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要找的这个人乃是凤阳总督马士英。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初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公元1635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在宣府任上，因行贿被人告发，坐遣边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农民起义军的气势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马士英得以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风阳等地军务。
重新入仕的马士英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该年，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身亡，崇祯命马士英率军进讨。
马士英驱兵前往，连战皆捷，进而筑长围困城。
刘超为河南永城人，与马士英是旧相识，出城请降。马士英疑其有诈，待刘超甫一出城，便夺其佩刀，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掉城内叛军武装，将刘超捆绑成一个大粽子，献俘朝廷。
马士英此事做得干脆利落，得到了崇祯帝的高度赞赏。
也从这件事看出马士英办事有勇有谋，反应快，善机变。
当然，史可法找马士英商量定策大事并非是借重于马士英的谋略和机变，主要是因为马士英同样是手掌兵权的督师文臣，其直接节制着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若是得到马士英的支持，无疑会取得这几支军队的支持。
在前往浦口的路上，史可法已经琢磨出了一个折中之计，即既不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而立远在广西梧州的桂王朱常瀛。
史、马密商的过程是愉快的，结果也是史可法所希望得到的。
史可法说：“不管是论血缘还是论贤明，桂王都是最佳人选。”
马士英快人快语，答：“立桂王也很好，但必须从速。”
马士英这么配合，是因为他没料到自己会在史可法心中占据这么重的分量，有些受宠若惊，无论史可法说什么他都跟着附和。
因为太过于激动，马士英还想马上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齐赴浦口，以做成拥立桂王的事实。
史可法考虑到马士英所任的凤阳总督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没有答应。
饶是如此，史可法还是在第一时间内从浦口给南京高级官员发回一封亲笔信，直陈定策意见：“既然立福王、立惠王大家都有争议，不如二者皆舍而改立桂王吧。”
为了照顾到东林人士的情绪，史可法又郑重其事加了一句“至于潞王，可以仿古代兵马元帅的制度由他统天下兵马”。
对于这个折中方案，南京的钱谦益等人并没有太大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只要不是立福王朱由崧，一切都不是大问题。
但要立桂王，就必须从理论和道义上彻底否定福王。
于是，史可法给福王定下了“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的调子，剩下的事交给钱谦益等东林党人进行完善和补充。
这样，众东林党人士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对福王进行操行评定。
这个说福王朱由崧“在邸不类事”，那个说福王朱由崧“非天子器”。
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钱谦益等人最后总结出了福王朱由崧有七条不可登位的理由，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提交给史可法。
实际上，给朱由崧冠以“七不可”的恶名，进而说他“不类事”，多为凭空捏造。
的确，老福王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深受万历帝所爱，封藩时得到了远远丰厚于其他藩王的赏赐，以至于民间流传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的说法。
不过，明成祖本身是由藩王举兵而取得帝位的，对藩王的防范就特别严苛，专门为藩王制定了许许多多不合人情的条令，有些甚至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了。比如说，亲王封国后非奉诏不得进京，且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封地的百里之内，不得擅离封地，而且不能出现二王相见的现象。有违上述条令者，即革为庶人，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一律发往极边的卫所充军到老死。宗室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内，也必须每隔十日到地方衙门签名报到一次，但凡一次不到，就定罪议罚。还有，宗室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不得干预百姓的生活，所谓“仕宦永绝，农商莫通”……
正是在这些变态的宗藩条例的钳制下，大多数宗室蜕变成为被软禁于封地内不农不仕、啖民脂膏的造粪工具。
所以，以“不类事”来否定朱由崧，多少显得牵强。
另外，所提到的“七不可”到底是不是事实，也很难说得清。
据传闻（仅仅是传闻），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深夜，李自成大军剽掠至怀庆府，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一起从洛阳东门出去，因为李自成军来得太急，朱由崧急于脱身逃命，竟置邹氏生死于不顾，独自偷溜了，狼狈不堪地潜入卫辉府依附于潞王。如果这传闻是真的，那朱由崧在危难关头只顾着自己跑路，将嫡母丢弃在兵荒马乱的半道上，那自然是不孝了。但这事的另一版本是：怀庆府陷落当日，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及续弦王妃李氏一同出逃，逃到半路，被李自成乱军冲散了，他只好独自一个人投入卫辉潞王府中。混乱中与嫡母走失，那是意外之事，强扣上不孝的大帽子，就太过苛刻了。
不管怎么说，民间既然流传有置嫡母生死于不顾的说法，判定朱由崧“不孝”，还算有点影子。
但除了“不孝”这一桩，其余“六不可”就根本无可考究了。
可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朱由崧背定了“七不可”的黑锅。
礼部的官员忙忙碌碌着，张罗着乘舆法物，准备前往梧州迎接桂王。
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个小人物登场了。
这个人是个太监，姓卢，名九德，外号“胎里红”。
“胎里红”曾在宫中伺候过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和朱常洵父子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时候在凤阳担任守备太监，是马士英的亲密同事。
从感情上出发，“胎里红”是希望故主之子能登上帝位的，从马士英口中，他得知朱由崧面临落选的危险，便四下奔走，串联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总兵共同拥戴朱由崧。
宋、明两朝奉行的都是“以文制武”的文臣督兵政策，武将的地位极低，“立储”、“定策”这类大事，武将通常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土木堡事变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大明皇帝被瓦剌人劫持，形势万分危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也是全由于谦、胡濙等文臣做主，武将只能靠边站。
正德帝病死，无子无弟，拥戴嘉靖帝朱厚熜登上帝位的，同样是杨廷和等一干文臣出的主意，根本没有武将说话的机会。
现在，这三个武官承“胎里红”看得起，高兴之余，不免有些飘飘然。同时，也贪立“定策大功”，就鸡啄米一样点头同意“胎里红”的邀请，振臂高呼拥立福王。
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高、黄、刘三人已经抱成团，一致协谋拥戴福王，叫苦不迭。
事已至此，如果还一味遵守和史可法达成的“浦口协定”，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被军队架空。
向来以机变著称的马士英没有太多犹豫，迅速地加入了“拥福”行列。
史可法哪里知道马士英的变化如此之快，为了彰显自己迎立桂王的凛然正气，还煞有介事地把姜曰广等人所总结出来的“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项不可立福王为帝的理由写在信里，寄给马士英。
马士英将史可法这封信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在他看来，一旦福王得登大宝，这封信将是以后要挟史可法的最佳法宝。
接着，马士英也提笔写了一封信。
不过，他这信不是写给史可法的，而是写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的。
在信中，他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前文说过，韩赞周是崇祯专门钦点派到南京监军的大太监，是南京三大实权人物之一。接到了马士英的信，不敢怠慢，立刻遍邀南京各大臣到自己家中商议对策。
众人读了马士英的信，莫不震响失色。
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现在，福王已经得到了三镇总兵的支持，大家还能有什么选择？
大家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匆匆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