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日德国“统一日”这天，谢东泓去了柏林。
谢东泓这次去柏林，是Fuchs博士建议的。Fuchs博士说，要翻译整理好雷奥的八封信，柏林的两个地方谢东泓不能不去：一个是市内的犹太人博物馆，另外一个是柏林附近波茨坦的采茨利恩霍夫宫。谢东泓购买了一张三十五马克的周末票，带着干粮就踏上了去柏林的火车。三十五马克的周末票在德国也叫“穷人票”，周六凌晨零点启用，至周日晚上十二点钟结束，只能坐慢车不能坐快车。谢东泓凌晨三点就出发了，快车只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谢东泓倒了三趟车，走了四个多小时，但谢东泓认为值得，车是慢了点，一上车他就能睡觉，既休息又能省钱，何乐而不为。
到达犹太人博物馆门前时，门口已经排了很多准备进馆参观的人。德国绝大部分博物馆都是免费的，这里也是分文不收，谢东泓对此格外高兴，省下来的钱可以应付在柏林一天的饭钱了。谢东泓随着参观的人流静静进入馆内，一位接待人员热情地迎了上来，接待员是位年轻的德国小伙子，他耐心地为参观者进行讲解并不时回答观众的提问。从讲解中，谢东泓得知，三十年代初期，生活居住在柏林的犹太人曾经建立了一座博物馆。一九三八年纳粹政府封闭了这座博物馆，所有展品被没收。一九七八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博物馆中专门开辟了犹太博物分馆，展示犹太民族的发展历程和颠沛流离、屡受迫害却又自强不息的苦难经历。
谢东泓在博物馆里慢慢走着，每一件展品他都想仔细观看。玻璃橱窗内有一本保存比较完整的日记本，谢东泓多想打开仔细看看啊，里面肯定记载了很多很多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事情，说不定这些记载对自己整理雷奥的信件还有很大帮助呢！在另一个玻璃柜里，谢东泓看到了很多犹太人在“二战”时期的信件，他伏下头，几乎趴在玻璃上一句一句地读起了一封逃难在美国的儿子写给爸爸妈妈和舅舅的长信，这封信多像雷奥的信啊，很多句子很多词也是雷奥信中常用的，谢东泓觉得不可思议。
在每一幅图片和照片前，谢东泓都驻足停留，踯躅不前，他在细心观察照片中每个人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谢东泓想通过这个窗口体会受难者的情感，揣摩受难者的心思。谢东泓仔细观察每个人物的眼睛，目的还不止这些，他想通过这一双双眼睛，寻觅和勾画出雷奥的眼神。从整理雷奥的第一封信开始，谢东泓就经常在心里猜测雷奥的眼神。由于没有见过雷奥，在谢东泓的脑海里，雷奥的眼神是模糊的，是飘忽不定的，看过这些照片之后，谢东泓认为雷奥的眼神在自己心中已不再模糊，渐渐地清晰明朗起来。
参观结束时，那位德国小伙子告诉大家，德国政府已决定再新建一座规模更大、容纳更多展品的犹太博物馆，不再作为柏林博物馆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博物馆。德国小伙子还说，等大家下次再来时，或许新的博物馆就已经建成了，他希望在新馆里为大家讲解。
走出犹太博物馆，谢东泓看到，明媚的阳光洒满了柏林的大街小巷，节日的喜庆气氛写在每个柏林人的脸上。奔驰、宝马、大众汽车在大街上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人行道上穿梭，一艘接着一艘的游轮在内陆河上游弋。大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大街两旁的咖啡店门前喝着巴西咖啡和英国红茶，孩子们手举彩球、脚穿轮滑鞋在人群中晃晃悠悠地左突右闪，多么美好的节日景象啊！谢东泓沉重的心情受到了感染，逐渐变得轻松起来。是啊，柏林墙倒塌了，德国统一了，再也没有每天上百架美国飞机为西柏林空投粮食的轰鸣声，再也没有东德青年翻越柏林墙时身中数枪的凄惨景象。在这样的节日里，德国人应该高兴，应该兴奋，应该兴高采烈。想到这些，谢东泓的步履轻快起来。
下午，谢东泓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群来到了柏林墙边。当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出现在谢东泓面前时，他不敢相信，这么简单的建筑竟把一个国家分割了三十多年。谢东泓摸着光滑的墙面，电视上经常播放的东德青年人翻越这道墙时，遭乱枪射杀惨死的画面反复出现在脑海里。看完柏林墙，谢东泓辗转来到了德国议会大厦，可惜，这座融古典、哥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等多种风格于一体的建筑他没能进去参观，因为正在修缮之中。早在中学课本里，谢东泓就知道著名的“国会纵火案”，但到了柏林之后，他才知道希特勒栽赃陷害反对派人士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谢东泓绕着工地转了一圈，从破烂不堪的议会大厦主体上他仍能窥见其往日的风采和壮观，一座伟大的建筑在战争中被炸弹和炮弹摧毁，不正好说明战争的发起国同样也是受害国吗？追昔抚今，谢东泓心中感慨万千。
晚上，谢东泓按照来时的计划回到了柏林火车站，他要在那里过夜。柏林有大大小小、价格贵贱不等的旅馆和青年旅社，最便宜的只有十五马克，但谢东泓还嫌贵，对穷学生谢东泓来说，免费的才是最便宜的。
第二天一大早，睡眼惺忪的谢东泓便搭上了去波茨坦的第一班车。
波茨坦地处柏林西南郊，需要乘坐城际轻轨，行程约五十分钟。走进采茨利恩霍夫宫的大门，谢东泓感觉自己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公园，园内绿树林立，草坪如织，鲜花芬芳，鸟儿在树上鸣唱，野兔在草丛中奔跑。宫邸处于公园的中心，三层楼的建筑在谢东泓眼中并不算宏伟挺拔，但着实庄重典雅。来之前，从Fuchs博士嘴里谢东泓就知道了采茨利恩霍夫宫的美丽和幽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其公子与儿媳，也就是皇太子夫妇建造的这座宫邸，是以其儿媳采茨利恩的名字命名的，三面环水，四季如春，身处都市却一点不显喧嚣。身临其境之后，谢东泓感到果然名不虚传，建筑和环境的完美结合，植物、动物和居住者和谐相处，使这里成为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如果以为是采茨利恩霍夫宫的美丽才驱使谢东泓情有独钟来此参观的话，就有点曲解他的本意了。谢东泓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采茨利恩霍夫宫是“二战”后期《波茨坦公告》的签署地。
谢东泓在中学历史课上就学过《波茨坦公告》，对公告的要点和意义他还背过多次，很多考试中也都考到了这些内容。但谢东泓却没有想到，他自己还能亲自来到实地参观。今天来到采茨利恩霍夫宫的游客特别多，有德国人和外国人，有大人和孩子，谢东泓发现，这里参观者脸上的表情和昨天上午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不一样，在这儿，人们面带笑意，边走边窃窃私语。在签署《波茨坦公告》的圆桌边，谢东泓和大家一起，安静了下来，一位穿着笔挺西服的德国老者娓娓道来，述说着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瞬间。从老者口中，谢东泓再次温习了耳熟能详的历史画面。
听着老者兴致勃勃的谈话，看着宫内一件件历史原件，谢东泓这回明白了为什么这里参观者的心情与在犹太博物馆的不一样。犹太博物馆中的很多展品，反映出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人性受到了扭曲，邪恶压制着正义，而在这里，人性得到了还原，罪恶得到了惩罚，正义得到了伸张……走出采茨利恩霍夫宫的大门，谢东泓坐在了后花园的草坪上休息，望着对面小河里一群自由自在游荡的野鸭，谢东泓顿时好奇和兴奋起来，他捡起地上的一片土块，轻轻地抛到鸭群的旁边，想和它们嬉戏一下，看看它们怎样飞起来，飞得高不高。惊吓后的鸭群果真飞了起来，不过没有飞高飞远，而是扑棱棱飞到了谢东泓的脚边，用长长的嘴巴啃起谢东泓的双脚来，啃得双脚痒痒地……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类和动物多么幸福和谐啊！谢东泓望着一摇三晃、蹒跚走远的鸭群，心情由兴奋变成了灰暗，他突然想到了雷奥。在采茨利恩霍夫宫里，二战已经结束了，时间凝固在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而在雷奥的第五封信里，日期定格在一九四二年的初春，离战争的结束还有三年六个月的时间，小小的雷奥能熬得过去吗？王家甫、潘进堂和信中提及的一大帮人能否撑得下来？谢东泓望着重新回到河里、吱吱呀呀在水面上欢快嬉戏的鸭群，低头沉思着。
收发芮玮的信，已经成了谢东泓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谢东泓今天又收到了芮玮的信。
说实话，虽然和芮玮同学三年，谢东泓对她了解并不多。上次上海档案馆的邂逅，芮玮给了谢东泓惊鸿一瞥之后，便深深地在他心里扎了根。要说谢东泓这些年飘荡世界，漂亮的姑娘还是见过不少的。但是像芮玮那样，始终钟情于自己的“枯燥”的历史专业，守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故纸堆”中乐而忘返，在自己的同学圈中是少见的。谢东泓忘不了那天和芮玮谈到“二战”时期上海的历史时，芮玮的脸上兴奋得都能放出光来。
在芮玮这边，近些年热心给她介绍对象的并不少，有钱的、有权的，抑或既有钱又有权的，芮玮总觉得他们身上还缺少点什么，究竟是什么呢？芮玮自己长时间也说不清楚。见到谢东泓之后，芮玮明白了，那就是两个字：感觉！她喜欢谢东泓的那股认真劲儿，喜欢谢东泓的执著和担当。一个学工科的穷留学生，为了那段尘封的历史不被人们彻底淡忘，不辞辛劳，万里奔波，用打工挣来的、牙缝省出来的钞票，在做这样一件没有功利、甚至看不见回报的事情。这样的男人，没有一点精神是不可能的。
芮玮来信的主要内容，是谢东泓需要的一九四二年河南的材料。
谢东泓看到了芮玮寄来的白修德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时代周刊》上那篇著名的《十万火急大逃亡》的中文翻译件，“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作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冬天漫长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看到这段文字，谢东泓更进一步明白了河南当时的灾情，也知道了作为当时记者白修德对一线情况的实地描述，但他没有看出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芮玮的另外一段摘录是白修德晚年的一篇回忆录《In Search of History》（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是河南的大灾荒，使我的立场从站在陈纳德一面变成站在了史迪威一面。尽管在当时，我已经看到了史迪威的使命是如何毫无希望，并且他将如何走向穷途末路。此外，大灾荒使我清楚地明白了什么是秩序和混乱，什么是生存和毁灭。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灾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谢东泓前期从汉堡汉学研究所里的英文和德文材料中获知，陈纳德将军是支持蒋介石的，而中印战区美军陆军总司令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政权已经腐朽。白修德的这一段话，实际上也道出了河南大灾荒的第三个原因，当时国民政府的救灾无序和不力。
谢东泓读完白修德的报道后，他的目的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达到，因为他急切切地想知道河南上蔡的详细情景。几篇报道大部分说的都是豫中、豫北和豫西南，可是豫东南的情况怎样呢？雷奥在豫东南啊！
芮玮没有让谢东泓失望，她通过馆际关系，从河南档案馆调来了上蔡一九四二年灾荒的材料，材料有四五页之多，芮玮作了摘录并形成了两条结论：一是从一九四一年秋开始，上蔡就遇到了旱灾，收成只有往年的七八成，一九四二年春秋两季旱灾继续，收成减半，一九四三年春季旱灾之后出现蝗灾，几乎绝收；二是上蔡县城设粥棚六座，日夜赈济饥民。谢东泓看过芮玮密密麻麻的摘选，喜忧参半。喜的是上蔡灾荒的情况看来没有豫北、豫中和豫西南严重；忧的是，材料里没有提供当时上蔡饿死的民众人数，是几千人，几万人还是更多呢？谢东泓判断不了。专长于文本分析的谢东泓这时慌张起来，因为他清楚，文本里越是不确定的东西，越让人捉摸不透，捉摸不透也就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隐情和秘密。
可怜的雷奥啊，你能熬过这一关吗？谢东泓手里拿着芮玮的信，闭目举头，沉默不语。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谢东泓就这么沉默地坐在宿舍的椅子上。
芮玮后面的两页纸是关于王家甫的信息。芮玮说，这两个星期以来，她脑海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谢东泓让他打探寻找的王家甫。她翻遍了她们馆里的所有资料，找到了吴淞口码头的建筑情况、使用情况、维修情况和货物运输情况的资料，就是没有找到相关雇员的信息。没有找到，她没有灰心，她听了馆里同事的建议，一头埋进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有关单位的税目档案，她想从中发现王家甫的名字。可惜，这个阶段的码头被日本人统治着，查了整整三天的芮玮一无所获。
芮玮没有完成谢东泓交代的任务，情绪低落，坐在办公室里默默无语，这个情况被老馆长发现了。老馆长说，去上海康益医院看看吧，过去，吴淞码头的雇员都在那里看病。康益医院原来是上海的一家教会医院，虽然面积不大，但名气很大，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人、欧美人和他们公司的高级雇员都到那里就医。果然不出老馆长所料，芮玮持档案馆的介绍信在这家医院查到了“王家甫”这个名字，而且确实是吴淞码头的高级雇员。“王家甫”的名字在医院发黄的病历卡里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就有记录。她拿出笔记本，记下了王家甫每次来看病的时间，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零年……芮玮翻到的最后一次记录是一九四五年三月。这个时间以后，无论她怎样细心地翻找，却再也见不到“王家甫”三个字了。芮玮不死心，一直查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仍然一无所获。
王家甫，您在哪里啊？谢东泓看着芮玮的来信，又一次抬起头，紧闭双眼，沉默不语。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谢东泓仍然沉默地坐在宿舍的椅子上。
一个星期以后，谢东泓接到了Fuchs博士的电话，约他到汉堡汉学研究所谈一件事情。
谢东泓来到Fuchs博士办公室的时候，房间里已经弥漫着咖啡浓郁的香味。他刚一落座，博士笑容满面地端上来了一杯“三合一”咖啡。
“谢先生，这次约您来，想告诉您一件事情。”
“您请说。”
“前天，我去市政厅参加汉堡犹太人协会的一个论坛时，见到了协会主席霍夫曼女士，我把您最近整理雷奥信件的事给她叙述了一遍，您知道，她听后什么反应？”
“请您说说看。”谢东泓不认识霍夫曼女士，当时也不在场，自然不知道这位主席的表情。
“她很惊讶！”
Fuchs博士说，霍夫曼女士问了很多谢东泓的情况，他知道的都一一作了回答。博士还向主席说，这个中国小伙子已经翻译了其中部分信件，边翻译边开展实地调查论证，已经回了一趟上海，还准备再回去一趟呢！
“多么棒的中国年轻人！”Fuchs博士复述了霍夫曼女士的原话。
谢东泓腼腆地笑了起来，但很开心。
“这个中国年轻人用什么费用去的中国？”Fuchs博士传达着霍夫曼女士的疑问。
“在中国餐馆做服务生挣的钱！”Fuchs博士把告诉霍夫曼女士的话重复了一遍。
霍夫曼女士沉默了半天没有说话。Fuchs博士这样告诉谢东泓。
“您知道最后霍夫曼女士说的什么吗？”Fuchs博士再次向谢东泓提了个问题。
谢东泓摇了摇头。
“我们协会不资助这样的年轻人还资助谁！”Fuchs博士学着霍夫曼女士当时的话音说。
谢东泓大吃了一惊。
“不过，女士还说了两个条件，一是您本人同意，二是得填一张申请表。谢先生，这两个条件没有问题吧？”说完这句话，Fuchs博士静静地看着谢东泓。
谢东泓没有讲话，他在沉思。
“Fuchs博士，给我两天时间，我考虑考虑。”谢东泓最后说。
晚上，谢东泓静静地躺在床上，思考接不接受资助的事。谢东泓在汉学研究所刚听到这个好消息时，内心十分激动，他下意识地立马决定接受协会的资助，因为自己太需要钱了。自从来到德国留学，所有费用谢东泓都是从中国餐馆一个盘子接一个盘子端着跑着挣出来的，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淘宝挣了点钱，但他因为要翻译雷奥的信件又怕耽误学习而不得不停了下来。与谢东泓相比，很多中国留学生家里的条件比较好，每年都能得到父母的一点补贴，但他几年来没有从家中要过一分钱，为了他出国家里借了八万块钱，到现在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谢东泓来德国几年，一直省吃俭用，杰瑞以及其他同宿舍楼的外国留学生坐在一起聊天，或者每年春节聚会时遇到上海同乡，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起法国巴黎艺术瑰宝的璀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灯红酒绿、希腊雅典的古色古香、意大利威尼斯的水波荡漾，谢东泓心里都痒痒的，但只能一言不发，因为他只去过一趟波兰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欧洲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去过。谢东泓准备近期再回一趟中国，也就是去内地河南，暗暗地在心里不知计算了多少次：坐最便宜的荷兰航空飞往北京的机票，来回也得六百五十马克；在中国国内，从北京到河南不坐飞机坐火车，硬座票来回需要三百多元人民币，再加上在河南吃住行的费用，没有七百多元是不够的。这么一算，谢东泓知道了花费的巨大，这一两个月来，他在中餐馆里跑得更快了，嘴也更甜了……正在这节骨眼上，有人乐意资助自己的调查，真可谓雪中送炭，谢东泓思考一番后，决定申请这笔资助。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天夜里，谢东泓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手里握着好厚好厚一大沓钱，张张都是印有克拉拉头像蓝色的百元马克大钞，他数了半个小时还没有数完……不光梦到了钱，谢东泓后来还梦到了几个人。首先出现在谢东泓梦境里的是那对德国夫妇。德国夫妇把八封信送给他谢东泓，没要一分钱，满眼都是信任与嘱托，现在自己整理核实这些信倒要申请资助，谢东泓心里总有种借鸡生蛋的感觉。第二个梦到的是王家甫，王家甫掏出手表放在桌子上的动作不停地在梦里回放；还有潘进堂和喜鹊，两个人端着雷奥吃剩的菜汤推来让去的情景在梦境里一一再现；最后，谢东泓还在梦里看到了桩子，桩子一个人蹲在寒风呼啸的破庙里，喝着凉水啃着窝头……
浑身一个寒战后，谢东泓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是破庙里的寒风把他吹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谢东泓自己也搞不清。谢东泓呆呆坐在床上好大一阵，默默地回味刚才的梦。把梦完完整整温习一遍后，谢东泓最后想通了，上天把大难给了王家甫、给了潘进堂、给了喜鹊、给了桩子，只给自己分了一份小苦，因为这份小苦再去跟人要这要那，这个手，谢东泓伸不出来。
第二天上午，谢东泓给Fuchs博士去了电话。
“谢先生，您想好了吗？”听到是谢东泓的声音，博士问。
“我想好了。”谢东泓回答。
“我昨天派人从霍夫曼女士那里取回了申请表，您今天抽空来一趟填下表，不复杂，半个小时就可以了。”Fuchs博士的声音亲切爽快。
“谢谢您和霍夫曼女士，我决定不申请了。我在餐馆打工能挣足这笔回河南的钱……”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谢东泓都是周末去“汉华楼”端盘子，晚上在宿舍里做作业和翻译整理雷奥的信件。谢东泓决定再回一趟中国，去河南上蔡做一次实地认证后，他调整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他都比原来早起一个小时，晚上迟上床两个小时，他把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完成教授们布置的各种作业上。这还不是唯一的变化，如果大学下午没有课程，谢东泓原来中午都会赶回宿舍，做一顿热乎乎、香喷喷的西红柿盖浇饭犒劳自己。但现在他不这样做了。没有课的下午，每天也都带两张油饼和一瓶凉开水，十几分钟稀里哗啦吃完后，便一头钻进了大学的图书馆里，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他要把所有的课程作业在白天全部做完，对夜晚宝贵的五六个小时，他有了新的打算。
谢东泓决定利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再去找一份小时工，把回国的机票和在国内的路费挣出来。去找一份什么样的小时工，谢东泓首先还是想到了“汉华楼”。他周末在“汉华楼”里端盘子做服务生，老板喜欢他，顾客喜欢他，如果张口提出每星期再加两三个晚上，老板不但会同意，甚至还会欢迎，因为谢东泓的回头客比饭店里其他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加在一起还多。谢东泓的这个念头在脑海里刚刚一闪，他便迅速地掐灭了。不能那样做，那样做的话，自己满意，老板满意，顾客也满意，但几个同是来自大陆的自费留学生就不一定满意了。饭店里需要的服务生是有限的，多来一个，就必须辞退一个，其他三名留学生都是根据自己的课程安排协调好的打工时间，如果谢东泓加进来，一切都乱了套。
想了两天，谢东泓终于找到了办法，他去了《汉堡晚报》的流动销售服务部。
每周一三五傍晚的五点半钟，谢东泓就准时登上了U3地铁。谢东泓有学生票，可以随便上下车，不用花一分钱。不花钱乘车，谢东泓心里也不自在，他从来没有卖过报纸，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卖，谢东泓拉不下这个脸面。
谢东泓第一次卖报的经历，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
卖报纸必须叫喊，在U3地铁上站定后的谢东泓试了好多遍，一直感到嗓子里好像被一团棉花堵着，发不出叫卖声来。在车厢内傻傻站着的谢东泓脸涨红了。
随着轰隆隆的响声，涨红着脸的谢东泓心里明白，这样下去不行。
“Hamburg Abendblatt，Hamburg Abendblatt（汉堡晚报）！”拉着报车慢慢走在车厢通道里的谢东泓鼓足勇气，羞涩而矜持地喊出了第一声。
走了半个车厢，谢东泓没有卖出一份报纸，谢东泓仍然轻声地喊着：“Hamburg Abendblatt，Hamburg Abendblatt!”
“Hamburg Abendblatt，Hamburg Abendblatt!”
表面平静的谢东泓心里却焦急万分。
“Hamburg Abendblatt，Hamburg Abendblatt!”
“Hamburg Abendblatt，Hamburg Abendblatt!”
谢东泓喊着走完了整节车厢，当他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部，即将走向下一节车厢的时候，后面忽然传来了一位老太太的呼喊声：
“小伙子，我来一份！”
这一声轻轻的呼喊，对谢东泓来说不啻于一声惊雷。
德国老太太递给谢东泓一马克，谢东泓找回了十五芬尼。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太激动，谢东泓找钱的手有些颤抖。
地铁轰隆隆地向前行进着，谢东泓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口处没有前行，他在闭着眼睛感受这一马克硬币的分量。手握着老太太的一马克硬币，谢东泓好像握着一枚五马克的硬币，他甚至感到比五马克的硬币还大还重。在那里足足站立十几秒钟后，谢东泓才把一马克硬币装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
“Hamburg Abendblatt, Hamburg Abendblatt!”
“Hamburg Abendblatt, Hamburg Abendblatt!”
在下一节车厢的入口处，谢东泓再次轻轻喊了起来。不过，这次他的喊声比刚才提高了一个音阶，原来羞涩和矜持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这还不是他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谢东泓不再低着头喊，而是先朝通道左边座位上的乘客微笑着喊一声，接着慢慢转过头来，朝着右边座位上的乘客微笑着再喊一声。
“我要一份！”一位东欧人模样的中年人买了一份。
“我来一张！”一位黑人小伙子买走了一张。
“你是中国留学生吧，给我一份！”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国生意人笑着对谢东泓说完，递上了一马克。
“是的，谢谢您！”谢东泓笑着回答。
谢东泓一节车厢接着一节车厢地走着，二十多分钟后，地铁来到了终点站米姆尔曼斯贝克，他随着稀稀拉拉的乘客下了车。站在空旷的站台上，谢东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右手摸自己鼓囊囊的上衣口袋，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谢东泓这时没有停下自己的右手，而是用力把口袋向上拨动了一下，这么一拨，哗啦啦的声响从口袋中传出，听到响声，谢东泓笑了，满足地笑了。
谢东泓再次走进了车厢，不过这次他是走进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因为这节车厢离入口最近，上车的人都会先坐到这节车厢里或者经过这节车厢向前走。
“Hamburg Abendblatt, Hamburg Abendblatt!”
“Hamburg Abendblatt, Hamburg Abendblatt!”
谢东泓再次轻轻地在这节车厢里喊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