃亡四川等地，至洪武二年（己酉）达到高潮，形成文献记载的所谓“荆襄流民”。
明玉珍部的麻城籍部众甚多，入川的40万军民之中，除了原有的麻城籍军士之外，在麻城举事的邹普胜，还将所属数万麻城籍部众（“益兵”）交其提调指挥。
在开江，各姓氏族谱中记载于“洪武二年”迁入开江落业的很为不少，诸如燕峰孙氏、张氏、高氏等。任市镇刀锋山村一带的刘姓，据说本姓陈，是元末农民起义重要一支陈友谅的后代。因避祸而改从母姓，沿袭至今。偶读《陈仁德文存·家族卷》（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写到忠县陈氏一族，也是陈友谅后裔，只不过没隐姓埋名罢了。
严家乡高寺村（3大队）5组有小地名“老拱桥”，该桥上颏书文字记载，建造于明“洪武二年”。如此明代遗物，在开江已极为少见，十分宝贵。笔者特联系县文物管理所，建议将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康熙三十六年”，开江多个姓氏家族的口碑和家谱一类文献都提到这一年。这一年应是大批移民进入开江落业的时间刻度。不过要注意，这个时期，新宁县已经撤销，并入邻县梁山（即今梁平），再无独立县名。据笔者阅览民间族谱，就有多个康熙三十六年迁徙“梁山淙城”的记载。尚可佐证其时其事的，有蒋氏一族，祖籍湖广永州府。“湖广填四川”运动迁徙入川，落居白羊坪大石门。本姓吴，是吴三桂的后代，故当地有“蒋吴二姓不开亲”的家族训条。但这一历史真实只对家族男性秘密告知，不对外公开。
4.“一九三三年”。
通江县王坪红军烈士陵园，曾见一家小饭店打出招牌“一九三三年”，标识了一个特具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重大时间节点。1932年12月28日，鄂豫皖红军从通江两河口进入四川，很快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川陕革命苏区。
“一九三三年”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标识，从此载入历史。
在开江家乡，笔者自幼听过多位上辈人的一个说法“民国二十二年打红军”。所记忆的就是1933年，达县、宣汉方向逃难的人群纷纷涌入开江，又朝着万县方向纷纷逃奔而去。在“打土豪、分田地”和“共产党共产共妻”的种种谣传中，通南巴广大地区的地主士绅家庭，岂有不逃跑之理？
1933年闹红军，通南巴难民成群结队逃离家乡，流落到开江、万县各地。记得先母早年多次回忆自己19岁那年，从县城通往万县的马号山大路上，逃难的人成群结队，背包打伞，携儿带母，景象凄凉。
普安牛山寺里难民也很不少。时任开江教育科长伍芬芝以县政府代表身份，前往看望慰问。伍芬芝一年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所任职事，系经县人、教育家曾孟久推荐，国民革命军第20军政治部主任、开江籍陈志学批准。数十年后的1959年，这被当成是一件罪状，列入判劳动管制三年的判决书中。
联想到现代川东北各地普遍的一个时间节点：民国时期的“丙子年”（1936），记忆了历史上罕有的特大旱灾之年。故民间有云“饼子好吃丁难过”。追溯到更远的年代，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邻县东乡（今宣汉）大旱，次年凶荒。民谣：戊戌年前起，烂田干透底。甄篦问筲箕，何曾见颗米。
四、开江人口增长之惊人速度
据统计，1909年，四川人口4414万人。1949年12月，四川人口5730万人。前后40年，人口增长1316万。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人口增长则是翻了一番。
开江县的人口状况呢？清雍正七年（1729），开江再一次从梁山县分出来，复置新宁县，人口是2.81万。到乾隆十八年（1753），人口增长到12.02万。到了同治八年（1869），增长到16.84万人。从雍正七年后的140年间，人口增加约8倍。时人惊呼：“生齿日见其繁，土田仍如其旧，人满可虞。”
民国26年（1937）抗战爆发，全县人口21万。1949年共和国建立，清查户口，核发身份证件，实籍在册人口30万。经过3年大饥荒，死亡人数不少，人口由1958年的345722人降到312034人。到“文革”前，全县人口32万。如今又过了50年，人口已达60万人，增加了近30万人，翻了一倍。
这么下去，如何得了？
五、“下万县”
开江人“下万县”，是近代一二百年间不可不提的一个重大地方史实。从多方面的口述记忆、文献记录等零碎材料来看，开江人切不可忘记这一历史，更有必要广泛全面地汇集这一史实，作出研究，形成相应的记录。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做好资料搜集。
1.万县，蜀人进出夔门的必经之地。
自古天涯蜀道难。一个“难”字，除了特别包含蜀道的陡峻崎岖之外，似乎还包含了地域的偏远、道路的漫长这些意思吧。确实，在中原人、东部沿江沿海人看来，四川偏居西南一隅，好像躲到一个旮旯里。一说起四川，就好像说起西天似的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