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勇，浙江人，著有《金刚经修心课：不焦虑的活法》、《人生真不如陶渊明那一杯酒》、《言无言：空白的诗学》等，另有译著《时尚的哲学》等，并有《33堂金刚经修心课》等音频课；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文化创意和生活方式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设计学院特聘教授。
《长物志》是一本奇特的书，出现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年），作者是苏州人文震亨。文震亨生于1586年，去世于1645年。这本书清代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的子部杂家类，四库馆臣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所论皆闲适游戏之事，纤悉毕具”。意思是所论述的不过是一些闲适游戏类的琐事，连那些非常细微的事物都没有遗漏。
但这样一本谈论琐细事物的书，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91年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as)出版《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认为《长物志》建立了中国社会的“物的话语”体系，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物之书”，讨论明代的鉴赏文献，第二章是“物之观念”，讨论明代鉴赏文学的主题，第三章是“物之语”，讨论明代的鉴赏语言，第四章是“往昔之物”，讨论古物在明代物质文化中的功能，第五章是“流动之物”，讨论作为商品的明代奢侈品，第六章是“物之焦虑”，讨论明代中国的消费和阶级。
显然，柯律格不仅把《长物志》看作是理解明代物质文化，乃至“现代中国”物质文化的一个切入点，也把《长物志》看作是一本“物”的使用指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本“物质主义”的手册，更确切地说，《长物志》讲述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透过对于物的运用，而让生活摆脱庸俗，创造一种诗意的境界。所以，从物的角度，《长物志》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物转化为一种生活境界？
《长物志》这个书名，本意为“记录多余的事物”。“长物”意为多余的东西，源自《世说新语》里一则关于王恭的记录，说是王恭从会稽回到京城，王忱去看望他。看见他坐着一张六尺长的竹席子，便对王恭说：“你从东边回来，自然会有这种东西，可以拿一张给我。”王恭没有说什么，等王忱走后，就派人把竹席子送去给了王忱。然后，自己家里没有了竹席，就坐在草席子上。王忱听说后，很吃惊，对王恭说：“我原来以为你有多余的，所以才问你要呢，”王恭回答说：“你不了解我，我为人处世，没有多余的东西。”
王恭说自己“身无长物”，表达的是一种很朴素很简单的生活方式，对于“物”保持距离和冷静，拥有“物”是出于需要，不是出于欲望，更不是为了占有。《长物志》的“长物”套用了王恭的说法，但是，意趣却和王恭完全不同。如果说王恭是偏道德的，那么，《长物志》是偏艺术的。
王恭把物看作是功利的东西，所以，他是从占有多少的层面来看待物的，在他看来，一般人以为占有的越多生活就越好，是一个错觉；一个有品位的人，对于物的占有越少，生活其实就会简单越轻松，越有美感。
而《长物志》把物看作是趣味的东西，所以，文震亨是从如何使用的层面来看待物的，在他看来，一般人不会使用物，以为越豪华越时髦越好，结果把生活弄得很庸俗；一个有品味的人，在于他对于物的独到眼光，以及独到的使用方法。
显然，在如何处理欲望（物欲）的问题上，王恭和文震亨有微妙的相同，又有本质的不同。相同在于他们都认为，在物欲面前，人不应该放纵，不应该做土豪，但王恭基本上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解决物欲的困扰，唯一的办法是节制欲望，做到“身无长物”。文震亨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享乐主义者，他并不排斥物质，并不认为物质是有害的，相反，他认为人只有在物质的享受里，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解决物欲的困扰，不是靠节制欲望，而是靠驾驭欲望。
驾驭欲望，换一种说法，就是把生活艺术化，而生活的艺术化，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物的处理，从物的审美，到物的具体标准，文震亨在《长物志》里构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生活艺术化的操作程序。整本《长物志》就是一本物的清单，把物分为十二类，十二类又列出各种具体的事物，只看目录，就觉得很有意思，比如“室庐”，分为以下名目：门、阶、窗、栏杆、堂、山斋、佛堂、桥、茶寮、琴室、浴室、街径/庭除、楼阁、台；再如“几榻”类，分为以下名目：榻、短榻、几、禅椅、天然几、书桌、壁桌、方桌、橱、床、箱、屏。
目录上列出的大约有182种物，这182种物里，有些又细分出若干种，所以，整本《长物志》里，列出并讨论的物，大约超过了260余种。之所以说《长物志》是物质加上了主义，是一本物质主义手册，是因为作者的分类是有所用意的，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些东西组合在一起，有美学的和设计的考虑，还因为他对于每一种物都有评判性的论述，是非常讲究的，是有标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