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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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和才女烈女圣女林昭，是林斤澜的同学。哪个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在无锡，是当时流行的“干部学校”，不在“学制”之内。学生多来自江浙（高晓声江苏武进人，林昭是江苏苏州人），招生不论年龄，不论学历，只论学识和才干。学校起初有培养接收台湾干部之说。1949年7月开学，至1950年5月止，“抗美援朝”发生，学校停办。同学中后来有些名气的还有陆拂为、房仲甫、林楚平。
陆拂为是新华社“名记”，同穆青合写《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历史的审判》等；房仲甫原在交通部，写下《中国水运史》和《海上七千年》两本书，提出中国人首个发现美洲的论点，他说当今的南美人，就是中国人和土著的杂交；林楚平是新华社的资深翻译，离休后才圆了文学翻译的梦，并著有《在花毯背面》《油纸伞》等散文集子。
林斤澜这几位同学，高晓声1983年来温州我见过，林楚平于我比较熟悉，他是温州人，我到北京，他到温州，时有碰面。林楚平很谦逊，很平和，很严谨的样子。一起吃饭或者谈天总是微笑，不大笑，也不大声。每一句话都是缓缓的，清清楚楚的，落到实处的。他接受《池上楼》约稿，接受了就认真地写，没有敷衍稿。开初，《温州晚报》上找不到邮编，先生不知哪里找到邮编，还写上“浙江省温州市人民西路69号温富大厦三楼《温州晚报》社文化娱乐部程绍国收”。非常老到。而我打稿费时可能字迹潦草，邮电局给他的汇单几次写为“柯楚平”，害得他多次跑，多次打证明。而他的文稿总是手写，清楚又清丽，文面未见涂改，样子赏心悦目。他又是周到过了头的人。有一回写信要一本温州书，我便给他寄《温州辞典》，并说明这不是买来的。不想两年后，他到温州探亲，找到我的单位，把一套《茨威格小说集》上中下三本给了我。没有一篇是他翻译，出版者系中国发展出版社，可见他是买来的。茨威格的东西我家不少，可那么重的三卷本又让他背回去吗！
七八年前，他做了胃癌切除手术，可至今还写散文支持我的副刊，那么是得幸把魔鬼给甩了。他静观万物，客观记述，他的散文不论恋乡、怀人、记事，都厚重、扎实、自然，透出世事沧桑和人间冷暖。涉笔成趣，不事雕饰，常能于一文中融观点、知识、情趣于一炉。深厚而不呆板，睿智而不说教。偶涉时政，只谈些平常道理，不无病呻吟，不故作艰深，不花拳绣腿。通篇氤氲着的文化意蕴是一般作家无法营造的。林斤澜赞赏，可是他的名气不大，出版困难，《在花毯背面》和《油纸伞》都是林斤澜推荐的。李辉算是林斤澜的忘年交了，他编《大象漫步书系》，林斤澜笑着说：“你得把林楚平的一本搭上，不然……”李辉把《在花毯背面》拿来一看，嗨，真还是好文章！
林斤澜对我说，他的成名作《台湾姑娘》，主人公“娃莫载”的原型，便是林楚平的“下女”（台湾称女佣为下女）和初恋情人。林斤澜和林楚平1946年在台湾，因为“地下党”，次年被捕，关了一年多，又一同出狱，躲在煤船逃到上海。
但林楚平并不看好林斤澜的小说，反而劝林斤澜多多写文论！我想林斤澜小说的个性过于突出，世界上不见类似，林斤澜的“套路”他还没有懂得，没有摸清。啊，一生的同乡至友！
林斤澜生于1923年，比林楚平小两岁。叶至诚小林斤澜3岁，高晓声小5岁，林昭小9岁。林昭可能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中最小的学生，进校时才17岁，但已显露出才女的棱角。林斤澜说：“倘用一句话概括林昭，那就是：叛逆的女性。她无拘无束，放任感情。在当时新解放的蓬勃气氛里，‘一根直肠子，一根热肠子’，弄得不合‘革命世故’，总有些愤世嫉俗的样子。我有些不喜欢她。”次年临别赠言，林斤澜给了林昭的竟是这样四个字：“生不逢辰”。林斤澜至今还记得这四个字，可见林昭的印象给林斤澜深刻的程度。
“生不逢辰”透着不祥，见她短促一生，不禁唏嘘。
林斤澜又说，林昭的遭遇是最惨烈的，谨谨慎慎的林楚平一生照样坎坎坷坷。叶至诚在反右中落水，几十年夹着尾巴。林斤澜形容高晓声：“他的一生，整个儿是条苦瓜。”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京至今仍有同学会，只是人数逐年递减，笑声渐少。只是一个段子回回提起，常提常笑：1949年一个冬晚，林斤澜和高晓声、陆拂为等四人在无锡一个小酒店喝酒，不想付账时四人都没有钱。林斤澜只好脱下皮衣，当在那里。哆嗦回校取了钱，才赎回了他的皮衣。
林斤澜说，认识叶至诚是在高晓声处，“是我主动和他结交的”。他那时羡慕叶至诚，一是叶的文章写得比他好，二是叶有一个极好的家庭。叶的父亲叶圣陶德艺双馨。他在《再念至诚》中写道——
请琢磨这么一段回忆：
“至诚、至美和我热心练习作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每人每星期至少交一篇作文给父亲，大多数是散文，写什么由自己定。父亲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从来不给出题目。那时候住在成都西郊的农村里，没有电灯，常常在吃过晚饭之后，擦干净桌子，把植物油灯移到桌子中央，我们三个人就围着桌子看父亲改我们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