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
1989年11月12日，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著名桥梁工程专家、94岁高龄的茅以升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茅老是我素来最尊重的老友之一。他一生在科技工作上的业绩和高尚的品德，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茅以升同志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少年时代的茅以升，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决心发愤图强，以科学技术振兴祖国。他1916年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于1920年获美国卡利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从那以后，他为祖国的科技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
作为一名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看到济南黄河大桥、郑州黄河大桥等许多铁路桥梁的修建权被帝国主义把持，深感痛心，决心要在桥梁事业上为中国人争气。
1933年8月，茅以升承接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后担任工程处处长。当时有关方面请茅以升和美国桥梁专家各设计一个方案。两相比较，茅以升的方案既好又省，很快得到了批准。但是，钱塘江江面辽阔，江潮浩荡，江底覆盖着厚达41米的流沙，要在江上建造大桥，谈何容易！一些外国工程师说：“他们没有建这种大桥的经验和本领！”“一定要失败的！”但这些冷嘲热讽丝毫没有动摇茅以升要为祖国建造大桥的决心。他深入施工现场，亲自实践，废寝忘食。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他创造性地采用了“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沉箱法”，克服了水流湍急难以施工的困难；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的涨落巧妙地在桥墩上架设了钢梁。在建桥过程中，他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激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大桥，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显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显示了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新中国成立以后，茅以升又参加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工作。他作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为建好大桥倾注了心血。
茅以升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30多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致力于桥梁史的研究，主编的《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史》荣获中华图书荣誉奖；他曾对科学技术中的一些宏观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写下了数十篇论文。近年来，他又积极倡导发展继续教育，并自告奋勇兼任北京市科技进修学院院长，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茅以升同志虽然是中外闻名的科技专家，但却非常重视科普工作。他认为“科学属于人民”，“科普是一座通向四化的桥梁”。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科普活动，写下了大量的科普著作。他曾撰写了《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等科普书籍和数百篇科普文章。他写的《桥话》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荣获1981年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他经常到群众和青少年中去做科普演讲，深受欢迎。他不仅为祖国江河架桥，而且在科技与人民之间架设了一座知识的桥梁。
茅以升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曾先后担任过唐山交通大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教授，河海工科大学校长、教授，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等职，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科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在教学上注重启发，反对灌输，做过很多革新探索。例如，他曾主张不但老师考学生而且学生也要考老师，根据学生所提问题水平的高低打分，不仅对学生独立地、创造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大有益处，而且收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茅以升同志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为此写过许多文章加以论述。他曾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当作一所桥梁工程技术学校，让有关大中专学校分批派学生来参加建桥工作，并结合实际给他们讲课。在我国解放以后参加兴建大型桥梁工程的许多总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曾受到过茅以升钱塘江“桥梁学校”的陶冶。
茅以升同志在科技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荣誉。新中国成立前他曾经被选为中国工程学会会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在国际上，他被选为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会员，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名誉会员，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他是第一位获得这一称号的中国人）。为表彰他对科技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工程师学会曾授予他荣誉奖章，美国康奈尔大学曾授予他“斐蒂士”研究奖章，美国卡利基—梅隆大学曾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
茅以升同志的一生是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使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放出新的光彩。当他一旦认清只有共产党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追随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全部生命贡献给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青年时代的茅以升同志是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在许多高等学校主持校务的时候，曾多次对爱国学生运动给予同情、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一心希望通过科学技术救国救民、振兴国家。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他的这一良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他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我的前半生，自诩‘无党派’、‘超政治’，是一个一贯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从那以后，他投身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矢志不渝。
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使茅以升终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这不仅表现在科技工作上，更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上。
1949年茅以升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后一直连任全国政协二至六届委员、全国人大一至六届代表。他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发展社会主义科技和教育事业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指出科技与生产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倡导科技与实际相结合；他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提倡发展多种形式的教育。1963年，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的建议，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教育制度改革的建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这些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彩的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茅以升同志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他于1952年参加九三学社，并于1958年起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职务。几十年来，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在联系和推动海内外人士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曾多次率领中国科技代表团出国，向世界人民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为促进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辛劳奔波。他曾广泛联系海外华侨中的科技工作者，热心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成就，鼓励他们积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1981年国庆节前夕，中国共产党向台湾当局发出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号召，茅以升深受鼓舞。他认为这座和平统一的“大桥”正式动工之前，海峡两岸的科技工作者可以各修一座“引桥”。为此，他提出了海峡两岸的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的一系列建议。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茅以升在设计引桥》一文对此进行了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
早在20世纪50年代，茅以升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强调“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十分重视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他身体力行，积极参加九三学社及其他方面组织的政治学习，自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地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使他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敬佩和爱戴。为了团结和影响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做了许多工作。他曾发表过30多篇文章、讲话，结合切身经历，论述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影响。1982年5月，在他的倡议下，首都100多名科学家签名制定了《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得到首都广大科技人士的热烈响应。
茅以升同志很早就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工作，他牢记周总理的话，始终把这一美好愿望埋在心里，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晚年，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终于提出了入党要求并于1987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自己数十年的夙愿。
茅以升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他一生为祖国江河架桥，为科技与人民架桥，为党和知识分子架桥，也为自己架设了一座由爱国主义者通向共产主义者的人生之桥。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他的崇高形象将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