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11年第05期
栏目：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稿
编者按：
今年是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革命，本期我们节选季宇先生的新作《铁血雄风》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新军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武昌；翌日，汉阳、汉口次第光复，接着湖北各地相继响应。起义声势越来越大，并向湖北周围快速扩展。
武昌起义的当晚，消息便传至安徽，安徽的报人以最快速度将消息披露出去。11月5日，位于淮上中心的寿县首先举起了义旗；接着，安庆新军也于11月8日发动了起义。此后，江淮大地风起云涌，庐州、芜湖等地先后宣布独立。到11月下旬，安徽除亳州等少数地方外，全部响应革命。
然而，袁世凯出山后，清军开始向革命军发起了凶猛的反扑，艰苦的战斗以及停战后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更加激烈……
1，临淮、蚌埠阻击战
临淮之战是淮上国民军成立后打的第一场硬仗，时间在1911年11月间，对手就是臭名昭著的张勋江防军。
寿县于11月初光复后，迅速组建淮上国民军，四处出击，并誓师北伐。不久，北伐军先后出兵凤阳、怀远、凤台、定远和蚌埠等地，对南京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南京是两江总督驻地。上海、浙江先后光复后，江苏境内的苏、常、淮、扬等重镇也先后独立。此时，只有南京尚为清军所盘踞，成为江浙等地区的严重威胁。11月中旬，上海都督陈其美分别致电程德全、汤寿潜，提议组建江浙联军，会攻南京，并举原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几天后，江浙联军分兵四路向南京发起攻击。
驻防南京的清军主力即为张勋的江防军。在江浙联军的猛攻之下，江防营和驻守南京的清军极力顽抗。就在这时，传来淮上军进军怀远、蚌埠等地的消息，张勋不禁大为紧张。因为怀远、蚌埠都是扼守津浦铁路的要地，一旦失去便意味着北归之路被切断。张勋为保后路，即派江防两营开赴临淮关。
临淮关系千年古镇，隶属凤阳，紧邻蚌埠，史称濠梁、濠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津浦铁路修建后，这里更是成为南北交通的咽喉。淮上军在占领凤阳后，亦分兵临淮，随后又转战五河、泗州等地。11月中旬，淮上军的倪树屏前往上海筹办军饷，没料想去了半天便急转回来报告。原来倪树屏获知张勋江防两营已开抵滁州，并向临淮关进发。此时，凤阳驻军虽有多营，但枪械不足三百，且多朽旧，不敷使用。担任此线作战的淮上军指挥杨穗九闻报，急令李诱然率部增援。李诱然此时正在五河办理独立事宜，杨穗九的命令并未及时送达（据说传令人员连派四次，皆中途遇害）。
11月26日，张勋的江防营已经逼近临淮关。情况万分紧急，杨穗九只好临时措置，将凤阳的防务交付柏藩臣主持，并于山后布下疑兵，自己则亲率兵马开赴临淮关迎敌。驻守怀远的淮上军亦抽调吴怡亭率三百人前往会战。
第二天，杨穗九部与张勋江防营在头埠遭遇，双方发生激战，后又战于总埠，枪弹交加，相持不下。淮上军虽然兵力单薄，但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江防营，却毫不示弱，厮杀两天两夜，依然力战不退。不过，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局势对于淮上军显然不利。就在这时，革命同志田淑扬挺身而出（一说是杨穗九所派），愿去敌营劝降。
田淑扬，字亚豪，凤阳府人，同盟会会员。在田家四兄弟中，淑扬排行为三。田家是一个革命之家，除长兄昆扬之外，淑扬的二兄仲扬、四弟激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熊成基起义时，淑扬和激扬都曾参加。起义失败后，四弟激扬壮烈牺牲。此后，淑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寿州光复前，他与王庆云等筹划起义，是淮上军的重要干部之一。
田淑扬来到江防营，随行只带了一名仆人。他以当地士绅的身份向敌军晓以大义，劝说他们归顺，但顽固凶残的江防营拒不听从。他们用最残忍的手段将田淑扬杀害并肢解，之后抛尸于铁路线上。随行者亦被杀害（一说随行者名叫刘革，是田的马夫，侥幸逃脱）。
噩耗传来，淮上军悲痛万分，义愤填膺，官兵高举白旗致哀，发誓要为死难者报仇。驻扎五河的李诱然这时得知消息，急调两营，率师驰援。两军会合后，杨穗九从南面，李诱然从北面，向江防营发起猛攻。江防营起先惊慌失措，随后稳住阵脚，发起反攻。双方互有攻守，战斗呈拉锯之态。淮上军冒着严寒，风餐露宿，以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连续苦战三昼夜，依然斗志不减。江防营久攻不下，始终无法向前推进，又见山后疑兵四起，担心后路被断，只好向北撤退。11月30日，淮上军乘夜劫营，江防营被打得措手不及，彻底崩溃。淮上军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
12月1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这是民军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南京战败的江防营仓皇向北撤退。此时，杨穗九和李诱然自前次击败江防营后，已牢牢地控制住临淮至蚌埠一线，并在津浦铁路两旁架设炮兵阵地，严阵以待。江防营此前领教过淮上军的厉害，不敢硬打，撤至明光时，张勋便致电凤阳、临淮士绅，假称自己对独立已表同情，希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允许其部队通过。临淮士绅接电后，信以为真。他们本来就担心战端一开，地方糜烂，便极力劝说淮上军予以放行。在他们的坚持下，守卫临淮的部队于是网开一面，放弃了拦截。
江防营通过临淮后，继续北撤。这时，驻守蚌埠的袁家声接到电报，又惊又急。因为张勋一旦通过蚌埠，便可一路顺畅退向宿州、徐州一带，逃脱革命军的打击。为了阻敌北逃，他急忙调兵遣将，布置防线。好在得知张勋从南京溃败后，袁家声就已率领淮上军和部分学生军进驻蚌埠，在小南山分兵布阵。此时，他令廖梓英、廖盘箴率稽查队担任正面进攻，派廖朴纯率步队两营、炮兵一连及学生队驻守小南山，一旦进攻打响，便利用有利地势攻敌之侧翼，同时电令杨穗九、李诱然率部火速从临淮关赶至蚌埠助战。布置完毕，袁家声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午夜时分，江防营开抵蚌埠。淮上军立即发起攻击。在遭到打击之后，江防营似乎已有防备。他们急忙下车分成两路，开始反击。一路向北，做佯攻蚌埠桥之状；一路向南，试图抢占小南山，夺取制高点。
战斗在夜色中迅速展开了。由于天黑，能见度极低，小南山的炮火无法准确射击，难以发挥优势。更糟糕的是，淮上军在判断上发生了错误。他们把目标锁定火车，频频发炮，以为这样便可阻止江防军前进，却并不知道狡猾的张勋早已命令部队弃车而走。等到淮上军发现这一点时，江防营已对小南山形成包围，开始向山头发起猛攻。江防营兵力多达二千余人，而驻守小南山的淮上军只有两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和学生兵一百余人。不仅人数处于劣势，而且在装备和作战经验上也显得不足。尽管如此，他们凭借着高昂的斗志和大无畏的精神与敌鏖战，坚守阵地，始终不退。在夜色中，双方混战持续六、七小时之久，并多次短兵相接，发生肉搏。淮上军伤亡极大。事后据粗略统计，阵亡人数达到一百六十人之多，营长廖璞纯，队官朱广凤、李允爵、牛玉绍，排长张云龙、徐兆丰等先后战死。天亮时分，小南山终于失守。江防营在攻占小南山后，继而攻占蚌埠，但他们不敢久留，担心淮河铁路桥被截断，很快向宿州、徐州方向退去。
小南山之役，亦称蚌埠阻击战。这是淮上军正面阻击清军的一次重要战役，虽然没有阻止敌军北逃，但却给江防营以重创，受到各方赞扬。
如今一百年过去了，在当年的战场小南山上依然残存着一块半截的淮上军烈士纪念碑。残存的碑文上那些牺牲官兵的名字依稀可见。另外，在临淮关死难的田淑扬烈士，人们也没有忘记。民国后，孙中山先生手谕，追认田淑扬为陆军上将，其弟田激扬也同时被追认为陆军中将，并在烈士的家乡凤阳修建了双烈祠，以纪念他们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2，颍州争夺战
就在临准、蚌埠发生激战的同时，皖北颍州地区也在苦战。淮上军的主要对手便是从河南进入安徽的倪嗣冲的安武军。
皖北的形势本来一片大好。11月间，淮上军出击皖北，使颍州府一州五县除亳州之外全部光复。不久，张汇滔兵出蒙城，西征豫东沈邱、淮阳等地，这使袁世凯大感不安了。
据《申报》报道，张汇滔光复阜阳，驻兵府署，检查财政公款，发现当地士绅等十余人有徇私舞弊情况，便下令索拿到案，令其赔偿。其中宁栋臣、赵莲舟、卢凯生等人已先期逃走。这些人跑到河南便找到倪毓棻（倪嗣冲之弟），通过他向袁世凯告状，诬陷张汇滔是土匪，并非国民军。袁世凯起初未予理睬，他们又编造谣言称，张汇滔有计划进攻河南，毁坏袁氏祖坟。
参加告状的还有山东候补知州宁继光。淮上军光复颍州时，他正好逃回家乡，后闻讯潜逃出城，从山东绕道前往河南项城袁世凯老家。宁继光与袁氏有姻亲，他向袁家报告颍州情形，并夸大其词，声称颍州民军有四万余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还言之凿凿地说，十月初十日，他们将赴袁寨，烧杀袁姓族人。袁家人吓坏了，阖族全行逃避。
这一来，袁世凯坐不住了。袁的老家在河南彰德，如果淮上军一旦进入豫东，攻占信阳，彰德则必陷危境。因此，他急令心腹部将倪嗣冲设法保护。不过，对于上述说法，袁世凯仍将信将疑，在给倪的电报中指示，如系民军，可以文明交涉；如系土匪，即速电禀，再行派兵剿办。可倪嗣冲根本不理这一套，请求多带兵马，赴皖剿办，得到批准。
当然，袁世凯派遣倪嗣冲率部入皖，除了保护家产、祖茔外，还有战略上的意图，因为皖北紧邻湖北，对于战局至关重要。据说，袁世凯在倪嗣冲入皖前便有意派兵在那里布防，以牵制鄂、皖、豫三地。他曾叮嘱倪嗣冲，要他入皖后扩编部队，争取“立功”。
倪嗣冲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带出来的亲信之一。此人原名毓桂，字丹忱，是安徽阜阳倪家寨人。其父倪洪，是清末举人，当地人称倪老洪。倪老洪曾受聘于袁世凯做家庭教师，后成为袁的亲信幕僚。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倪嗣冲便投其麾下，受到袁的赏识，不断得到提升，先后出任过东三省民政司长和河南、安徽布政使。倪嗣冲生性凶残，劣迹昭彰，曾在东北剿捕胡子，杀人如麻，人称“倪屠夫”；他还因贪污被参，后由其侄子替他顶罪才减轻处分。倪嗣冲本是文职，入皖前，袁世凯以清乡剿匪为名，加派他为湖广总督广水行营卫队武卫军右翼统领，并让毅军统领姜桂题拨出部队数营给他作为基干，由他在此基础上再行扩编。11月中旬，倪嗣冲从河南周口店率马队一营、炮队一营、步兵三营进入安徽，直扑太和。
根据他的部署，其部分为两路，由颍水南岸和颍水北岸分头发起进攻。驻守太和的革命军负责人宁治元，一看倪军来势凶猛，又听说清兵数倍于己，便于夜间匆忙撤离。倪嗣冲轻而易举地攻占太和，之后便长驱直入，向颍州进发。此时，淮上军已经分批出击，转战于皖北各地，颍州兵力空虚，情势万分危急。
湖北军政府闻讯急电各省都督，称“惊悉敌军三路进攻颍州，太和已失，大局可危”。江浙联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也致电上海大都督陈其美，中有“北军倪嗣冲率兵进攻颍、寿一带，请敝处派兵驰援”等语。
倪嗣冲进犯颍州时，正值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重新出山后，北洋军向武汉发起强大攻势，先后攻陷汉口、汉阳两镇，给民军以重创。然而，就在北洋军在湖北得手之时，江浙联军攻克东南重镇南京，同样给清军以重大打击。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为了利用这个局面，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民军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手法，主动提出议和。议和期限先是三天，后又不断延长，最后南北双方都派出代表团在上海租界正式开议。按照事先约定的条款，双方在和议期间，一律休战，并停止敌对行动。因此，倪嗣冲进攻颍上，完全是违反停战条款。独立省份对此十分生气，纷纷指责。南方外交总长及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也向北方提出抗议，要求严查违约之事，但袁内阁却多方开脱、庇护。
其实，倪嗣冲早在进入皖境时就接到清内阁停战的电报，但他秘而不宣，置之不理，继续向颍州进军。就在倪嗣冲大举进犯之时，退守徐州的张勋的江防营也与倪嗣冲秘密联络，一边分兵清江，一边进驻宿州，拟发兵攻击涡阳，与倪嗣冲连成一气。与此同时还有消息称，原安徽巡抚朱家宝也率十五营开向亳州。一时间，皖北地区清军大兵云集，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淮上军参谋长张汇滔考虑到革命军兵力分散，力量单薄，决定把颍州一带的兵力集中起来以固守颍州，同时通知各地分兵驰援。根据他的安排，颍州防线分为两部分，外线以小部分兵力布防于刘家集，此处位于阜阳、太和三十五里之间；内线以全部主力，收缩入城，堵死西门和北门，并在城内构筑工事，准备死守待援。
12月11日早晨，倪嗣冲的部队向颍州城发起攻击。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清军发起多次进攻，都被击退。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淮上军坚守阵地，英勇反击，攻城清军遭到重大损失。战斗持续了两天，到12日傍晚，颍州城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淮上军手中。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倪嗣冲的胞弟倪毓棻率部赶到。倪毓棻，字香圃，早在其二哥倪嗣冲在小站练兵时，就投靠其兄进入北洋陆军炮队随营学堂（又称小站随军学堂）学习，后随其兄参与镇压义和团。颍州光复时，他与倪嗣冲的岳父、阜阳大地主宁继泰一起从城内化装逃出，前往河南投奔倪嗣冲。倪嗣冲当即委他为募兵总办，在豫东、皖北一带招募新兵，同时收编了老巡防营石忠玉部两营官兵和一些散兵，并以此为骨干，不断扩充，人数达数千之多。这支队伍后来经改编归入安武军，成为北洋皖军的主力部队。
倪毓棻赶到后，清军力量大增，于是向颍州城发起更强大的攻势。然而，淮上军尽管兵力、武器远逊于对方，但在张汇滔的指挥下，却利用坚固的城墙和有利地形，“尽塞四门，撄城固守”。
倪嗣冲久攻不下，十分着急，而由于血战经日，敌人炮火终日不息，颍州城内也是遍地焦土，弹尽粮绝，逐渐不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张汇滔派当地士绅吴兆璜等人出城与倪嗣冲谈判。没想到，这一做法却被倪嗣冲所利用。由于城内士绅受到张汇滔的查办，早就忌恨在心，于是便与倪嗣冲勾结在一起，决定里应外合。回城后，他们秘密策反原巡防营管带朱兆勋、团防练勇管带徐金城（一作徐振清）等人，并向倪嗣冲提供了城内的布防情况。当时，淮上军全力防守东门、南门，主力大部集中于此，而西门、北两门只是用石条封堵，守军薄弱。
倪嗣冲得到情报后，便集中兵力，以营务处高士读、管带邱昌锦、帮带马联甲、管带周茂冬以及募兵总办倪毓棻等部队共千余人，准备大批云梯，于14日分别向西、北两门发起攻击，而城内朱、徐两营也倒戈内应。西、北两门随之被攻破，大批清军拥入城内。淮上军此时已腹背受敌，但依然殊死血战。许多战士在弹尽之后，便用砍刀、棍棒和石块与敌人拼杀、肉搏。双方在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一时间，死伤枕藉，血光蔽日。战斗一直持续到15日晚7时，淮上军终于力不能支，被迫突围而去。张汇滔抱牺牲精神，决意不走，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后被左右强行架起，缒城而出。此时，程恩普在亳州败后，元气大伤，在退出颍东中流村后，本欲率残部前往救援，但为时已晚。
颍州之战，革命军付出惨重的代价，牺牲者高达五百八十四人，被俘者三百余人，残部突围至颍上县。在这些牺牲者中大多是张汇滔从寿县、凤台带出来的子弟兵。仅张汇滔本族人在这次战斗中就牺牲了五十七人之多。其中张汇滔的叔父张士杰和他的两个侄子张维屏、张维敬都在战斗中英勇就义。
倪嗣冲攻占颍州后大开杀戒，疯狂抢劫。城内富户、商铺均遭劫掠，劫得钱财多达二十多万。他还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城内凡剪辫者一律格杀勿论。因为淮上军多为寿县一带人，倪嗣冲极为痛恨，破城之后，他把城内的外籍人集中到城隍庙，让他们报数，凡口音不同于当地的寿县人，一律当做“乱党”杀害。半日之内，就杀四百余人（一说五百余人，“悉坑之”），城隍庙前“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更残忍的是，他还把民军财政司的干部李澍堂剖心碎尸，将薛某缠以柴草，浇上煤油，放火焚烧。在他们死后，尸骸不准掩埋，抛于护城河边，“狗争食之，十日未尽”。
倪嗣冲的残暴行径令人发指。淮上军司令部一边向武昌、南京和安庆告急，请求增派援兵，驱倪出境，一边通电揭露袁世凯、倪嗣冲公然破坏停战议和，向民军发起进攻。伍廷芳代表南方通过英领事向袁世凯提出严重交涉，但倪嗣冲却为自己狡辩。他不顾事实，信口雌黄，诬蔑张汇滔等皆系土匪，并非革命军，其部剿匪并无过错，更不存在违约。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亦革命党，何能于停战期间自伤同类？”并谎称进攻阜阳前，曾电询黎元洪，得到的回答是张汇滔确非革命军，所以才杀之不赦。
袁世凯的态度当然是曲意袒护。他一边指使北方代表以剿匪为名为倪嗣冲开脱掩饰，一边公然为倪嗣冲请赏，奏请清廷授予他额尔德穆巴图鲁勇号。在袁世凯的纵容之下，倪嗣冲气焰极为嚣张，自此盘踞颍州之后，横行无忌，并扬言要将皖北“匪患”一扫而光。
3，津浦线大会战
颍州陷落后，淮上军虽然遭受重创，但倪嗣冲的暴行却激起了安徽革命军的斗志。省会安庆首先组织北伐军。时任安徽军政府军务部长的管鹏将安庆军队一分为二，一半留省驻防，一半誓师北伐。由于管鹏不谙军事，因此推举段志超为北伐军司令，管自任参谋长。段志超是安庆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步科，民国后被授予陆军少将。他在管鹏的推荐下就任北伐军司令，于12月下旬出发，率部前往颍州。
据《申报》报道，皖军北伐队共分三路：第一路由段志超率两营为先头部队；第二路由胡万泰统领两营次第出发；第三路一营为后备，共计兵力有步、骑五营（一说七营）。
出发前，北伐队发布团体布告。内容如下：
我风雨漂（飘）摇百折不磨之父兄子弟明听：
……
凡我皖军现在枕戈各地者，见此布告，乃为集合。本团将从诸同胞之后，会师寿州，星驰北伐，仗四万万同胞之灵，吐五千年江淮之气。黄河桥上，大筑凯旋门，非异人任也。
嗟乎！我父兄子弟，前之黄花岗七十二雄之生命，独非生命？近顷武汉万余人之血，非血肉耶？起！起！起！毋后焉。
布告发出后，芜湖军政分府刘醒吾很快致电响应，决定自任芜军北伐军司令官，并率第二营管带陈步义、第三营管带郑乃成、第四营管带傅家珍等组成步队一标、炮队一队克期北伐。北伐队经过庐州时，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也派出刘文明一团，参加北伐。刘文明是庐州人，时任庐州军政分府参谋长，民国后曾历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部第二旅旅长、安徽反直第五军军长等职。庐州团下辖夏永伦、李相之两个步兵营和马、炮各一连。
就在皖军紧急动员之时，全国形势也发生骤变。早在颍州保卫战激烈进行之时，南方独立的十四省代表已由武汉、上海聚集南京，开会讨论成立临时政府。会上由于分歧过大，只是选出了议长和副议长，而总统、副总统却悬而未决。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革命党开始有了主心骨。四天后，独立的各省（这时已增加到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再次开会，宣布临时政府成立，并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孙中山的当选使袁世凯十分恼怒。作为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他表面上与南方进行和议，暗中却在进行秘密交易。在这场交易中，南方的某些军政要员多次许诺只要袁世凯答应顺从民意，赞同共和，那么“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之是望”——也就是说，总统之位可由袁来出任。
然而，孙中山的当选打乱了袁世凯的计划，尽管孙中山在当选后公开发表“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的声明，可袁世凯还是翻脸了。他一边撤回和议代表，一边指使部下发表威胁通电，并向革命军发起武装挑衅。
就在孙中山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的当天，北洋军统兵大员及将校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等四十余人便公开通电，威胁说“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反抗”。次日，沽北口提督姜桂题也领衔众将电请内阁，声称十万北方军将士均主君宪，为此死战到底。与此同时，各地清军开始撕毁停战协议，向南方进攻。
安徽境内的清军极为猖獗。驻扎徐州的张勋江防军沿铁路向宿州、固镇袭扰，欲图天长，而驻扎山东的北洋军第五镇则受命配合张勋向宿州、灵璧、泗水等地开进。与此同时，在皖北的倪嗣冲部在占领亳州、颍州后率部五千（按：据《申报》载，倪部三千二百人，朱家宝率一千六百人）向寿州、临淮关一带进兵，打算与张勋部会合，威胁南京。
北方的行径激起了革命党人的反抗。南京政府开始积极备战，北伐呼声重新高涨。关于北伐，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革命阵营中就开始酝酿。各地纷纷组织北伐军，一时情绪甚为高涨，只是由于和议开始后才逐渐消沉。孙中山回国后，一直主张以革命武力扫除北方专制余孽，统一全国。他曾公开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可言”。但是，由于南方阵营中的妥协力量占据上风，他才不得不勉强屈从。此时，面对北方的挑衅，南方阵营中的主战派开始占据上风。他们再次呼吁北伐，决计以武力抗争，统一北方。
公元1912年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由黄兴任总参谋长，制订了六路进军计划：其一，以湘、鄂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其二，以宁、皖各省北伐军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其三，以淮扬为第三军；其四，以烟台为第四军；以上两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其五，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其六，以山、陕为第六军；上述两路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路军达到目的后，即与第五、六军会师，合攻北京。
以上各路中，第二路的主战场即在安徽。南京政府陆军部命令原江浙联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为第二路总指挥，统一指挥浙、苏、皖、粤诸军。
1月间，北伐军陆续集结。从双方的兵力对比看，南方军队在人数上占据明显优势。当时集中在江苏境内准备北伐的各省军队达十七镇之多，汇集在湖北的各省援鄂之师也接近十万人，加上留驻独立各省的军队，革命军的官兵总数不下于三四十万，而清政府拥有的军队总数还不到十万人，且分布于京汉路和秦、晋、直、鲁等广阔地区。
然而，北伐军人数虽多，但多系新募之兵。尽管他们战斗热情高涨，却缺乏专门的军事训练，而且武器装备较差。除此之外，更让人头痛的是，这些军队来自各地，自成一统，难以指挥。据柏文蔚回忆说，他被委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后“颇为棘手”，甚至不敢以总指挥自居，更不敢发号施令，对各军下达指示也只是“用通报不用命令”。即便如此，各军仍然不服于他。
第二军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柏文蔚的第一军（原新军第九镇，简称镇军）；二是姚雨平的粤军（即广东北伐军）；三是朱瑞的浙军；四是陈干的山东民军。在这些军队中，浙军朱瑞不听调遣，我行我素；粤军姚雨平开始也不把柏文蔚放在眼里，接到通报后，即来信提出“十二个不解”；至于陈干的山东民军更是出格，擅自以皖鲁军总司令自称，收集江北、皖北悍匪，并公开号召：
“吾军驱逐张勋，进攻徐州，只要大家拼命，女子玉帛，皆为我有。”
此令一出，部众焚杀抢掠，造成很坏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柏文蔚多方疏通感情，和睦军心。他一方面组织各军参谋团，协调各方；一方面亲往粤军总司令姚雨平处拜访。
粤军是一支劲旅。由于得到海外华侨支持，兵精饷足。全军约八千人，建制完备，器械精良，计有德国退管炮十八尊、步枪弹三百万发、机枪弹五十万发、炮弹万余发。其实力在当时乃为“各省革命军之冠”。柏文蔚很看重这支部队，认为只要有了粤军的支持，北伐破敌可操胜算，“他部参加与否，无关重要”。
1月20日，柏文蔚率第一军首先沿津浦铁路北上，其先头部队开进凤阳临淮关设前敌司令部。三天后，姚雨平的粤军也进抵蚌埠，与柏军会合。在粤军抵蚌后，柏文蔚主动前往粤军司令部，对姚提出的质疑，即所谓的“十二个不解”，婉转解释，耐心沟通。
姚雨平，原名士云，广东平远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参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广东独立后，他从南洋回来，即被委以广东北伐军总司令，率部北上。双方在蚌埠的会见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姚雨平的参谋长林震深识大体，劝说姚雨平与柏和衷共济，携手并肩。他说，柏总指挥是长者，又都是同盟会同志，大敌当前，理应进退一致，生命相依。姚雨平诚以为然。此后，粤军缺骑兵，柏文蔚便主动调给他们骑兵两队；镇军缺子弹，粤军也投桃报李，拨给三百发。双方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关系越来越紧密。
在这基础上，柏文蔚制订了作战计划，以镇军、粤军为主力，以陈干军和浙军为左右翼，迅速向北推进。另外，由杨穗九率领的一支淮上军也赶来参加了行动。
公元1911年1月25日，镇军先头部队第一师葛应龙部与淮上军杨穗九部乘火车开抵新马桥；第二师沿铁路西侧、第三师从铁路东经王庄分两路北上。
就在北伐军向北开进的同一天，张勋令尹恭先（前敌总指挥）、陈得修（副总指挥）率十五个营、两个骑兵队和装备十五门大炮的炮队，沿津浦线向固镇发起突袭。
据《民立报》记载，当日午间，驻守固镇的镇军忽闻火车声隆隆而来，原是张勋在徐州侦知固镇车站兵备空虚，突以火车运载二千人发起突袭。当时，驻守固镇车站的仅有镇军一小队兵力，正在午餐，闻敌前来，立即迎战。双方相持约一小时之久，敌忽张两翼向镇军包抄。镇军因人数较少，只好且战且退，并利用洋桥向敌排射。敌兵纷纷落水。战斗一直持续到薄暮时分，镇军援兵不至，只好撤出固镇，于半夜时分退往新马桥。
新马桥距固镇三十余里，原有镇军一个营，加上当天傍晚开抵的镇军葛应龙部和淮上军，人数远逊于清军。柏文蔚接报，立即派兵增援，以粤军为前锋，镇军、浙军跟进。
1月26日上午10时许，清军分左、右两翼渡过浍河发起攻击。由于兵力悬殊，镇军前卫由殷家庄沿铁路左侧退回新马桥。清军前敌总指挥尹恭先部过河之后开始发起攻击，镇军顽强坚守，敌军多次攻击均未得手。不久，粤军两个团开抵新马桥，开始反攻，并有效地遏制了清军的攻势。
次日清晨，清军再次进逼新马桥。此时，前来增援的北伐军已陆续开到，实力大增，立即以三路进行反击：
中央支队——支队长为葛应龙，所辖镇军第一师步兵第一旅、骑兵第一联队三中队、炮兵第一联队的两个中队；
左侧支队——支队长吕公望，所率浙军步兵四标、炮兵一营、工程两营；
右侧支队——支队长姚雨平，所统粤军步兵五标又两营、炮兵一标又一营（炮约六十尊）、炸弹队两队、工程一营。
双方在新马桥以北展开大战。先是相互炮轰，很快北伐军的炮火占据优势，清军渐渐不支，向后退却。粤军姚支队首先发起强攻，逼近浍河。清军利用浍河天然屏障和铁路桥两侧工事拼命顽抗。北伐军分三路发起攻击，其一路强攻铁路桥，另两路则从东、西两边迂回渡过浍河，形成对清军的包围之势。
下午3时许，粤军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突破铁路桥防线。清军发起反冲锋，双方短兵相接。此时，固镇方向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原来是北伐军迂回部队已绕至清军背后，向固镇发起进攻。清军乱了阵脚，正欲上车退却，北伐军的炮火击中一车头，顿时毙敌多名，并炸死一标统，敌军大乱，仓皇开车逃窜。北伐军乘胜发起追击，一举收复固镇。
此役歼敌众多，缴获颇丰。1月28日，孙中山通电嘉奖。电中称：“欣闻我军昨夜得胜，追敌数十里，足见士卒用命，深堪嘉许。”黄兴亦在战后通电各地，表示祝贺。
1月30日，北伐军在收复固镇后，乘胜向宿州进发。清军在城外西寺埠一带设防。2月3日，北伐军与清军再次交火。经过一昼夜的鏖战，清军抵挡不住，被迫退缩于宿州城内。
此时，宿州城内清军重兵厚积，计有张勋的江防军二千人、北洋军第五镇步队四营、炮队一营、马队二队，以及山东巡防营，共计五千多人。在人数上，北伐军并不占优，但官兵们士气高昂，战斗力旺盛。战前，清宿州知州李维源由于倾向革命，加之是广东嘉应人，出城会见粤军总司令姚雨平，告之以宿州的防务和兵力部署，向北伐军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2月4日，宿州之战拉开帷幕。粤军首先在城东发起攻击。战斗从上午8时战至午后2时。粤军总司令姚雨平亲临前线督战，军心大振。清军先是用骑兵发起冲锋，试图冲垮北伐军，但北伐军利用机关枪猛烈扫射，使敌军骑兵的冲锋很快瓦解。接着，清军又占据沟垒，频频施放野炮，狂轰滥炸，意欲阻挡北伐军前进，但北伐军冒着炮火，冲锋陷阵，以一当百。他们一边用管退炮和机关枪还以颜色，一边用地雷队相继投抛，并在炮火的掩护下反复发起攻击。敌军屡战屡败，最终落荒而逃。北伐军乘胜北进，追至徐州以南的夹沟方止。
据事后的战报称，此役“我军追击十余里，杀贼千余，擒贼数十，受降百余，夺获敌军械、马匹无数”。
宿州大捷之后，北伐军声势大振，各军马不停蹄，继续向徐州挺进。张勋退缩徐州后惶恐不安，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2月9日，他派徐州知府陈毓崧持函向北伐军求和。遵照副总统黎元洪的指示，双方在距宿州三十里的符离集进行会谈。北伐军参加会谈的代表由镇军、粤军和浙军各派一人，张勋则派陈毓崧、唐宗濂为代表。会谈中，北伐军要求张勋退至徐州以北一百里外，而张勋的代表坚持不退出徐州，只同意由夹沟退至曹庄，并提出将夹沟和曹庄之间设为中立地带。
双方意见分歧很大，根本无法谈拢。谈判前后进行了两天，北伐军认为张勋毫无诚意，且居心叵测，另有图谋，于是宣布和议破裂，并急电南京，向孙大总统报告。2月12日，北伐军向徐州进军。
张勋败军一触即溃，几乎是不战而退，由徐州北窜衮州，逃向济南。北伐军高歌猛进，一直追至徐州以北三十里。2月16日，北伐军进入徐州城。
4，皖北反击战
就在津浦线上，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省内的北伐军也集结了力量，向盘踞皖北的倪嗣冲部清军展开了反击。
倪嗣冲在攻陷颍州后，气焰嚣张。在张勋沿津浦线南犯之时，他与之遥相呼应，率部扑向寿州、正阳关。此时，淮上军新败之际，元气未复。张汇滔从颍州突围后，先是屯兵于三河尖（此处位于豫、皖两省结合部，属河南固始县）收拢残部，之后退回正阳关。面对倪嗣冲气势汹汹的大举进犯，寿州一带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淮上军总司令王庆云见敌我悬殊，孤立无援，便离开寿州去了南京。王庆云一走，接替者李诱然又不服众，寿州一时无主，形势危殆。后来前往南京求援的张汇滔赶回后，被推举为总司令，方才稳住阵脚，人心稍安。此后，张汇滔积极备战，准备迎敌。
就在此时，从安徽各地开来的北伐军已日夜兼程，驰赴皖北。在津浦线指挥作战的北伐军司令柏文蔚也派镇军卢镜寰（字慈甫）率步兵二营前来参战。此时，革命军力量大增，各军会合之后，沿颍水北上，主动向倪军发起攻击。
1月25日，革命军抵达颍上县。26日，进至颍州城东的六十里铺。探马侦知，倪嗣冲的清军位于四十里铺。27日，北伐军集中五千多兵力向四十里铺攻击前进，双方展开激战。倪嗣冲下令炮队轰击，但奇怪的是，炮弹却频频落入北伐军的身后，对北伐军并无损伤。相反，北伐军攻势凌厉，一路猛冲猛打。倪军大败，节节败退，由四十里铺先后退至十八里铺和七里铺。事后，倪嗣冲得知，炮队管带于秀山和哨官段其滨已暗中倒戈。据说，于、段本来就倾向革命，后由程恩普的参谋吴殿元和敢死队长李栋从中说服，答应充当内应。开战后，他们便故意抬高炮口，让炮弹落空，从而使北伐军占据主动。
28日，北伐军从七里铺发起进攻，枪炮如雨，势不可当。倪嗣冲下令顽抗，试图扭转战局，遏制北伐军的进攻，但北伐军越战越勇，不断发起冲锋，终于冲垮了敌军的防线。兵败如山倒，清军如决堤的洪水向后逃窜，一路自相踩踏，死伤无数，就连倪嗣冲也差点做了俘虏。
退回颍州城中后，倪嗣冲一边据险死守，一边调集兵力进行反扑。他还在内部进行清洗，下令捕杀吴殿元、李栋等人，于秀山见势不好，请假离营，但即便如此倪嗣冲仍未放过他。民国元年夏季，他指使其弟倪毓棻秘密将于秀山和段其滨等杀害。
1月30日，倪嗣冲集中城内主力，孤注一掷。他下令重赏部下，分三路开城出战。北伐军奋勇迎敌。双方在城外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午后1时，清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再次退回城里。北伐军乘胜进逼颍州城下，马队余耀山部甚至已经冲到城门下，准备一举攻城。但由于弹药将尽，不得不暂时后退。
此时，龟缩城内的清军士气低落，倪嗣冲更是惊慌失措，朝不保夕。他向清廷发电告急，声称“外援缓不济急，万难坐以待毙”，并致电河南巡抚齐耀琳，乞求“请火速派援，或有一线生机”。齐耀琳也感到问题严重，请求朝廷“派大支军队援救，以保颍州”，“不然豫南必随颍州失陷，大事去矣”。
据宁剑南回忆说，阜阳被围后，倪嗣冲到处求援，均无音信，急得他坐卧不安，寝食俱废。他挨门挨户地强逼城内居民各家出人，拿着刀枪棍棒去城墙守卫。他还把四周城门用泥土封闭起来。当时，倪嗣冲的清乡督办公署设在城内知府衙门内。当革命军攻击猛烈，城防岌岌可危时，他换上清朝的袍褂朝服，又穿上黄马褂，戴上了翎顶官帽，在大堂上设立香案，打算破城时自杀尽忠。
从1月27日至30日，短短的四天里，北伐军连战连捷，有力地打击了倪嗣冲的嚣张气焰，取得了北伐的初步胜利。然而，就在这大好形势下，革命军却放松了警惕。几天后，倪嗣冲之弟倪毓棻率一万余众前来增援，突然从北伐军背后发起攻击。卢镜寰部受袭之后，顿时大乱，其他北伐军也措手不及。这时倪嗣冲又开城掩杀而出。在两路夹击之下，北伐军大败而去，一直退向正阳关一带。
不久，和议重开，南北双方再次签订停战协议，第一次北伐遂告中止。安徽境内，皖北地区和津浦线一带也先后停战。
据柏文蔚回忆说，固、宿、徐三战三捷，北方震动，和议之声再起。南京参谋部急电，要他停止前进。柏文蔚对此不能接受。他认为，革命军如不乘胜打到黄河以北，议和就不会有主动权。于是，他表面上奉命停战，暗中仍令部队昼夜向前推进。然而，此时南京的妥协派已占上风。不久，参谋部来电斥责柏文蔚有意破坏和局，要他立即退兵。
辛亥除夕之日（公历2月17日），中午12时至傍晚6时，柏文蔚连续接到参陆两部四封急电，召其回宁。迫不得已，他率部乘坐敞车连夜返回。除夕之夜，官兵冻者，呻吟不休，冰满须发，霜满衣披，看着满天星斗，柏文蔚百感交集，痛心不已。第二天回到南京，他先后拜谒黄兴、孙中山，方知和议已成定局。孙中山在接见柏文蔚时说：“一人倒地，牵其一根头发而拽之立起，吾其知万万不能；大家皆愿讲和，不愿再事兵戎，吾岂能要大家牺牲，为吾一人争总统耶？”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此后不久，和议达成，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结束了。
北伐的结束应该说是妥协派占据上风的结果。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论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北伐军英勇无畏、浴血奋战的精神却值得肯定。他们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势力，保卫了南方的独立成果，最终促使袁世凯压迫清廷，并在各方的合力之下，推翻了满清王朝。而作为北伐的主战场之一，安徽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淮上军在皖北的战斗，付出了巨大牺牲。尽管这支武装大多数是农民，仓促招募，缺乏基本训练，而且枪械不精，粮饷不继，但他们凭借空前的团结和高涨的革命热情驰骋于疆场，前赴后继，不畏强敌，成为安徽革命军中的最能战斗、最令人值得骄傲的一支劲旅，并在安徽辛亥革命史上，书写了一道壮丽的可歌可泣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