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2003年第03期
栏目：特别报道
1990年以来，上海逐渐开启了人才流动的阀门，对一些高级、专门、急需人才进入上海开放绿灯，对外来民工也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1990年，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提出，上海要防止人才的近亲繁殖和地方化弊端，尽可能多地招收和安排外地籍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工作。当年秋天，首批两千六百余名非上海籍大学生，进入上海有关单位工作。1994年，外地来沪民工成为上海合法打工族，上海发放了两万多张“务工许可证”。同年，浦东新区开始实行“蓝印户口”制度，一批外地来沪工作人员成为“新上海人”。“蓝印户口”制度，相当于国际通行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传统的户籍制度，是传统体制中最难突破的堡垒之一，它集中体现了计划分配、计划就业和职业终身制的弊端，限制了人员流动，妨碍人才优化组合。“蓝印户口”对传统体制是个重要的突破。到2000年底，上海共批准“蓝印户口”近三万人。1999年，上海取消了对外地大学生进沪数量的限制，大学毕业生只要找到接收单位，并符合上海市人才引进方向的，则基本可以留沪工作，办理上海正式户口。这一年，全国毕业的留在国内工作的研究生，有14.05万到上海工作，在各省市中名列第一。2000年，进入上海而非上海生源的高校毕业生有6.7万人。
2000年，上海人口1674万人，其中非上海籍的常住人口353万，占1/5。如果加上流动人口300万，那么新上海人的比例已占1/3以上。
（引自熊月之《上海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儿发表的几篇上海新移民访谈录，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2000级学生于2001年9月至2002年10月间对上海新移民群体所作的个案深度调查的记录报告的一部分。
在这些访谈记录中，学生们为新移民们勾勒出了些什么，相信每位读者会有自己的理解。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读了几十篇访谈后的几点感想。
城市性与新移民无论新移民来自农村还是其他城镇，他们来到上海，就是进入了一个城市，一个在中国规模最大、发展程度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大城市，他们首先有一个如何进入并适应这个城市的问题。很久以来，“上海”在中国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关于它的特殊性所引起的议论本身，几乎就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但无论是对它的贬损还是褒扬，人们更多地罗列的却是它不同于一般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不是作为一个近代的、现代的城市所具有的一般的基本特性——城市性。
所谓城市性（urbanism），在这儿主要指城市生活对居民行为的影响，也就是城市人的各种特性。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沃斯（Wirth）在他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中曾认为城市性主要是由城市中人口量大、密度高、社会异质性所派生出来的东西。这种特性在人类生态学意义上可能表现为社会—经济—文化属性不同的人之间在空间上的隔离，以及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位置间的频繁流动。在社会组织意义上可能表现为家庭的社会意义的减少、亲族及近邻的结合的弱化、自发性团体的续出、身份性阶级制度的崩溃以及白领的增加等等。而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则可能表现为冷漠的态度、分裂的性格、主体性的丧失、相对的思想模式及宽容的态度，等等。
虽然沃斯等人关于城市性的说法曾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城市的两面性，即它的魅力和丑陋，却是近代以来一个世界共通的话题。美国哈佛大学从事都市设计与研究的马丁·梅尔森（Martin Mayerson）教授在《如何观察一个都市》一文中说：“自有史以来，不同的观察家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都市——有的视之为权威的地方，有的则视之为一个市场；有的视之为邪恶的地方，有的则视之为人类文化真正的基础；有的视之为价值和安定的瓦解者，有的则视之为人类精神和其他价值永存不朽的地方；有的视之为混乱的地方，有的则视之为有活力的地方；在当今世界工业国家里，有的人视都市为趋于没落的地方——交通的阻塞、财政的缺乏、人口及经济流向市郊；而别的人，包括我自己，则视之为永远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彭兴业《首都城市功能研究》P8）
城市本来是作为流动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场所而成立的。在相互间互不相知的人们，互不相干地一起生活在城市里，陌生和冷漠是一种宿命。摆脱了传统共同体的“束缚”的人来到这里会找到他想要的“自由”，但同时他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他必须适应这个“陌生的社会”。在城市中他可以获得独处的机会，但他必须承受孤独与冷漠。城市里有现代文明创造的一切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都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经济关系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也变得无情。在城市里，有生存的机会，有自律、理性，但也有生存的压力，而且人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一个人完全可能在这里梦想成真，却也可能走投无路……
理解了这些，我们就有了理解新移民们的上海体验的一个基本角度。
在这儿我想说的是，“上海”的事，其实首先是一个关于现代城市的问题，也就是说，所谓上海的区别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特性——不妨说是“上海性”吧——首先基于的是它的城市性。如果说在中国，上述那些城市特性在什么地方有突出的体现，那首先就是在上海。在历史上，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一个代表，在今天，它又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典型。无论上海被各种人描述成什么，上海的魅力、上海的丑陋，“上海性”首先源于它的城市性。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移民上海是一个进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人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挑战的、自我改变的过程，也因此会是一个充满艰辛和痛苦的过程。对上海的向往和愤慨，对上海人的羡慕或鄙夷，对未来目标的憧憬和对自身状况的无奈等等，复杂地交织在人们的移民体验中。
在各种人的上海体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移民原居住地的城市发展程度、他对城市生活的熟悉程度与他们今天的移民体验有着直接的关联，许多人、包括一些外国人及大陆以外的中国人，他们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它所具有的作为现代城市的特性，这儿的自由和便利，用他们的话说，这儿几乎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想在这儿结交各种不同的人、寻找新的体验……他们所不适应的，恰恰是那些与他们理想中的现代城市尚有距离的地方。与此相对照，来自内地的许多新移民，较多地为着上海的生存机会而来，但他们或多或少地为心中的乡愁所累，他们对于城市人的冷漠、自私尤其是“上海人”的“精明”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努力地在上海寻找、发现“温暖的人情”，他们在试图理解城市人相互之间的若即若离，重新评价上海人的理性。
还可以看到，新移民的年龄与职历、学历与他们的移民体验、生活现状有着显著的关系。上海在吸收和排斥外来人员的过程中，其作为现代城市的社会结构正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与血缘、业缘、地缘等相关的家族网络、社会网络历来在中国的社会流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依然具有着种种功能（事实上这些网络构成了许多人实现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新移民们组织生活和沟通情绪的主要支持）。但这次的新移民深度调查让我明显地意识到，在上海，个人条件在新移民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中具有的意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意识、所认同。当然，关于这一点，具体的情况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调查来证实。
制度限制与新移民城市性并不是决定新移民社会状况的唯一的因素。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社会的、文化的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新移民社会状况的不同。而在目前中国，制度的限制首先构成了人们寻找社会位置、实现社会流动的一大障壁。今天的新移民们已经不再如1980年代那样被视作为非法的“盲流”了，但作为“外来人才”、“外来人口”或“民工”，他们与拥有本地户籍的居民是不同的。由于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到就业、孩子上学等种种制度性限制，新移民中那些作为专业技术人才进入企事业团体的人必须付出比本地同行更大的努力才能获得相同的机会，而那些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和从事杂业的人们（在工商企业、团体以外自行谋生的人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角落，很少改变自身状况的机会。
然而在新移民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制度不公，许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或强烈的不满。那些生存艰辛的保姆、民工们，大多对政府允许他们来城市谋生的政策心存感激，他们主要以过去的生活和仍在乡村、内地城镇的人们的状况为参照。可以说，他们这样的观念意识其实正构成了制度、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制度的限制还突出地体现在户口开放的门槛上。按照现在的政策法规，一定的学历和经济能力（投资或购房）是获得上海户口的必要条件，这样的移民政策并不是中国或上海才有的。但国内地方间的社会流动不同国际间的移民，这儿没有国门、海关的阻隔，更不用说城市的建设发展以及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事实上已离不开大量的低学历、低收入者。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难免会存在这样的尴尬：这儿有数以百万计的从外地迁移而来的“非移民”、工作并生活在上海的“非上海人”、已经成为城市社会一部分的“非市民”。无论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去考虑，还是从维护社会整体结构功能的角度去考虑，这都是个亟待对应的问题。
另外，不少人都讲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偏见和歧视，包括在上海处处受到优待的外国人也对上海将人“区别”对待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上海人的歧视当然与早年租界中肤色分种人分等的中国人的屈辱记忆有关（被歧视与歧视人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也是会转换的）。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除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它还可能是制度的产物、社会现实的反映。上海人在外地人、新移民面前的优越感其实是与制度不公直接相关的，上海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一直享受着国家城乡分治政策以及物质供应上种种特殊政策的好处，这些使“上海人”成了全国的特殊市民。在今天，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外来人员”仍然享受着不同的制度待遇（当然这并不是上海的特殊情况），文化上的歧视依然有着制度性歧视的支撑。
我相信这些访谈报告，会给一般社会成员提供一个了解当今中国城市中“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的不错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