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湖岸往南走，经过烧烤场，墙角边铺着一堆烂砖块、碎木条、陶罐片，雨水和时间洗刷后，令人怀疑它们如真菌，从墙根烂入地基，直到屋顶的琉璃瓦片坠下。东南方栽种着棕榈和棕竹。我们往西南穿过枯凋的芭蕉林。
母亲说：“不要在外公面前耸肩膀。”我不置可否地摊开双手。
孤儿院的红漆字牌稳稳地挂在平房墙上，但东面屋顶塌了一块，各间房门紧闭，窗玻璃残缺破损，室内的光线昏淡，却足以看清挤在房间的小床、休息室腿不稳的桌子、厨房的大炉灶。走过孤儿院的低矮后门，斜坡走下两个中年女人，一个嘴里重复说：“儿子！电话！”另一个拽着她从我们身旁过去。
母亲说：“一定是疗养院的病人。”
精神疗养院的铁门大开。门口加挂着市戒毒所的牌子。几个人在疗养院深处缓慢走着。站在门口，可以看见很大的水泥场地，左边是向上的长石阶，右边是一栋看起来像食堂的平房，往前视线被一个长条的小型花圃遮挡，只能看见花圃背后那栋房子的灰瓦屋顶。
“我想进去看看。”我对母亲说。
母亲扫了我一眼，说：“外公还在等着。”
我往右转走进疗养院。母亲跟在身后。
“精神病院有什么可看的。”
我侧身把头枕在母亲肩膀。她的头发有着干燥细微的香味。母亲把我的脸撇开，笑了起来。她总是吃这一套。
一个女人在花圃前细碎地走着，走到一头停顿几秒，转身走到另一头。她穿着橘红色棉衣，头上戴着黑色帽子，帽子高高地耸立在头上，高出头顶足有四十厘米，面料看起来像印着暗纹的绒布。我在远处被那顶帽子吸引进来。
女人的脸苍白虚弱，分不清是哪种病人。或许只是探病的家属，等在花圃前。
母亲碰碰我的手，我们左拐往石阶上去。南北相对建了多层楼房，出入的人稀疏，容易想象成走进楼道口，人被吞没进去，像走进鲸鱼的嘴巴。而出来的人面部谨慎，有着严肃者的失语神色。
母亲突然说：“家门口卖电动车那个男的，前年有个同居的情人，一天她儿子要钱她没给，她儿子冲到厨房拿出菜刀把她砍死了。十六岁。吸毒。”母亲习惯把着重处说得简短。她总是说起各种凶杀案，以一种报告事情的语气告诉我。
我和母亲走进的这处单位，或许是以往上的石阶为界，分成精神病人区和戒毒人员区，但是我分不清走动的人归哪。铁门内的人都让人感觉紧张。
我和母亲从石阶折回，走回青莲路。
我们得去接外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