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福建文学》2015年第04期
栏目：小说纵横
在我家乡梨城，慈恩塔绝对是一张不可替代的名片，这座古塔始建于后唐同光年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作为名塔被收录进《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中。《古今图书集成》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三大文化巨著之一，因此慈恩塔对我家乡来说意义不同凡响，可谓妇孺皆知。
如果算直线距离，从我住的地方到慈恩塔大约有1公里，但要穿过谢家坊那弯弯曲曲的小巷到塔下，那会多出一至两倍的距离。从市政府宿舍后门出去，沿着小巷自东向西一直走到尽头，就到了梨城的邑山翠华顶脚下。顺着石阶拾级而上，在半山腰有一个十亩见方的荷塘，夏天的时候，田田荷叶间开满粉红的荷花，馨香扑鼻。塘边建有休闲广场，每天晚上都聚集着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再往上走百来个台阶就到山顶的慈恩塔底下。当然，从市中心到慈恩塔的路有很多，穿城而过的19路和25路公交车都可直达慈恩塔公园的正门口。我之所以把去慈恩塔的路线选在这，完全和我居住在市政府宿舍有关。
有一段时间里，只要天气好，晚饭后我会陪着我母亲沿着谢家坊里幽深曲折的小巷一直走到慈恩塔那里去。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老得极快，我发现她越来越表现出老年痴呆症的倾向。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半天，多数时间都在打瞌睡。她睡着的时候，下巴流着长长的口水，亮晶晶的一直垂到前襟上，总是将胸前洇湿好大一块。医生提醒我，没事带她出去走走，要不哪一天她真会认不到回家的路。当然这是我离婚之后的事。
离婚后我搬回母亲在市政府的宿舍和她一起居住。从我家的阳台望出去，眼前就是谢家坊那片密密麻麻高低错落的老民宅。坊内横七竖八的小巷密如蛛网，许多建筑都是明清时候遗留下来的，陌生人进去有时半天都绕不出来。对于谢家坊，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谢家坊，巷子弯又长，一半刘来一半张，打铁铺、典当行，唱戏耍猴满乡场，还有婊子一帮帮，脱开裤子照月光。”可见谢家坊当年的繁杂，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谢家坊居民自古就以刘张两大姓为多，至于叫谢家坊和梨城开疆始祖谢扈在此筑堡修坊有关。这片坊目前是全市最大的旧城区，有两千多户居民，市政府曾多次打算进行旧城改造，可是牵涉到的征地和补偿费用都是天文数字，几届的市领导都下不了决心。
如果再将目光越过这片黑压压的青墙黑瓦延伸到尽头，就可以望到慈恩塔高高的塔顶。其实我这么说并不贴切，因为慈恩塔根本就没有塔顶，它的塔顶早在1944年就被雷劈掉了。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母亲主编的《梨城市志》有记载。
说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慈恩塔是熟视无睹的，这一段时间如果算起来也许和我的年龄一样长。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我母亲的一个意外发现，我甚至会认为这种熟视无睹可能还会随年龄的增长一直延续下去。
现在想起来，我对慈恩塔的关注应该是我父亲去世后不久的一个深秋的夜晚。当时我陪我母亲坐在阳台上，深秋的月亮，像瓣肥肥的蜜角，流淌着浓汁，那汁液是蜂黄色的，有些浑，有些黏，流到楼下的落叶萧萧的梧桐树上。环境有些暗，有些金，看不怎么分明。我和母亲都没有说话，过了许久，突然母亲说，你看，慈恩塔像不像观音坐莲？
我顺着母亲的手指望去，只见一弯新月悬在慈恩塔上空，这时的慈恩塔笼罩在一片清辉之中，它那被雷劈掉的塔顶呈四十五度夹角，侧面于我，极像一座观音坐莲的雕像！
我母亲为自己这个发现激动不已，我看到她像孩子般地笑了起来。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有很长时间没看到我母亲笑了。
说也奇怪，也就是从那天起，将近一年足不出户的我母亲每天傍晚就要我陪她去慈恩塔下走一走。我们在苍茫的暮色里穿行在幽深逼仄的小巷里，挂在高高电杆上的路灯刚刚亮起来，昏黄昏黄的。这时巷子里的人家大多数都在准备晚餐，浓浓的油烟充斥着整条巷子，让你对人间烟火有切身的体会。高高的马头墙爬满藤蔓，两边屋檐上的瓦当生长出长长短短的杂草，无不让你感觉到岁月在此停留的痕迹。有时还可以看见一只黑糊糊的老鼠从墙洞里钻出来，弓着身子贼头贼脑顺着墙根一溜小跑，偶尔也有一辆电单车“滴滴”尖叫着从小巷深处闯出来，将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面碾得“空空”乱响。我们到达慈恩塔下时，广场舞才开始，在震耳欲聋的舞曲声中，大妈们手舞足蹈、张牙舞爪的模样常让我忍俊不禁。我陪着我母亲在塔基下缓缓踱步。塔基四周竖着半人高的石柱，柱和柱之间穿着手臂粗的铁链，上面挂满了大大小小形状不一锈迹斑斑的同心锁。应该是挂的锁太多，铁链难以承受重量，居然将有些石柱拉得歪歪斜斜，甚至有的还倒仆在了地上。我母亲说，过去梨城青年男女相恋都要在这里锁上一把同心锁，似乎一把锁就可以锁住两颗相爱的心，而且钥匙还要丢到下面的荷塘去，永远也不许打开。
有时我因工作忙，我母亲竟然会一个人去。我很担心，我怕她丢了。我母亲就笑，说怎么能丢，这些路我闭着眼都分得清，怎么能丢。她说这话时笑得像孩子，有娇羞的模样。
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母亲的记忆衰退得厉害，她常常面对几十年的朋友会想不清是谁，她甚至有时会把保姆认作是我前妻。但让我奇怪的是，她对慈恩塔顶的倒塌却记得十分清楚。
那天晚上我在寿宁桥上乘凉，当时我看见一轮满月从翠华山顶冉冉升起，整个山顶笼罩着一片迷蒙的亮色。就在月亮升到塔顶露出浑圆的面庞时，我猛地看见一道闪电从遥远又苍茫的夜幕中射出，像把利剑朝塔顶劈去，塔顶顿时蹿起一个大火球，旋即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火球顷刻四分五裂像流星雨般往下落，我甚至还听到青砖黑瓦哗啦坠地的响声。我母亲曾不止一次这么向我叙述，她的叙述极有条理和文学色彩，无懈可击，而且口齿清晰，思维敏捷，根本不像是有老年痴呆症的倾向的人。
但我母亲的叙述突然遭到了强烈的质疑，这让她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当我向她考证这个问题时她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像一个没有认真听讲的学生面对老师的提问显得十分的茫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在我调任市方志委主任不久，省《方志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论慈恩塔顶的倒塌》的文章，对慈恩塔顶倒塌的原因提出质疑，毫不客气批评《梨城市志》以讹传讹，是对历史不负责任。此文一出，在梨城方志界掀起骇然大波，当年曾参与市志编纂人员纷纷撰文反驳，一时唇枪舌剑，笔墨之争越来越激烈。作为省里唯一的方志学术杂志，《方志研究》干脆开辟了一个争鸣园地，引导学术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在全省方志界引起很大反响，而且还引起国家方志界有关专家的关注。连续几个月都有人在杂志上撰文来解析慈恩塔顶倒塌的原因，有说是晴天霹雳，有说是遭国民党空军误炸，还有说是日军蓄意炸毁梨城镇邑宝塔，更有甚者说是城外共产党的抗日部队发射炮弹误中，一时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对此很重视，专门来市方志委进行调研，他指示我要尽快弄清慈恩塔顶倒塌的原因，结束旷日已久的争论。离开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史志的功能是存史资政和教化，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不能让外界笑话！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你母亲也是一个交代。
我母亲曾是梨城城工部成员，解放后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梨城成立方志委，适逢修志，市委书记亲自点将，调任我母亲担纲《梨城市志》主编。我母亲组织了一批专业人士，殚精竭虑历经七载编纂出版了140万字的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梨城市志》。长期以来，我母亲都为此津津乐道，甚是自豪。但她怎么也没想到几十年后她引以为豪的《梨城市志》竟然遭到了质疑，这让她焦虑不安，常常一个人半夜起来坐在黑糊糊的客厅里不知在想什么。
《论慈恩塔顶的倒塌》的作者是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名叫夏红英，夏红英长得和她的名字一样普通，黑黑瘦瘦，个头很矮，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像个没发育的孩子。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还以为她是个中学生。
夏红英家住梨城，是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夏红英说一开始她并没有去关注慈恩塔顶倒塌的事，她原来的目的是想寻找失踪多年的姑姑夏秋花，为此在坊间做过不少调查，也查过一些资料，偶然发现《梨城市志》记载1944年夏天梨城境内曾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对照志书里所说慈恩塔顶的倒塌是遭雷击所致，觉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于是撰文提出质疑。
对于夏红英提出的问题，《梨城市志》的确记载得十分清楚，1944年夏秋时节，梨城发生了自嘉庆二十四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赤野千里，庄稼歉收，城郊马家庄百姓因饮用阴沟里的污水发生痢疾，死亡三十多人。
而对于慈恩塔顶倒塌原因的那些猜测，夏红英觉得不可信。她给我提供了一份从省档案馆复印来的资料，资料上明确记录着民国33年7月21日，也就是慈恩塔顶倒塌的那天，距梨城560公里的省城国民党空军凤凰山机场，白天曾出动过两架P-40型战斗机拦截日军轰炸机，其中一架在击落一架日机后被敌机击毁坠海，是夜没有再出动战机。我的家乡梨城位于内陆山间盆地，除了省城国民党空军的凤凰山机场，在当时方圆上千公里没有中国军队第二个机场。从这个原始资料可以证明，国民党空军误炸这个说法不成立。
至于城外共产党的抗日部队发射炮弹误中这一说法，夏红英认为也不可能，她通过查阅《梨城抗日斗争史》，指出1944年六七月间，清源山军分区的抗日部队被日军重重围困在距梨城五十多公里外的黑风口，按这个距离推断，当时的抗日部队完全不可能发射炮弹到城里。
晴天霹雳这种说法夏红英认为更没有科学依据。雷电是雷雨云中的放电现象，形成雷雨云必须空气中要有充足的水汽，要有使湿空气上升的动力，空气要能产生剧烈的对流运动。可那个夏天根据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梨城的天上就像着了火一样，一丝云彩都没有，毒花花的太阳晒得人脱皮，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对于日军蓄意炸毁，连我都觉得不可信，在当时对日军来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既然如此，为什么梨城方志界却坚持慈恩塔顶倒塌是遭雷击的观点呢？我的同学市档案馆馆长吴美丽给我看了一张民国33年7月22日的《梨城日报》，报纸头版刊登有这样一条新闻：“昨晚十时许，位于城北翠华山顶的慈恩古塔遭雷击，顶层受创倒塌。”报纸上还登载了无顶慈恩塔照片。从时间看，这张报纸是慈恩塔顶倒塌的第二天出版的，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
夏红英说本来她也没有把她姑姑夏秋花的失踪和慈恩塔顶倒塌的原因联系起来，这看起来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但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她姑姑就是慈恩塔顶倒塌那天晚上失踪的，而且当时慈恩塔里死了个人。
夏红英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慈恩塔里曾死过人！
其实，当年也有人提出过异议。已经退休的郑文之后来对我说，但都是些坊间议论，也没有人当一回事。当然啦，你母亲的证词起了很大作用，毕竟她是主编，又是见证人。
我问，当时都有哪些不同看法？
郑文之眯着眼睛想了半天说，好像有几种说法，基本和现在那些文章上提出的差不多。
不过我觉得炸弹炸毁的可能性大些，至于是不是日本人干的就不可知了。郑文之说，我当时是资料收集员，记得曾收到过一份资料，提到过慈恩塔顶很可能是有人用炸弹炸塌的，当时我还把这份资料交给你母亲，她看后没当一回事。那时候收集来的原始资料堆了整整一间屋子，有些资料也不一定有用。
郑文之说他之所以对这份资料有些印象，是因为里面提到那天晚上慈恩塔里死了人。他的这个说法和夏红英的说法很相似。
我后来让资料员在单位的资料库里查找郑文之所说的那份资料，可他灰头土脸找了整整一个星期也没发现。
郑文之说，会不会你母亲看了那份资料后忘记交还资料室归档，按理说不应该，作为一个领导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我向我母亲核实这件事，我母亲听了一脸茫然，想了半天说，有这种事吗，我怎么记不起来了？
看她一脸无辜，我一时弄不清我母亲和郑文之究竟是哪个人的记忆出了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