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溪高考之后安心待在家里等通知。八月中旬，父亲正在砖厂上班，银灰色的大喇叭广播里噗噗地先吹了两口气，才开始说话，让父亲去收发室取录取通知书。连着念了两遍，父亲听明白叫的是自己，来不及请假，就去收发室取了信，穿着沾满煤灰和红砖痕的劳动布工作服，直奔教育局出纳室。他抓起母亲的手，俩人又直奔家中。
郭小溪没我们想象中那么惊喜，在这事上她很自信，淡淡地问是什么大学。这时候父亲才发现自己激动了许久，根本没注意是什么大学，忙看信封，大红的字写着四川大学。郭小溪嘟了嘟嘴，她的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眼下的川大并没中她意。父母不受任何影响，两人奔进厨房，忙碌地做庆功宴。那天的晚饭十分丰盛，小方桌上摆满了菜。父亲平日里喝散装白酒，那晚拿出一瓶好酒，和母亲慢慢喝。酒兴起来，他取了二胡，拿布擦干净，又给弓弦均匀地涂上松香，抚着二胡说：“为这大学，可冷落你了。”
母亲笑着说：“高兴事拉什么二胡？悲悲啼啼的。”
父亲也笑：“你以为二胡只有悲伤？”
他拉起节奏欢快的《赛马》，手指略显笨拙地在弦上快速移动，但只拉到一半，后面难度太大，他没法继续了。
母亲笑坏了，捧着肚子说：“这水平还敢显摆，自己家也就算了，可别在外面拉。”
父亲很不服气，孩子一样噘起嘴。
郭小溪忙说：“爸拉得好，再拉一曲。”
父亲活动活动手指，拉起相对简单的藏族酒歌《今天我们在一起》。那一晚，不知他把这曲子拉了多少遍，他和母亲都有些醉意，郭小溪陪着。我吃饱肚子，无法忍受父亲的二胡声，走到窗边，看外面已经黑了，月亮刚从跑马山和郭达山夹角的天空中升起，映照得整个康定既光亮又朦胧。偶然低头，我看见廖二娃靠在墙边，抬头正注视窗户。我收回脑袋，看看父母，父亲还在拉二胡，母亲沉浸在幸福中，郭小溪盯着父亲移动的手，带点甜甜的微笑，不知在憧憬什么。虽然父亲拉出的每个音都差那么一点，家里的气氛却特别好，我坐回方桌边，想廖二娃可能听见二胡声了，听见这一家的幸福。他也可能猜到这是因为姐姐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郭小溪走了，去成都上大学。她走的那天早晨，全家人送她去车站。郭小溪带了一个木箱子，里边全是换洗衣服。父亲扛着木箱，走到一半，腰越弓越厉害，我们只能一块儿抬木箱到车站。送走郭小溪，刚出车站大门，就看见廖二娃的身影，他躲在车站大门的角落里。父亲显然看见了他，嘟哝说：“站那干啥？长一身肌肉都不知帮忙扛箱子。”
母亲没听清，问：“你说啥？”
父亲说：“我没说啥。”
郭小溪离开康定后，原本以为廖二娃的事就此终结，天远地远，他不可能跟到成都去，也不可能再来宿舍院门前蹲守。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竟然偶尔还来，抽支烟，望望我们家窗户，再离开。有一天黄昏时分，父亲急急忙忙赶回家，他的表情很奇怪，既惶恐又有点激动，还带点愤怒。他回到家中，结结巴巴对母亲说：“那个……那个廖……”
母亲说：“什么啊？怎么结巴了？”
父亲叹口气，喝下一大杯水才又说：“那个廖二娃还守在楼下。”
母亲很吃惊，说：“啊！他还想干啥？”
父亲说：“谁知道呢？他不仅守在楼下，还……还主动招呼我。”
母亲再一次瞪大眼睛：“给你说啥了？”
父亲说：“他叫我叔叔，让家里有什么事就给他说，他能帮忙。”
父亲说这话时，愤怒的表情又升到脸上，不过，我还意外地看见，在愤怒的表情下，掩着父亲的得意。
母亲忙问：“你说啥了？”
父亲说：“还能说啥？遇上这样的瘟神，躲都躲不及。”
有一天我放学，廖二娃和他的伙伴们竟然在校门前等我。看见我出来，他揽住我的肩头，亲切地喊我弟弟，说学校里有人欺负我就给他讲，又问小溪给家里写信没？家里情况怎样？如果有什么事，一定给他说。郭小溪到学校后只来过一封信，讲她住的寝室和学校的环境，说一切都好，让家里放心。那时候电话不方便，除开这封信，基本没什么音讯了。廖二娃一直揽着我的肩头，一路上同学们都诧异而羡慕地看着我，我的腰挺得很直，底气十足，像皮带上挂着一把枪般充满安全感。为这感觉，我回到家并没告诉父母廖二娃在校门口等我的事。
大学几年，每到假期，郭小溪回到康定，时光仿佛并没流走，廖二娃用了更多的时间守在楼下。不过父母倒没像过去那样操心，郭小溪是大学生，他们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街痞和大学生是天空与大地的距离，你再守，终不可攀上天去。假期里郭小溪也时常出门玩，说是同学相邀一起叙叙，对这样的邀约父母都十分支持。她的许多同学都没能考上大学，还有一些同学所考的学校也没她好，这样的叙旧在父母看来十分必要。他们曾问郭小溪：“那个廖二娃老跟着你怎么办？”
郭小溪不屑地说：“让他跟吧，跟没趣他就走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能有什么事？他们也怕，真有事我一嚷，他们比谁都跑得快。”
父母点点头，让她别玩太晚，他们相信所有罪恶都害怕天光明亮，只在黑夜里滋生。郭小溪也明白他们的心态，每次出门玩，必赶在天将黑时回到家中，偶尔回来晚了，必是三四个男女同学一块儿送她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