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刊登有公示名单的报纸唐必仁特地留起一份。全市共有七个拟提拔对象，把简介逐一看过，没有一个人年纪比唐必仁大，最小的一位是70后，相差近二十岁。他把报纸折好收起时，深吸一口气，仰起脸，闭起眼，然后把那口气缓缓吐了出去。很多人来祝贺，说恭喜恭喜，然后又总是大同小异地抱怨一句：怎么之前一点都不知道啊？
唐必仁笑笑，很无辜地摊摊手答道：“我也没想到！”
这话没人信，他知道没人信，但还是要反复说。除了这一句，他也就不再多作解释。
从懂事起母亲就不让他多嘴，但母亲对自己的历史却并不隐瞒，母亲强调：“你记住了，我是舞女，但不是妓女。”小时候唐必仁并不能弄清这二者的区别，但他没问。母亲不说的，他都不问。
母亲是那样一种女人：衣裤已经打了一层层补丁，头发故意不加修饰，任其纵横零乱，脸上也是一层没来由的污垢，可是站在那里，还是一眼让人看出是外来人。
母亲是1955年从城里到唐家厝的。
唐家厝一个从小失去双亲的男人，三十六岁了，斗大的字一个都不认识，还结巴，还斗鸡眼，还喜欢随地解开裤门掏出东西小便，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窝在生产队废弃的破牛棚里度春秋。母亲徐盎然从城里来，就是为了嫁给他。他叫唐大弟，就是唐必仁的父亲。
唐必仁不认识唐大弟，他出生前唐大弟就死了，是替生产队放牛时遇暴雨，轰隆隆的雷当空劈下，牛惊得狂奔，奔到悬崖边，唐大弟用上吃奶劲试图勒住，却被恼火的牛轻轻一甩，甩下深谷，死了。算是天灾吧？但母亲不屈不挠，腆着大肚子一次次找生产队长和公社革委会主任，最后确认是为保卫集体财产因公牺牲，从死得比鸿毛还轻一下子跳到比泰山还重，好歹成为烈士。
许多年以后唐必仁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是为了他。他一出生就是烈属。顶着这个光环，唐必仁受用了几年，母亲也一样，头总是故意仰得高高的。逢年过节，生产队给军烈属发慰问品和贴红对联，一年一年虽都漏掉他们，母亲却不以为然，自己买了红纸，自己写上“烈属光荣”四个大字，赫然贴到门楣外。
家已经盖起来了，是唐大弟在世时就开始动手盖的，屋还未建好，唐大弟死了，母亲接着往下盖。没有钱买砖，只是以三合土垒筑，整整齐齐的三间，覆上瓦片，倒也结实可靠。唐必仁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生、长大，长到十来岁，既能唱也能跳。根本没有人教他，他跟人到镇上电影院里看两次，又跟到城里电影院看两次，白花花的幕布上几千人一起唱着跳着《东方红》——原来有一个东西名字叫“音乐舞蹈史诗”。然后唐必仁也会唱了，也能跳了。
终于村里知青帮小学排那时刚时髦的《白毛女》，那个欠地主黄世仁债，又被黄世仁派来的狗腿子打死的可怜的杨白劳，让唐必仁一夜之间红透。
母亲原先不让唐必仁唱与跳，一听到一看到就举起手中正拿着的任何东西砸过来，声色俱厉，气急败坏。但后来见去参军的是公社宣传队的谁，被招工的又是公社宣传队的谁，才发现原来那是一条很宽广的大道，可以抵达明媚的前方。紧接着唐必仁小学还未毕业，县一中派人来唐家厝了，要招唐必仁入学。这都是铁证，太让人信服了。从村越过镇，直接抵达县城，母亲顿时欣喜，眼里放出亮晶晶的光。
其实那时母亲已经不再是烈属了，连门楣上写着“烈属光荣”的大红纸都不许贴。已经躲到唐家厝这么偏僻的地方，母亲当过舞女的身份还是被红卫兵挖出来，进一步再挖，原来她不是一般的舞女，她在“春江好”时与国民党警察局长好过，人家本来要带她去台湾的，她也裹好细软，收拾好行装，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眼巴巴地等着，那个局长却已经急匆匆登上飞机独自先走了。在村里人看来，舞女等于破鞋，国民党警察局长的相好等于反革命分子。难说不是故意潜伏下来的吧？那就再罪加一等：女特务。顶着这么多罪名，唐必仁看到母亲胸挂大牌子、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或者被批斗，或者被游街、被劳改，谁都可以用石头或者瓦片砸她，追着她骂不要脸。按说这样一个女人的儿子，是不可能进宣传队的，不过宣传毛泽东思想也非常重要，无论唐家厝小学还是县一中，舞蹈队的女孩子都可以轻而易举挑选到，而男孩，尤其是能够撑台子的男孩，却一直奇缺，再三再四找，也没找到一个能及唐必仁一二的。感谢文艺，那个时代最繁花似锦的东西，居然悄然把这个天赋降临到唐必仁的身上，他于是多了一个头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红小兵他不能入，红卫兵也无法参加，但他可以上场跳工农兵学商，跳各族人民。音乐托载着他，一上场他就不是平日里那个羞涩的、沉默的、没有笑颜的人。旋转、蹦跳、融化、升腾，四肢像安上了马达，那么欢快且如鱼得水，几乎要飞起来。掌声接踵而至，还有潮水般的赞许。
这个瞬间，他总会猛地想起母亲。到县一中后他就住校了，一般一学期才回去一次。母亲让他别回，不用回。母亲在有意识地强调他与她的疏远，越疏远才越显示他是“可以教育好的”。他不回，母亲就得常来，背来米，弄些自己腌制的咸菜，还有有限的一些钱。通常母亲悄然来又悄然回，并未与他见上面，那些东西她包好，捆扎好，写上“杜三晖老师收”，然后放在校门口的传达室。
母亲从来没见过杜三晖老师，她甚至不知道那是男还是女，她也不想知道。母亲说：“你找个可靠的人，最好是老师，我把东西交给老师，老师再转交你。”于是唐必仁就说了杜三晖的名字，宣传队教他们舞蹈的老师，杜芳菲的母亲，四十来岁，总是胃疼，所以皮包骨头，但永远微昂着头，尖下巴上翘，脖子又长又细，背挺得直直的。就是从她嘴里，唐必仁听到“脖子是女人第二张脸”这句话。
那期间不时有文艺会演，全县各中小学的好节目都汇聚县城，连演几天，再挑出最好的节目全县巡演。县一中只要有唐必仁参加的节目，没有不被选上的。从这个公社到那个公社，不用上课，三顿都管够，不必自己花一分钱，这样的日子几乎每个人都是欢喜的。那天巡演到唐家厝所在的公社，唐必仁发现母亲也缩在角落里，虽被一条幽暗的粗布围巾从头顶罩过大半张脸，但他还是一下子发现了。最初他不是看到，是感觉到，像有一道隐约的光，正炽热地灼到他身上，他眼光寻去，就寻到了。
那晚他跳得特别出彩，流畅极了，胳膊大腿都轻盈得如同鸟儿的翅膀。但轻盈不是男舞蹈演员的核心精华，一棵树靠枝丫表述的只是一种假象，而支撑着纵横交错枝丫的则是树干蓬勃向上的刚劲与坚定，弥漫着不可扼制也不容置疑的力量感，肌肉似铁，骨骼似钢，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僵硬与艰涩。
他发现缩在角落的母亲，眼睛如同舞台上的追光灯一般死死盯住他，须臾不肯离开。他想看吧看吧看吧，他就是要跳给母亲看的啊。
但是母亲并没有喜悦。母亲后来皱着眉对他说：“你这样下去不行，会被毁掉的！”
母亲又说：“聚光灯下的风光永远都不可能长久。”
学校里虽忙着学工学农学军，又批林批孔或者学习张铁生，考试都改成开卷式的，彼此抄来抄去的，就是监考老师也只睁一眼闭一眼，没人过问。但课毕竟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每一节也终究有45分钟的时间，而宣传队的人却在这一切之外，只要排练需要，就可以既不上课，也不必考试。母亲的不满就集中在这一点上，母亲说：“知识再无用，你也必须学习！”母亲的意思是，虽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已经被批判，虽然“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已经反复说了又说，虽然张铁生那样考白卷的人正红得发紫，但唐必仁却不能。不是有课本吗？即使不去上课，即使必须全县巡演，也可以自己读，反复读，不信记不住、弄不懂。母亲甚至下了通牒：如果不愿学，就退出宣传队。
唐必仁后来才明白母亲的见识有多远。几年后高考恢复，正是凭着比别人多读一点书，他考上了农林大学农经系。那是他生活的最大转折点，大学生啊，梦一样的日子。他因此离开唐家厝，离开县城，到了这座城市，毕业后又进入市委办公厅，从小科员慢慢起步，五十六岁了，原本该退二线向退休过渡，却突然被提拔，从体委副主任的虚职上，一下子升为市工商局局长，位置举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