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广袤博大，气象万千。绵延起伏的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东入贵州，再折向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直达于海。其间，山体雄浑，岭岭相接，尤以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诸山岭最为知名，统称“五岭”。中国南方这一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同时也无情地阻隔了岭南地区与北方中原的交通往来和文化、经济联络，北人遂称岭南为“蛮夷之地”。
始自远古时代，珠江流域便为古百越民族栖息之地。上溯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继统一北方六国之后，又发动对古百越的大规模军事征讨。秦军翻山越岭抵达广西，为纾解军队物资运输之急需，举三年之功劈山凿渠，修建了贯通湘江与漓江的水道——灵渠，奇妙地把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接了起来。
一个因军事而兴建的古代水利工程，就这样为推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从此，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连为一体，中国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内循环系统开始得以建立。岭南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2007年12月22日11时30分。丽日和风，高天淡云。“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阳江海面整体出水。随后，在半潜驳船的托举之下，“南海一号”被运往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或许，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考古打捞，将带给我们对于珠江和珠江流域太多的思索与叩问。
专家鉴定，古船造于南宋时期，应是行驶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商船。800多年前，这艘船从珠江口出发，开始自己的国际贸易之旅。船上的大批瓷器中有些甚至是国外客户的定制品，当时流行的生产模式之一是国外用户绘出所需物品的样式，再交由中国瓷窑烧制，这或可算作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的“来样加工”。
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在书写珠江千百年来从不曾间断过的向世界开放的信史。无疑，这无愧为一座中华文明开放文化基因含量丰厚的纪功碑。
追溯历史，公元15世纪前后，地理大发现开始把这个星球上的各个国家带入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1569年，比利时人墨卡托以“墨卡托投影法”为基础绘制出第一张世界地图。在他看来，地理不仅仅是确定城市和河流的方位，它还是掌控世界政治时局最便捷的途径。
肇庆，16世纪广东、广西两省的首府。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一个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这里。在这里，他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自古信奉“天圆地方”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原来脚下的大地居然是圆的，从这头出发走一圈还能够回到原出发地。
马礼逊则是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这位原先供职于伦敦布道会的英国人，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绕道爪哇、澳门，经过海上四个月的风涛颠簸之后，于1807年9月8日抵达广州。
马礼逊在华27年，他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同时也把《三字经》、《大学》等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为以后汉英字典编纂之圭臬；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兴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同时，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之方式。马礼逊在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堂、开医馆、置印刷出版业诸方面都有首创之功，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中西文化传播的先驱者。
其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因航海业的发达与随后工业革命的勃兴，饱受海洋浸淫又经历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思想文化，正呈现其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国的相继崛起，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
因缘际会，珠江流域成为西学东渐的最佳登陆地，并由此引发中西方文化、观念、思想的激荡与融合。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终于迎来一次骤烈的冲撞。
1773年，一支庞大的英国船队出现在珠江口对面的伶仃洋面，这是英国勋爵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勋爵怀着对东方黄金和香料的觊觎与渴求心态，企图促成正做着“天朝大国”梦的乾隆王朝与“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互派使节，签订了两国贸易协定。
不幸的是，一个小小的礼仪之争酿成了历史的拐点。马嘎尔尼将如何觐见乾隆皇帝？清王朝以君临天下的傲慢坚持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则坚持单膝跪地亲吻国王之手。争执从8月12日一直持续至9月10日，英王终于失去耐心，中英两国的正常贸易暂时搁浅了。
半个世纪之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这扇大门。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显然是挟工业革命之威、如日中天的英帝国，对夜郎自大、如落日辉煌的清王朝的一次真枪实弹的大较量。这也充分印证了西方列强的发家史一路伴随着血与火的“向外扩张，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战略。
显而易见，始于18世纪中叶，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尤以英国全国铁路干线建成为标志，整个人类文明进程被推向崭新的蒸汽时代。这便是发轫于英格兰而席卷欧洲大陆、传之北美地区的工业革命，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山海舆地全图》：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性飞跃。
今天，我们可以视此为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当西方工业文明正加速着历史车轮时，中国恰恰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丧失了全部机遇，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王朝从老大帝国跌落至谷底，被迫洞开国门，正如李鸿章痛心疾首喊出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一批生于珠江流域或为官于珠江流域的士子学人，最先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冲击。此时，遥想300年前利玛窦携来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他们痛彻心肺之余，纷纷发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泣血呼号。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晚年授广东高邮知州的魏源（1794-1857）奋笔著百卷本《海国图志》。他曾为后人留下两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令有识之士感到莫大悲哀的是，魏源的煌煌巨著，却成为日后日本国推动“明治维新”、从而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巨大思想库。
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的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1842—1922）所作《盛世危言》，震动朝野，国人争相传阅。全书贯穿“富强救国”之主旨，囊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项改革之方略。张之洞备极推崇：“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虎门拥有珠江八个入海口中最宽阔的水面和最繁华的城市景观。正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先驱林则徐（1785—1850）在这里的销烟壮举，让虎门名扬中外。一生“经世自励”、忠勇可鉴的林则徐，曾上书道光帝力陈禁烟主张：“法当以严，若犹泄泄视云，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倾全力组织翻译《四洲志》（原书名《世界地理大全》，英国人慕瑞所撰，1834年伦敦初版），为近代学人第一次翻译世界地理著作，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之风气。
林则徐留下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最为大义凛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炎黄子孙自强不息。
广东顺德人梁廷枏（1796—1861），是当时洞察国际势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鸦片战争惨败，他为警醒国民而发愤著述，连续出版了《合省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粵道贡国说》和《兰仑偶说》（“兰仑”即伦敦），后合刊为《海国四说》。其中，1844年出版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独立编写的第一部美国通史，其论述的美国国家制度，对干清朝臣民不啻为振聋发聩之声。次年出版的《兰仑偶说》，则系统阐述了英国1000余年的历史沿革，今天通用的“轮船”、“火车”二词，即从该书中最初的译名“火轮船”、“火蒸车”演变而来。
曾任广东巡按使的徐继畲（1795—1873），1848年出版名著《瀛寰志略》，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著作。全书详述了与中国文化反差甚大的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1876年，清王朝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随身携带《瀛寰志略》，此书成为他一路考察欧洲风物民情的指南。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曾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1872年至1875年，清朝曾先后派出四批计120名9岁至15岁的官费留学生横渡太平洋赴美学习。这一石破天惊的“留美幼童”计划，即为容闳所倡导并组织实施。
耐人寻味的是，第一批30人中广东人占24人，第二批30人中广东人仍占24人，第三批30人中广东人占17人，第四批30人中广东人占19人。倘若将这些留学生比喻为中国第一次派往西方盗火的种子，则120名“火种”中广东人即占了84名。
凡此种种，犹如刮起一阵阵越来越猛烈的思想飓风，激荡着华夏大地，在19肚纪末20世纪初，珠江流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维新与革命思想孕育和传播的平台。
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舰队出现在江户湾的海面浓烟滚滚的黑色巨舰把警卫海岸的日本官兵吓得魂不守舍。第二年，日本幕府被迫与佩里签订城下之盟。
虽然与大清帝国一样，同样是被炮舰轰开国门，但从来善于学习借鉴的日本，并没有在“文化自大”的泥淖中挣扎太久，很快就意识到，要强国就必须转变学习的对象。日本不仅开始王动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文化，更把用炮舰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奉为英雄。不知道该把这称道为一种博大的胸怀，还是激励自己改弦更张的决心。但不论怎样，借助于当年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成功地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很快凭借甲午中日战争击败大清国，改写了亚洲的近代史。
兵败日本，这是一场老师败于学生的战争。对崇尚师道尊严的文人学子来说，比败于蓝眼睛、大鼻子的洋人更难于接受，也引发了力度空前的从民间到宫廷的大反思。而执这场大反思牛耳者，同样是两个广东人：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康有为生于佛山，梁启超生于新会，两人同为彪炳中国近代史册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正是他们推动了震惊中外、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虽然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告《明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光绪帝为止，前后仅仅103天，却在中华民族变法图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康梁”的失败，并没有浇息珠江觉醒的烈焰。又一个对中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广东人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央——他就是被尊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现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
1879年，14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他第一次看到了“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此立志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1911年孙中山领导和发动辛亥革命，终干结束了中国长达2131年、历经230位皇帝的封建帝制，创建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孙中山弥留之际，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同时，他在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的前半叶，珠江几乎成为中国人进行各种政治实验和思想交锋的主战场，同时也是几乎所有革命派和激进派北上革命的策源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等等。南方人以特有的执著和血性，试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因循和传统。
然而，纵观中国近代史风云，国运维艰。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借用马克思的一句颇为精辟的话：“一个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一个永远回荡在珠江两岸、令中国人深感揪心之痛的声音是，1898年，继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之后，清王朝被迫同英联邦远征军首领一道登上了深圳山头：“以深圳河为界，凡河水漫到的地方，皆为我大英帝国的疆土”
深圳河以南陆地，连同香港岛、以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共计1060平方公里的领土就这样“租”给了英国人，一“租”就“租”出去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