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日国子监典籍李模就上疏说：“今日拥立之事，如果皇上不以得帝位为利，诸臣又岂敢以定策为名？现在，甚至各路镇将都成了定策勋臣。这真是可笑啊。试想想，镇将事奉先帝，没能收取尺寸之地；镇将事奉当今皇上，更没有半点汗马之劳。如果认真追究的话，这些镇将个个都是失地戴罪之人。将他们列为定策勋臣，他们也不害臊！”
江西总督袁继咸在朝见弘光帝时也就面奏说：“得到封爵的人是因为劝谏有功。现在，没有功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有功的人就不会再参与劝谏；跋扈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跋扈的人就会更多。”
弘光并非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唯有长叹道：“事已成，奈何？”
四镇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门生天子心”，开口闭口一句“天子乃我辈所立”，一个比一个牛气，一个比一个嚣张，骄悍跋扈，桀骜不驯。
比如说，史可法讲话每提及“圣旨”二字，高杰不高兴了，就出语相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黄得功听使者宣读诏书，不耐烦了，就挽起袖子，露出胳膊，掀翻案桌，大喝道：“滚！快滚！我不知道什么叫作诏书！”
刘泽清在觐见弘光帝时也曾大言无忌地说：“太祖太宗的天下，都是被文官给葬送了的，这些文官应该全关起来，等老臣杀尽李自成的贼兵后，再慢慢收拾他们！现在，请先废除科考，不要给他们提供晋升的方便。”
这些军大爷一个个牛气哄哄，对廷臣略有不满就叫嚷着要用军法斩脑袋。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更是尾巴翘上天了。
试想想，在崇祯年间他就敢抗旨不遵，阳奉阴违，养寇玩寇，这时候哪里还把弘光一朝君臣放在眼里？
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公开拒绝接听。
最后，是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苦苦相劝，他才同意接诏。
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也是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五月初八日史可法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启本，建议设立四个藩镇，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四镇遥相响应，并成为保卫江南的第一道屏障。
史可法说：“自古以来，要守住江南，必须把守江的军队屯驻在江北地区。当年的吴、晋、宋、齐、梁、陈六朝那么弱小，还能奋起与北朝争雄于徐、泗、颍、寿各州之间，可知守江者绝不能仅仅将军队安排在江岸。考虑到这时候李自成的贼军气焰嚣张，我军士气低迷，一旦分兵则势单力薄，军队向北推得太远则后方就会空虚，所以，必须选择好防守要地，立定根基，然后鼓勇而前，再图进取。因此，从战略地形上考虑，我建议紧急设置四个藩镇。”
弘光朝廷听从了史可法的建议，在徐、泗、颍、寿各州之间设立了四个藩镇。
藩镇既设，则各藩镇镇将也就按照历史上藩镇的管理成例，成了独立一方的军阀集团。
为此，姜曰广和大司寇（刑部尚书）解学龙等上言，说，如果不想法改变这个现状，以后局面将不可收拾。
马士英的回答是：“好人由史可法做，坏人由我来做，绝对不干！”
其实，马士英虽然投机附和镇将得以位居首辅，但他同样受制于四镇和左良玉，毫无作为。
可笑的是，原本高杰是驻军于扬州的，为了牵制高杰，史可法就安排黄得功驻军于仪征。
与黄得功同宗族的崇祯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担心途中会遭到高杰、刘良佐等人的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相迎，双方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兵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黄得功三百精骑死伤殆尽。黄得功狼狈不堪，仗着武艺高强，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也只是仅以身免。高杰还不满足，又趁黄得功离镇，仪征空虚，继续发大兵进袭。哪料黄军已早有准备，将高杰部打得满地找牙，就势歼灭了千余兵马。
怨仇结下，双方磨刀霍霍，意欲火拼到底。
史可法后悔不迭，失魂落魄地奔至仪征调停，苦苦劝说，让高杰认错。为做表率，他自己从腰包里掏钱偿补黄得功的损失，高杰无奈，也勉强同意送千金与黄母做寿，黄、高二人之间的矛盾才稍有缓解。但高、黄二部已经形同水火，再也不能相容。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高杰移镇徐州前，因贪图扬州富庶，想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百姓恨高杰军平时抢掠焚杀太狠，集体罢市登陴，拒绝高军入城。这么一来，搞得高杰暴跳如雷，竟然尽起精锐，疯狂攻城。扬州进士郑元勋想充当和事佬，出面调停，却被因愤怒失去理智的扬州百姓当场击杀。
史可法又不得不焦心如焚地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反复劝说，一味姑息迁就，答应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杰军家口的安顿之地，一场纷争才算平息。
史可法为了协调这些骄兵悍将的矛盾，就经常这样多方奔走，穿梭其间，老百姓背后给他送上了一个妥妥的外号——“老媒婆”。
江淮一带有民谣这样唱：“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听到这些民谣，史可法连死的心都有了，私下对人说：“天下大事已经糜烂不可为。先帝遇难之日，我待罪于南京，本应殉主自尽，只是念及国家大业，这才留下贱躯希望能为国家重建出一把力，哪承想竟然弄出了今天这个局面！四镇已经尾大不掉，现在能做的，就是将这四个镇将的头颅斩下，高悬在国门上，以警诫任事不忠者，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也叹息说：“马士英借四镇势力成就迎立大功，则四镇便成了马士英的同盟者。史可法为了将四镇争夺过来，就火急火燎地对他们进行加官晋爵。这么一来，官爵贬值，有识之士均知大明无望了。”
愤慨也好，悲叹也罢，全都无济于事了。
诚如李清所说：“如果众人当然果断地根据伦序迎朱由崧登位，那么登位后的弘光就不用依靠四镇护送到南京，则马士英和高杰这些人又哪里会有居功自傲的资本？”
种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
谁种下的恶果，就由谁慢慢去咀嚼、慢慢去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