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章回小说》1999年第04期
栏目：神童作家纪实·中篇征文
刘绍棠是我的长兄，兄弟相差十二岁，整整一旬。
新中国诞生之初，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哥像运河乡旁、篱边路畔一朵饱含泥土芳香、顶着晶莹露珠的鲜花，绽放在五十年代的文坛。他十三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独具风格的小说，以清新的“山楂村歌声”，欢快热情地讴歌年轻共和国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展露出文学才能的尖尖角。于是，声名鹊起，大哥被人或善意或恶意、或褒或贬捧为“神童”“天才”而红遍全国。那时的我正处蒙昧未开的孩提时代，对大哥的“大红大紫”没有半点儿记忆，更没有沾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实惠。如果说有一点儿模糊的印象，依稀记得大哥瘦瘦的、高高的，无论走路、吃饭、睡觉都手不释卷，就是上厕所也捧着本书，一看就忘记下时间，以至把家人拒之厕外，不管他人五内如焚。难怪母亲多次开玩笑说：“绍棠一进茅房，就像到姥姥家一样，舍不得离开。”
到了一九五七年，大哥却走了背字，一夜之间成了文艺界“三大反党典型”之一，华夏大地掀起对他口诛笔伐的风潮，当时大哥刚满二十一周岁。“刘绍棠自封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狂妄之极”，是其主要罪行之一，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以至事过二三十年后，文艺界圈里圈外，社会上许多与文学毫无瓜葛甚更根本没有读过刘绍棠一文一字的人，都还以为五七年刘绍棠确实恃才自傲，狂妄浅薄，要不怎么能自吹自擂自己是“神童”呢？不知天高地厚，没有白知之明，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事在必然。我也曾对此深信不疑，信不信不由你，少数服从多数嘛，大家如此众口一词还会有假吗？记得上中学时，学校对我格外“垂青”，“自我革命”“交心”运动总把找列为第一主角，我感到既委屈又气愤，就几次奓着胆子想向大哥询问他的“狂妄罪行”，但几次欲言又止。家里有不成文的规矩——家风，兄弟之间长者为尊，小不言长过，何况大哥从拿到第一笔稿费开始，就帮助父亲维持家庭生计，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再则，我也不忍心去揭他心灵深处的伤疤。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虽未受到“一人获罪，灭门九族”的处置，却从读小学始便背上沉重的政治十字架，上学、插队、当工人期间都“夹着尾巴做人”，嘴巴上挂锁，绝不敢蹦出越雷池半步的只言片语。
一九七三年，经过五年农村插队、工厂学徒炼狱般的锻炼，又遇上了能够正确掌握党的政策的陕北老干部、厂党委书记刘尚钰同志，力排众议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后，这位一九三五年入党的老革命，和我彻夜长谈，中心一点：千万不可犯你哥哥刘绍棠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自封“神童”而反党的错误。
刘尚钰同志是位坦荡忠厚、一生与人为善的长者。他对年轻后辈一贯奖掖提携，他也曾多次和我私下谈过，对大哥二十一岁生桃青杏般的年纪就被打成右派，全国批判，认为是小题大作：“哪有儿马蛋子不咬槽，谁家娃娃不尿炕的？说说管管就得了嘛。刚能挂果的嫩枝，就掐尖，真格地可惜咧。”可现在他如此郑重其事一脸庄严地和我谈及此事，使我感到问题严重忐忑不安，更觉得有向大哥询问清楚的必要。
这年冬，我从陕北探亲回京。大哥闻讯从通县农村赶来，他为我的入党感到高兴。兄弟俩略备几碟小菜、几两散装二锅头，边饮边谈，大哥已不把我当孩子而作为可以推心置腹促膝而谈的朋友了。
窗外呼呼的寒风中飘舞着鹅毛大雪，屋内火炉上的水壶低吟着咝咝响声，家人们都已入睡。大哥谈兴很旺没有一点儿疲惫感，国事家事，天文地理、陕北风情、运河民俗，当然更多的是文学历史，海阔天空无所不聊。借着几分酒劲醉意，乘大哥心情正好，我把积郁胸中多年的话题亮了出来。
大哥把杯中的残酒一饮而尽，点燃一支香烟，莞尔笑道：“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这是戈培尔的谬论，我绝不相信。历史是事实写成的，强权可以涂抹但决改变不了庐山真面目。说我自封神童、天才，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群英荟萃名家如云，来自解放区、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济济一堂，一个个著作等身，成就斐然。而且当时他们大都在四五十岁，年富力强正处在创作高峰的岁数。我是一个由新中国、共产党培养成长的作家，是晚辈，再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敢在圣人跟前卖主字经踮起脚尖充大个儿。而且我们这一代佼佼者也不乏其人，王蒙、邓友梅、从维熙等人都和我年龄不相上下，各有各的看家本事、叫座儿的绝活儿，我怎能羊群里充骆驼自封神童？岂不太伤众啦。这两顶‘桂冠’我想也没想过。但是，后来造成这么大的批判阵势，也确事出有因，绝非空穴来风。”
几杯酒入肚，大哥已出现细碎鱼尾纹的眼角涌出红晕，给我讲了一段很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一九五0年春，乍暖还寒，刚刚年满十四岁的大哥走出北京二中校门，出内务部街东口，在车水马龙的南小街路旁一个绿色邮筒前转了两圈，从打着补于的棉衣口袋里摸出一个自制信封，双手举着，踮起脚尖，投入邮筒。他看了看四周没有熟人，放心地吁了口长气，转身向学校跑去。
信封里装着大哥利用课余时间创作的小说《一顶轿子》，寄给《北京新民报》的文艺副刊《萌芽》。此前，一九四九年十月，共和国诞生的光辉月份里，反映学校生活的处女作《邰宝林变了》已在《北京青年报》发表。当时他只有十三岁。
《萌芽》是五十年代初《北京新民报》专门为培养青年作者所设的文艺版，编辑不多，每天要处理成百上千的自然来稿。稿件大部分来自北京，也有华北、东北各省市的，质量参差不齐，编辑们每天都在“沙里淘金”。
这天，编辑晏明同志揉了揉发酸的双眼，呷了一口热茶，信手从稿件堆里抽出一份来稿。扯开信封，一叠初中学生作文本格纸铺在面前。字迹有些潦草凌乱，也没有按格儿规规矩矩地抄写。晏明例行公事地看了看来稿题目：《一顶轿子》，作者署名：刘绍棠。当他读完第一自然段时，立刻被生动、简练、清新的语言吸引住了。一种不能抑制的兴奋涌上心头，简直有些激动了，手中的茶杯高擎半空纹丝不动。当他一口气读完这篇流畅的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看见作文纸未页写的作者通讯地址，北京二中初中二年级甲班时，晏明同志才觉得左手有些酸胀，他把茶杯往桌上一墩，自言自沿道：“初中二年级学生写的？太神啦！”他有些不敢相信，又把稿字斟句酌地读了一遍，喜形于色大声对周围伏案审稿的编辑们说：“神童！真是神童，我发现了神童！”编辑们被晏明的欣喜若狂所感染，围拢上来，轮番审读后也都赞成晏明的说法：“是神童，是神童。”
晏明对文章只作了小小的改动，当大就发排了。并立即给大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向问了一些学习、生活情况，还说希望大哥继续“赐大作”，如有空闲时间请到报社叙谈。
大哥很快给晏明编辑回了信，以后又陆续寄了几篇小说，都很快发表了，成了‘萌芽”副刊的基本作者。
春去夏至，《北京新民报》在院里的洋槐花开始散发郁郁清香时，一个身着蓝布中式裤褂、脖系红领巾、清瘦矮小的男孩儿怯生生敲了几下《萌芽》副刊办公室的玻璃门。
正在小憩的晏明同志把男孩儿让进屋，问道：“小同学，你找谁？”
男孩儿嗓门还未变音，奶声奶气回答：“我找晏明老师。”
“我是晏明，你是……”
“我是刘绍棠。”
晏明瞪大眼睛，上下左右把大哥端详了一分钟，紧紧拉住他的双手，摇来晃去：“呵，刘绍棠，神童！”
大哥被晏明的称赞夸奖弄得不知所措，他低着头，红胀着脸，腼腼腆腆地说：“我是个初二学生，不是神童。”
“是神童，绝对神童。”晏明拉着大哥的手不放，扭脸向其他几位编辑介绍道，“这位红领巾就是我们的作者刘绍棠，被我们称为神童的。”编辑们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呼啦一下把人哥团团围在中间，问长问短热情亲切，绍棠羞涩地一一回答，白净清秀的脸庞泛出红霞。
中午，晏明同志在报社对面的同春园饭庄宴请了十四岁的作者。两人边吃边谈，从曹雪芹、鲁迅到孙犁，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到肖洛霍夫，晏明被“红领巾”宽广的渎书面、惊人的记忆力所震惊。他不断地自言自语：“是神童，我没看错。”
晏明经常向同行们谈起他发现的神童刘绍棠。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中国青年报》以整整一个版面发表了大哥的名篇之一《青枝绿叶》，这年他刚满十八岁，正在北京通县潞河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小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首先被臧克家同志主编的《新华日报》文艺版转载，接着又被大教育家、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所赞赏。叶先生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经他决定把《青枝绿叶》这篇小说编入高中二年级语文教材。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的作品成为高中二年级的教材，这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再加上出版传媒早已有“刘绍棠，神童”的传说，于是不管大哥是否认账，一人难敌众口，“神童”的帽子就像五七年“右派分子”帽子一样，管你高兴不高兴，反正给你戴上了。
将近三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我去与故乡通县一水之隔的廊坊地区，参加全国性的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工作。每天走乡串店挖掘采录流传在老百姓中间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一位退休的农村小学教师向我讲了一个关于刘绍棠是“神童作家”的传说：
五十代初，毛泽东访问苏联，一天两党会谈之后，盛大国宴结束。毛泽东应赫鲁晓夫之邀在克里姆林宫内花团锦簇的林荫小道上散步闲聊。两位首脑的话题，突然转到世界各民族孰优孰劣之上。赫鲁晓夫张开短粗的双臂，拦住身材魁梧的毛泽东，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慧的民族。主席同志知道吗？我国有位大诗人叫西蒙诺夫，他十五岁就能写出长诗巨著。”
毛泽东推开赫氏的手臂，莞尔一笑道：“山外青山楼外楼，中国有位神童作家叫刘绍棠，十三岁就发表了语惊四座的小说，请问总书记同志做何感想？”
这位霜染两鬓的退休小学教师，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奸像他当时就在现场，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中苏两党首脑摆龙门阵似的。他不知道坐在对面的搜集采录者就是刘绍棠的胞弟。见我并不认真记录和不以为然的神态，他的脸上有点儿挂不住，斜愣我一眼，用近似嘲讽的口吻说道：“怎么，你不相信？千真万确。当年刘绍棠在通县潞河中学上高中，我在通县师范读书，两校一路之隔。我和他经常探讨文学创作，关系铁磁。小伙子聪明，确实是神童，连毛主席都这么说。嘿，五七年反右时，说他自封神童，这不是拿屎盆子往人家脑袋上扣吗？我本想说句公道话，又怕砸了饭碗。就装了三十年哑巴。你想认识刘绍棠吗？等我抓空带你去北京拜访一次神童。”
民间传说不是历史，也不见得是有根有据的事实，是产生在人民群众中口口相传的故事。正如研究民间文化大师级教授钟敬文老先生所说：“尽管传说在叙述上是有一定的姓名（许多还是历史上显著的人物），有着摆眼前的信物（土地、石头、风俗行事等），但就绝大多数的传说来看，其放事跟神话、童话一样，都是虚构的，是一种想像的创作。”
“刘绍棠自封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狂妄之极”，也是一种“传说”，一种政治罪名的诬陷传说，不是老百姓中的传说。
二十四岁的“大编辑”
我们的故乡是北京市通县（现改为通州区）儒林村，在京城东南方向，距建国门八十多华里，纯纯粹粹的京门脸子、天子脚下。大哥成为知名作家以后，研究刘绍棠及其作品的中外学者们到儒林村考查前，都对大哥的生身之地展开了丰富多彩、上下五千年的想象和猜测。“儒林”二字是否与孔夫子的“儒学”一脉相承？抑或与桐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敬梓老先生有什么渊源？“儒林外史”难道与北运河边上的儒林村没有一点儿蛛丝马迹的瓜葛？这些因刘绍棠而爱屋及乌、过誉了的推测，真是高抬了我的故乡。其实这个形成大约只有三百年左右的弹丸小村，跟“儒学”与“桐城学派”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胆子再大，再富有想象力的村民，就是十年，三千六百天，天天不落地做美梦，也梦不到自己跟“儒学”二字有半点儿血脉相承，不会去攀龙附凤的。
听儒林村老人们讲，满清入关，打下紫禁城坐稳金銮宝殿后，大赏皇亲国戚、功臣爱将，让他们由着性子跑马圈地，赐给他们庄园产业。当时的故乡是一块荒无人烟的白沙岗，被一位姓儒的驸马圈占，广种桃李杏枣，遍栽杨柳桑榆，形成沿北运河滩一片好大的绿荫匝地的树林。这位驸马爷派人经管林木，每年的出产收入做为他众多千金小姐们的脂粉钱。守林人种田打鱼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慢慢形成村落，村名就叫儒家林村。时过几代，大概祖先们觉着四宇又长又拗口，不如精减编制，四字留仨，改名儒林村，简洁明快，顺口省事，体现了村史村貌的基本特征。我想，大哥的作品用宇干练讲究的风格，大概得益于儒林村先辈们的遗风。
一九四六年，他走出了这片狭窄的土地，随在北京城里做生计的父亲进城读书。他每到寒暑两假，一时半刻都不肯耽搁，登车返乡。
一九五一年早春二月，大哥从儒林村过罢春节返校，带着一身土气跨进二中大门。传达室的李祜老大爹迎面拦住他：“刘绍棠，你的信，年前就寄来啦。”
大哥接过信，信封落款地址：河北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简称河北省文联）。打开一看，清秀流畅的文字写满两页红线竖排的信纸，大哥先翻到第二页，寄信人署名：远千里。远千里是谁？谁是远千里？对于一个陌生人的来信他很奇怪，仔细看起，才知道一个月前远千里同志从保定到北京为河北省文联招考编创人员。解放初期，建国之始，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大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都以“短平快”的方式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办短期专业培训班、工农干部速成中学、军政大学等经过一段时间集训，输送到各条战线。河北省文联招聘考场设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的北京市立男六中。因为考试正赶在学校放寒假期间，大哥早已回儒林村过春节去了，所以没能报名参考。可是这时候，大哥已在京津地区与河北省的报刊界小有名气，他在这两市一省的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而且发表在《河北文艺》上的小说《新式犁杖》还获得新人新作奖的第三名，大概远千里同志对此会有些印象的。再加上大哥的几个去报考的同学在千里同志面前极力推荐，说如果绍棠没有回老家，他肯定会来报考的。千里同志笑眯眯地听完几个小青年的热心介绍后，说：“好，刘绍棠虽然没有来考试，但算他报考了。我会和他联系，征求他个人意见，只要他同意到河北文联工作，就算考试合格录取了。”
大哥看完信后十分高兴，他跑去征求班主任教师和校领导的意见时，老师告诉他，远千里是一位作品颇丰的著名诗人，担任河北省文联秘书长职务。大哥又惊又喜，小小年纪能够受到如此垂青厚爱，他真感到有点儿受宠若惊了，一扫寒假前他曾报考《察哈尔日报》时受到冷落的阴霾。
一九五〇年底，《察哈尔日报》到北京招考编辑、记者。十四岁的大哥对新闻宣传工作心驰神往，他便和两位同学一起去应考，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第一名。报社主考编辑在面试大哥时，从头到脚篦梳子似地打量眼前又瘦又小、比办公桌高不了许多的绍棠。又反复看了两遍他的试卷，两条浓眉先是上下抖动，后又皱成个疙瘩，他大概怀疑，这样一个脖系红领巾的小孩子，怎么能洋洋洒洒作出一篇颇有见地的文艺论文章？八成是大人提刀代笔的吧？自小被家人娇宠惯了，自尊心极强的绍棠，感觉到了考官的心思，二话没说，转身离开了考场。远千里同志的亲笔信让他欢喜若狂，他很快回了信，“士为知己者死”，表示愿意去河北省文联工作。
几天后，正在上自习的大哥被叫到学校接待室。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同志，正与老师、校长交谈。
“绍棠，这位同志是河北省文联的……”老师见大哥进来介绍道。
“刘绍棠！……他……他是刘绍棠？”来人瞪大了眼睛，看看大哥又把脸转向校长和老师，张口结舌半天：“这么……”后面的潜台词是“小”，但是没说出口。
校长哈哈笑道：“是刘绍棠。千真万确，不相信？”
来人也笑了，连连摇头说：“没想到啊，没想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是远秘书长给你的亲笔信。他派我来接你去保定。”
春天的北京城冰雪消融，前门火车站前广场的垂柳枝嫩芽红。
不满十五岁的大哥身穿浆洗得干干净净褪色的蓝布学生装，足蹬一双母亲点灯熬油赶做的、不分左右脚的布鞋，在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下与接他的河北省文联干部一块，登上开往当时河北省会保定市的火车，踏上他毕生为之献身的——文学创作事业的第一步。
《创业史》的作者、著名作家柳青先生曾说过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大哥弱冠年少的保定之行，应该说是他人生紧要处的一步，这一步的迈出奠定了他一生巨大成就的坚实基础。
大哥走进文联大门，宽敞的前院里正进行一场激烈的网球赛。围观的人不少，不时爆发一阵阵喝彩声和鼓掌声。大哥人小又初次见大世面，心里发怵不敢靠前，远远地站在人群外面。去北京接他的那位同志，一边往人堆里挤，一边仰头高喊道：“远秘书长，刘绍棠同志到啦。”
这一喊叫声先让围观球赛的人安静片刻，继而呼啦啦一下子都掉转头来。大伙看见享受专人专程迎接待遇、并小有名气的刘绍棠原来是个带有几分土气的小男孩儿，便呼啦啦一齐凑上来把大哥围在中心，好奇地打量起来。
这时一位身材魁梧高大的中年男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分开人群朝绍棠哥走来。离大哥两三步远时，大哥看到他那双清眉秀目里闪烁出惊诧的神情。
“你是刘绍棠同志吗？”
“我是刘绍棠。”
“我叫远千里。”千里同志放下网球拍，右手紧紧握住绍棠的手，左手接过他肩上背着的书包，笑呵呵地对周围的人说：“看，他才这么小。要不北京的朋友们向我：介绍说，绍棠是神童。你今年多大啦？”
“十五岁啦。”大哥虚报半岁，在众目睽睽下有点难为情。
“小老弟，集训班里你最小，老疙瘩。”千里同志搂着绍棠单薄的肩膀，“还没吃饭吧？走，我请客。”
三十六岁的省文联秘书长远千里，亲自设宴，并邀请了文联一些主要负责人坐陪，为十四岁的绍棠接风洗尘。
席面突出了保定特色白洋淀风味，满桌的鱼、虾、蟹、藕，保定烧鸡，红焖猪肉，一壶白酒随喝随添。大哥人长到十四岁第一次这么风光，第一次享受这么丰盛的名菜佳肴，真有点儿刘姥姥进大观园，手捏筷子不知从何处下手了。
千里同志把每样菜都夹一些放在他面前的盘子里，不断关切询问：“对口味吗？好吃吗？”
大哥的嘴塞得满满的，腾不出空，只好连连点头。他站起身踮着脚，从自己跟前盛着保定烧鸡的盘里，挑出又肥又大的鸡腿，送到远千里同志的盘里。
金樽美酒涛百篇，大凡诗人都热情奔放善豪饮。才华横溢的千里同志连干三杯后，给绍棠倒满一杯酒：“会喝吗？”
大哥摇摇头。
“敢喝吗？”
大哥点点头，小抿一口，辣中有香，于是，第二口，第三口……不知不觉中与千里同志和坐陪的领导互敬对饮起来。八钱盅喝了四五杯，头有些晕”心里清楚明白，嘴上就没有了把门的。听大人们聊起中外名著，他也控制不住地加入了畅谈的行列。大哥读书面很广，并且都能说出些独到的见解，令在座的河北文坛群雄们十分震惊。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千里同志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微红的双眼漾出赞许的光彩。
一个月后，大哥刚满十五周岁，开始在《河北文艺》编辑部正式从事编辑工作，负责来稿初审。人们对这个满脸稚气、时不时还爱搞点恶作剧的大男孩儿当编辑，觉得新奇有趣，便送他一个“大编辑”的雅号。
“大编辑”干工作十分投入，从不耍孩子气，他的眼珠总是瞄着远千里、胡苏、柳溪等同志们的一招——式模仿学习，每天都要阅读几十份稿件，对每篇稿子都写出详细的审读意见。
在众多的来稿中，大哥发现一位叫浩然的河北蓟县作者投稿最勤。著名作家浩然同志年长绍棠四岁，参加革命工作也比绍棠早，但在文学道路上起步略晚于绍棠。浩然的成名之作《喜鹊登枝》问世之前，经历了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磨炼，大哥被浩然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按当时编辑部的规定，退稿信只能加盖公章，不准署编辑个人姓名，大哥单单在给浩然的退稿信上偷偷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浩然把这些信珍藏保存多年，后来二人都经过坎坷，共事北京市文联，每每谈到这些信件都乐而不疲地勾起许多往事的回忆。浩然曾对我说过：“他（绍棠）走在我们前边圆了文学梦，五十年代，他成了我们一班人心目中一颗明亮的星。”
大哥当编辑期间发表了《红飘带》、《过帖》、《大庚叔》、《雁翎队长》、《幸福林》、《七月里高粱红》、《谷穗》、《未婚夫妻》、《园子里》九篇小说和散文《人民向往北京——白洋淀散记》，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篇作品问世。
说到散文《人民向往北京——白洋淀散记》，不能不提起大哥第一次以作家、编辑身份去白洋淀边安新县深入生活的轶闻趣事。
“我在河北省文联，最大的收获就是深深地爱上了孙犁同志的作品，并且受到了孙犁同志作品的熏陶。”孙犁同志的小说《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一批散发着水乡芳馨的小说深深地激动着大哥。保定与白洋淀近在咫尺，他多次向编辑部和文联提出申请，去白洋淀深入生活，亲身感受绿水荷花芦苇荡的风情。
五十年代白洋淀水域辽阔，白帆点点，百里荷香，水草丰美，鱼米之乡，是华北大平原上的一颗璀灿明珠。每年伏汛期间，更是烟波浩渺，水天一色，一碧万顷，座落在淀边的安新县城往往被淀水环绕成孤岛。安新县委政府接到省里电话通知：有一位省文联作家刘绍棠到安新县采访并深人生活，作家乘早班长途汽车从保定出发，大约中午到达县城。县委政府十分重视，周密安排接待工作。但当时淀水漫涨，已淹没了县城外的公路，汽车只能停在与县城隔水相望的公路上，剩下二三里或没膝或齐腰的水路，行不了渡船，只能以步当舟涉水而过。安新县领导考虑再三，最后选一位身强体壮大个子干部涉水到对岸迎接。
大个子眼盯着长途汽车上的乘客一个个下车，就是没有发现他想象中应该是衣着笔挺、鼻架金丝眼镜、手提大皮公文包的作家。他围着汽车转了两圈，眼看乘客就要四散，急得他只好扯着脖子大喊：“哪位是省上来的作家刘绍棠同志？”第一声喊罢，第二声刚喊一半，就觉着后衣襟有人扯动。他扭头一看，一个小男孩儿向他笑脸相迎：“我是省……”
“去，去，别添乱，我这儿办正事呢。一会儿，跟着我后面走就行。”他把大哥当成了要搭他的帮，顺脚淌水回县城的放假学生了。
大哥掏出介绍信：“我就是省上来的刘绍棠。”
大个子看过介绍信，手挠脑瓜皮：“还有这么小的作家？”
两个人手拉手下了水，水快到大个子腰眼时，就淹到了大哥的胸口窝，大个子怕出意外，忙弯下腰说，“作家，我背着你吧，前面水深啦。”
大哥自小就是有名的“夜里欢”，习惯于夜间读书写作。昨晚，他看了大半夜书，上午又乘车劳顿，趴在大个子背上，摇摇晃晃中酣然入梦了。
正在县城门前大堤上迎候作家的县委书记、县长、宣传部等领导，见大个子背着一个孩子爬上堤坡，便责怪道：“派你去接省上的作家，你咋背回个孩子？谁家的？”
大个子呲牙一乐：“谁家的也不是，是作家。”
大哥被说话声吵醒，眯瞪着睡红的眼珠，不好意思地说，“我是省上来的……作家，刘绍棠。”
古城保定是大哥走向文坛的起点，坦荡无垠的河北沃土，碧波万顷的水乡白洋淀是他的文学生命之源。
大哥平反后，第一部再版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后记里情真意切地写道：“我生在河北，长在河北，我的文学创作生涯，起自河北：我的主要作品，也写的是河北农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