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07期
栏目：文学中国
我还年轻的那时候，似乎谁都有自己特别崇敬的人物。我最崇敬的人，是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说来也算是缘分。我和我的团小组长，恰巧是同年同月生，又在同一个时候，同一个地点，参加了革命。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沸腾的年代。从北方到南方，从茫茫苍苍的西北高原，到浪涛奔涌的黄河长江，整个中国都燃烧在火一样的激情里。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已经胜利渡江，大半个中国都已解放。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准备迎接新中国的光荣诞生。我和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的B市直属粮站工作的。
B市地处淮河中游，是津浦铁路的咽喉要道，淮河上的运输枢纽。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渔村，津浦铁路通车之后，逐渐从渔村变为集镇。由于淮河上游有大量的粮食、木材、油麻等农作物，需要从这里集散转运，这个集镇又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城市。街道纵横，商户林立，行人如蚁，帆樯如织。城市越来越繁华，南来北往的人们，有些就夸张地把它称为淮河岸边的小上海。直属粮站就设在B市的西部，一排排仓库全在淮河岸边。
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姓徐，名字叫可为。我姓苗，名字叫可强，两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可字。那一年，我和她都只有十七周岁，不过，她比我要大上十几天。我俩在学校里都已经念完初中，这在当时就算是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了。我平时心高气傲，喜欢写写画画，在地方报纸上发过点小文章，还喜欢唱个歌儿，长得也还算周正。少年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来粮站前，我们都在B市的一个干部训练班里学习，到粮站后，我和她都分在站部。她在财务股，担任主办会计；我在调运股，算是调运员。大伙都在一座楼房里办公，在一个食堂里吃饭。
徐可为的身材颀长挺拔，面容清秀端庄，就是肤色稍稍黑了点。乍看上去，并不特别显眼。仔细看看，却觉得她黑得甜净，衬上那一双像是熟透了葡萄般的眼睛，一头黑得发亮的秀发，更觉得别有一番风韵。她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走着，坐着，总是捧着一本书在阅读，有一种让人莫测高深的样子。我和她的接触，开始毫无感觉，对于她来到粮站之后，不仅担任了主办会计，还兼任站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组长，我还很不服气。直到有个星期日，我到她的宿舍里去找她加班报账，看到她正在阅读苏联共产党的《联共党史》，床头还摆着厚厚的一摞书，有高尔基的《母亲》，屠格涅夫的《罗亭》，以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的中译本，知道她从小就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这才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尊敬。
前方还在打仗，支前的任务仍很紧张。我们这些从训练班分配到粮站来的青年，差不多是放下背包，就立即投入战斗。初到粮站，享受的还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待遇，每月只有二斤猪肉，四两黄烟，还有少量的在解放区流通的货币，作为零用。但是，大家的战斗意志，却都十分高昂。每天把从后方用马车、牛车、手推车以及从淮河的船舶上运来的粮食，接收到仓库里储存起来，然后又通过直达各个仓库的铁路支线，把粮食转运到前方。一天二十四小时，分不清什么时候才有个休息的机会。有时忙到夜半更深，刚刚想要打个盹儿，又来了一列长长的车皮，调运股就得忙不迭地通知站领导和下属的仓库，全站上下一齐来个连轴转，直到把那列装好粮食的火车送走，才又能稍稍喘口气儿。徐可为虽然是财务股的主办会计，每逢这样的战斗，也都积极参加。有时忙了一夜，火车已经走了，天还没有亮，在仓库内的铁路支线上，还能看到她独自提着盏马灯，在铁轨两旁清扫装车时从车上洒下的粮食。让人看了，不禁心头一热。
粮站共有一百几十名工作人员，多数是从老区调来的干部，随着任务扩大，又从训练班分配来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这就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战斗集体。站部有两位领导：站长姓吴，大伙都叫他老吴站长，是跟随部队从沂蒙山区来到B市的工农干部；副站长名叫高毅，在训练班就是领导我们学习的副主任，来粮站后，是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副站长。
老吴站长其实并不老。说他老，只不过是因为他资格老，长相老，总爱说些老年老月的事情。他那时的年龄，说大些也不过二十八九，看上去却已有三十大几，一脸的连鬓胡儿一个劲地往外长，还难得刮上一回，这就使他更加觉得老气横秋。他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一直在后勤部门做粮食工作。五谷杂粮，他抓在手里一捏，就能知道多少水分。一包粮食往磅秤上一放，他打眼一瞟，手指往标尺上轻轻一敲，就能报出斤数。遇到粮食装车、卸船、打包、上垛等最脏、最累、最重的体力劳动，他总是抢在前面。二百来斤的粮包，他用双手使劲一提，就稳稳当当地撂上肩膀。有时兴起，他还加个双包，走在露天粮堆的三截跳板上面，腰杆挺直，腿不打弯，气不发喘，把一同干活的搬运工人，看得齐声喝彩。于是，人群中有人打一声唿哨，号子声此起彼伏。一些眼看很难完成的任务，也就很快完成了。因此，他在全站上上下下，都有着很高的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