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7年第01期
栏目：中国往事
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由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蒲殿俊是最早知晓朝廷将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少数几个四川人之一。诏令下达的当天，他正在北京。身为四川谘议局议长的蒲殿俊，此番和副议长萧湘一起来京，是出席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会议对外的名义是第二届直省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一个组党会议。近两年来，全国二十二行省谘议局都已兴兴头头开幕，且在地方事务中对政府的制衡作用愈益明显，筹组一个有着统一纲领的政党，正当其时。会议程序繁复，吵吵嚷嚷，从5月下旬开到6月初。一开始，他们想给这个党取名为帝国统一党，经梁启超提议，才正式定名为宪友会，选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为主席。开到中途，因铁路国有政策出台，谭延闿联合一帮湖南官绅前往都察院请愿，蒲和谭既是同年，又是好友，于情于理都要前往助阵。
蒲殿俊和谭延闿，都是1904年科举末班车的乘客，在那场告别仪式般的会试中，他们都有幸成了帝国末代进士。谭进翰林院任编修，蒲任法部主事不久，考取了公费赴日留学的资格，进东京法政大学读书。蒲1909年回国后，邮传部曾调充其担任交通传习所教务长，他没有到任，在宪政编查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适逢各省谘议局纷告开幕，他回到家乡广安州，被推举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
留学日本那五年，蒲的主要精力几乎全被家乡四川的铁路牵扯住了。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1904年，最初是完全官办的，虽然后来因地方绅商所请，吸纳了部分民间商业资本，但先天就带着官场的种种弊端与恶行，股本挪用，贪腐丛生。蒲殿俊发动川籍留日学生，募集到了三十多万两，拉起个“川汉铁路改进会”，自任老大，号召川人自办铁路，他执笔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投书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据说深得赏识。
进士出身加留学东瀛的新派背景，使得蒲在四川的声望，几乎到了神一般的地步，“所至为设供帐，妇孺莫不知其名”。因此，当该省谘议局推举领导人时，蒲殿俊毫无悬念地成为了首任议长。其他两位出任副议长的，一位是有着帮会背景、人称“老舵把子”的川中名士罗纶，西充人；一位是曾和他一起留学东京法政大学的培州人萧湘。
蒲殿俊发现，川路公司的腐败，并没有因为改名为商办而有所收敛。商办只是挂了个羊头，卖的还是官僚资本的狗肉，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由政府一纸委状、而不是股东大会任命的。蒲当选议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以谘议局的名义对川路公司进行了一次整顿。四川的立宪派人与铁路的关系搅和得如此之深，在同样修着铁路的几个省份如湘、鄂、粤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铁路国有的诏令一宣布，蒲殿俊预感到，麻烦事来了。平心而论，国家接手铁路，早日建成有望，既可谋交通便利，又减免了川人负担，自是圣朝良策。然而令他忧心的是，谁来保证铁路公司的利益？这两年修路无多，用去的款子、投资损失的银子，加起来已是一笔吓人的大数目，新政策一来，这笔钱该谁来埋单？以精明著称的邮传大臣盛宣怀大人肯吗？脑子里架着算盘的度支大臣载泽大人肯吗？
“宪友会”还没闭幕，他再也待不下去了，给萧湘作了些交待，他告假提前踏上了回四川的路。出京前，蒲殿俊对湖南谘议局的一个议员朋友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话说得好听，脑子里盘算着的，除了银子还是银子。
四川收到铁路国有诏是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收到文件，找来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主席和副主席，商议如何应对。董事局两位主席一个劲地向制军大人表达歉意，说一切要等蒲殿俊议长从北京回来再议，几个人谈了半日，硬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川人迟迟没有发动，另一个原因是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一开始对这项国有化政策并不感冒，甚至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求之不得的。何以如此？原因还在银子。川汉公司虽在1907年转为纯商办，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疑难绝症并没有得到解决，内部的贪腐风气更加变本加厉。一年前，一个叫施典章的财务总管把公司闲置资金私自挪用，投入上海股票市场，在雪崩般的股灾中造成三百多万两本金的巨额损失。再加上各种开销和花费，筹集到的资金已损耗尽半。公司高层对铁路国有化政策一开始的态度是乐观其成，朝廷要办铁路，就把路权拿去好了，当然得先把这些亏空补回来才行。
一个叫邓孝可的报人在《蜀报》发表文章称：“今政府此举，就吾川人言之，尚不无小利”，“国有”未尝不可。对川路公司账面上现存的近千万资产，邓认为都应该留在川省用作建设基金。邓是川路公司股东，曾经留学日本，以梁任公门人自傲，又家境富有，他对此事的观点，足可以代表一大批绅商的看法。然而不久，他的态度竟来了个逆转。
蒲殿俊从北京回到成都召集川汉铁路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那次会议因筹备仓促，出席的股东们不是太多，省谘议局的议员们却悉数到场。会上形成的决议谓，铁路国有化可以有，但朝廷在推进时一定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必须先把公司历年花费、特别是上海钱庄倒账亏损部分还上，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偿还六成现金，再搭上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段所存现金700万两一并交由川人来打理。
中央政府会同意他们的讨价还价吗？很不幸，他们这回遇上的是帝国最精明的红顶商人、邮传大臣盛宣怀。5月的最后一天，盛宣怀与新任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联名，向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发去一封电报。电文明确表示，川路公司想从中央拿钱，弥补经营不善或挪用、失误导致的亏欠，那是一点门都没有，至于在上海投资失败造成的三百万巨额亏损，国家更是不可能承担。
川人习气，服硬不服软，邮传部、度支部如此坚挺，他们总不能硬着跟中央扛。如果不出意外，四川的铁路国有化进程，应是步两湖和广东之后，辛亥年内得以解决。
川籍京官不少，据他们传回的模棱两可的消息，此次铁路国有化政策的颁布，实起于庆亲王奕劻与镇国公、度支部大臣载泽的政坛角力。
名头十分新派响亮的责任内阁总理，说白了也不过是从前的军机处领班大臣的化身。庆亲王行辈高、资历老、事务熟，深得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欢心是不假，可他都七十岁了，还要来当第一任的总理，也太恋栈了，度支部大臣载泽第一个看不过。载泽出洋考察过宪政，见过大世面，目下又掌管帝国财政，这首任内阁总理怎么说都应该由他这样的新派人士来当才对。载泽一派的谋臣密友，有盛宣怀、端方、郑孝胥三人，盛先前是李鸿章的幕友，以和洋人打交道起家；端方在直督任上因惊扰太后撤职，能量还是不容小觑；郑办过新政练过新兵，做到四品京堂，抱负也自不凡。这三人向载泽献策，要压过奕劻，为今之计就是要争取外力支持，多借外款，在抵押上多给他们好处。
于是有了盛宣怀代表邮传部向四国银行借款一千万英镑这事。说起来，这笔外资的引进还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做了一半的事。当年老张之洞从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改为商办后，看到商办公司效率低下、贪腐滋生，心生后悔，向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借款550万英镑的协议，商定年利率百分之五，专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这项草约在张之洞去世后，就不了了之。此番旧事重提，谈判的接力棒传到了盛宣怀手里。
身为中国铁路的创始人，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以来，盛宣怀始终坚持铁路必须国有。即使在铁路商办叫嚣得最厉害的几年里，好多大僚都顶不住了，他还是认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引力国外的技术和资金。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和四国银行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盛宣怀实无愧于当时大清朝最精明的生意头脑之称，续订的合同条款比先前更为有利，年利率继续维持在百分之五不说，且所贷款项的半数以上可以存放在国有银行，而作为抵押担保的，是两湖的厘金盐税，压力也不是太大。
绅商们发现，他们不幸遇上盛宣怀这匹恶狼，也就意味着不可能从他的铜牙铁嘴里讨得分毫好处。明着对抗中央吗？诸位都是民望所归的绅士，有功名在身，有的还是钦派人员，肯定不能胡来。6月初，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协议的消息传到成都，铁路公司董事和谘议局议员们长长地吐了口气。既然中央不能把他们从极度亏损的泥潭中拉出去，那么，他们要玩一把大的，也是情非得已了。
这两年，朝廷以谘议局的名义训练地方宪政，议员们也都以民意代表自居，那么这时候把人民推出来，可谓适逢其时。祭起爱国这面大旗，以人民的名义发难，怕你中央不让步？
一时间，“卖国”“贪赃”几乎成了盛宣怀和他领导下的邮传部的代名词。被爱国热情点燃的民众以为，所谓铁路国有就是卖路，就是要把铁路的修筑权、管理权一并出卖给外国人，用借来的钱修的铁路所到之处，就是某国国权所及之地。他们认定，身为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签订这个合同，定是从中收受了数不清的好处。
一些原本对铁路国有持乐观态度的绅商，也来了个大逆转，反对朝廷的这项新政策。曾撰文欢迎国有化的邓孝可，一转身推出了一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文中称，自从读了这份借款合同，才明白盛宣怀的奸谋，并指责中央收走川路公司的七百万两资金是“夺路劫款”。这个记者以充满悲情和煽动性的语言在文中高喊：“四川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甚至号召与中央死磕到底。
看到各地议论纷纷，邮传部直接下达一个命令给各地电报局，严令不得收发“煽惑违抗”铁路国有政策的电报。国有化，也是一场舆论战，中央风险预估不足，已失先机，各地报馆暂时还封不了，把电报局给管起来，也可解一时之急。
6月17日早晨，位于城中闹市区岳府街的川路公司总部，聚集起了上千人。这座气势不凡的宅子，曾是雍正乾隆年间名将岳钟琪的府第，影壁后面是一个大天井，中间的一个戏台子正好作了讲坛。临时股东大会由川籍翰林院编修颜楷摇铃宣布开始，随后，铁路公司董事邓孝可登台发言。邓是个很擅长调动现场气氛的高手，说到一半开始抽泣，眼泪鼻涕齐下，会场气氛渐趋沉重。邓孝可热场后，登台演说的是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他更具魅惑力的言词和哭声，释放出了郁结全场的不平之气。
一个叫郭开贞的少年挤在狂热的人群中，日后，他以“郭沫若”为笔名，记下了这癫狂的一幕。当罗胖子说到借款不只危害川人、也关系到国家存亡时，郭注意到——“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那情形，就像人人都吃了药一般。他不由得佩服起了这个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的家伙，他的声音简直有一股魔力，把现场的所有人都“捏成了一团黏土”。
这如痴如狂的一幕过去后，罗纶接着说，川省人民要成立一个临时机关，一方面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要联络外省的乃至全国的同胞，这个组织就叫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罗纶的建议获得了“声震瓦屋”的赞成。众人公推蒲殿俊担任会长，但因蒲是省谘议局议长，不便出面，最后同意不设会长，下面成立总务、演讲、文牍、交涉四部。这四部人选，所负任务艰巨，必要时甚至是要冒风险的，会上不作选举，让有决心有勇气者自行报名，再由会众鼓掌通过。邓孝可笔墨功夫好，文牍部非他莫属，罗纶和一个叫刘声元的议员争着要当交涉部长，比赛谁的哭声更大似的，争着喊，我先去死！我先去死！
同志会开张，急需干部分赶全省宣传保路，以使全川一百四十二州县、七千万同胞都懂得路存省存、路亡省亡的道理，担任交涉部主任的罗纶当场招募游说员若干。《蜀报》主笔朱山，宜宾人，自告奋勇担任川东游说员。获此任命的朱山上台演讲时出了一桩意外，这个年轻人快步登上讲坛，开讲前学着前面其他人，在桌子上猛击一拳，却不小心打翻一只茶碗，割破手指，一时鲜血淋漓。闻到空气里的血腥味，人群嚣动了。这桩意外插曲，后来被包装成朱山在成立大会上割指盟誓，以表与路偕亡之决心，足见同志会宣传机器开动之到位。日后，这位朱山先生前往川东发动，走到重庆后成了端方的幕僚，此乃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