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离开乌鲁木齐时，大家都在和家里人，和亲朋好友通电话。语气凝重，好像是临终告别一样。我也和家人通了电话，我在电话中说，如果我回不来了，请妻子和儿子对着北方，面对落日哭三声。这话现在说来，似乎有些矫情，不过，当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罗布泊大神秘，我们正是这样的心境。
记得，我还和好几位朋友通了电话。一个朋友告诉我，到了罗布泊，跟在别人脚印后边走，千万不要单独行动。这话我在离开罗布泊，回到西安的家里之后，才知道这句忠告的重要性。原来，罗布泊三万平方公里的地面，在随时发生着变化。今天这碱壳上可以走汽车，明天说不定一脚踩一下，地皮稀疏，你就要掉下去了。而下面是一百米深的卤水层，你大约会被卤成人干。
闲言少叙。九月十八日从乌鲁木齐翻火焰山，过吐鲁番，到达都善以西二十公里的连木沁镇。连木沁镇是地质一大队的驻地，我们就在一大队招待所过夜。记得翻火焰山时，天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张作家一身棉衣，一直坚持。后来，终于坚持不住，脱了，仅穿一件汗衫。这成为大家一件趣谈。
以上是在地质一大队的招待所里，就着那张白木桌子写的。中亚细亚的夜晚，夜已经很深了，户外的景物还清晰可见。大地和天空，笼罩在一片柔和的白光中。
李娜的歌声。维吾尔族洋缸子。坎儿井。通往罗布泊的五条道路之一——迪坎儿乡。桃色上脸。
十九日早晨从兰新线上一个叫连木沁的小镇出发。连木沁我后来从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探秘》中知道，它是一个古老的地名，重要的地名。其古老和重要，不亚于天山峡口那个达坂城。马仲英当年进攻新疆，曾在这里囤兵。而斯文·赫定的罗布泊之行，最初似乎曾有意从这里进入，后来怯于路途的险恶，改由罗布泊南面孔雀河方向进人。
我们离开兰新线，向正南方向驰去。磋哦的山口。这些山奇形怪状，峥嵘可怕。这仍是火焰山向东的延伸部分。过了山口，还有一些绿色。葡萄架。一簇簇高挺的白杨。渐渐的绿色越来越少。过鲁克沁镇，几乎都是维吾尔人。一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拖一个小孩，拦车。我们的车已经载满，于是只好歉意地向她摆摆手。
车上放起歌曲，李娜的《青藏高原》，高昂而美丽，像一只发情的母狼面对空旷、雄伟、暴决的大自然狂峡。欣赏这首歌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一生能唱出这样一首歌，就算不白活了。
这声音是孤独的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努力扩张自己。
同车的三大队总工程师陈说，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最后干涸的地方。以前人们不知道。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给中国送了一套卫星上拍摄的照片，根据照片，我们才知道罗布泊干涸了。
路上堵车，前面有翻浆地。都善县公路段在修。这里还没有脱离人类的关照和社会秩序制约。
一辆大卡车上拉了一车维吾尔洋缸子。都善县的一个小伙子娶了前面小镇上的一个丫头，这车是去迎亲。
从兰新线的这一处进入鲁克沁小道，车上一位朴实的富态的母性的维族洋缸子告诉我，她有十个儿女，她十三岁时结婚，十四岁时生孩子。现在，她的儿孙共五十口人。车上有她的三个女儿，还有她最小的一个孩子（七岁）。我和她交谈，在交谈中想起忘却了的一些哈萨克语言。比如多是“颗木颗木”，走是“开台”，吃是“杰依搭”，骂人是“克囊斯给”等等。我赞扬她的伟大，像一棵老树一样枝叶繁茂。她才四十九岁，和我的年龄差不多。
这时候已经进入荒凉的戈壁了。火焰山已被远远抛在后边，视野开始变得开阔。举目望去，偶尔，高处有几株沙柳，低处空旷沙漠里，有几团骆驼刺。
几位维吾尔兄弟在距公路三百米的一座沙山下面挖着什么，我们赶去架上摄像机。是在挖坎儿井。
地表水距地面只有四米深。下面便是潜流河。挖一口井，其实是将水引出来，截住，聚起，然后隔一节一个井，这水便一明一暗地一直通向公路另一面的村子。
挖井的人中，有人说坎儿井是林则徐发明的，有人说是王震发明的。但是多数人说是维族人自己发明的，古来有之的事情。
我同意这第三种说法。这正如我在前些年的一篇小说中，论证酸牛奶是舶来品还是国粹一样。
堵车的途中，有几个维族小孩骑车上学。一个小女孩穿一身红衣服，很清秀。她一句汉语也不会说，司机老任曾经在这儿（艾丁乡）插队，会些维语，问她，知道她今年十五岁了，上六年级。我问她上完小学以后到哪儿上中学，她说不上了，回家结婚。
中午，我们在迪坎儿乡吃饭。说是乡，其实只有几户人家而已，这是进罗布泊之前最后一个乡了。这里也是最后一个有淡水的地方。我们吃饭，三大队的拉水车装水。这里是最后一个可以奢侈地喝水的地方。
脸突然火辣辣地疼起来。照照汽车反光镜，发现满脸通红，像要滴血。这一是气候干燥，一是我贪婪地看窗外风景，没有关窗户，被风吹的。这里没有卖擦脸油的，于是要了同车小王的擦脸油，把脸上严严实实地涂了一遍。
同行的张作家调侃说，这叫桃色上脸。
以上是趴在迪坎儿路旁一家小饭馆的桌子上写的，写完后登程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