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13年第02期
栏目：第一视界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生安锋，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等。已出版专著一部《霍米·巴巴》（台湾生智，2005），并在《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Neohelicom，ARIEL等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近年来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后殖民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目前正在主持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基金青年项目“乔姆斯基的文化政治批评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研究项目“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罗伯特·库沃的元小说研究”等。
编者按：
当世学人，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学术之弊从此生发而善学者亦当从此悟入。惟先生权衡三教，重述国故，九流并启，文武统承。近年，先生讲学踪迹几遍神州，对话访谈风行海内，释疑解惑，问难攻艰，淳淳其言，俾人心向道，文明重光，是为生安锋先生发起访谈之因缘也。
生安锋：您经常自比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圣人孔子，您在开玩笑时说过您和孔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都做过官、都喜欢到处游历、都授徒教学、甚至都有过绯闻等等。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要自比孔子而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其它先贤？您和孔子的相同处是什么？又有什么差异？您有没有要超越孔子的地方？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凭我对您的了解，您是不轻易服人的，我想就是孔子您一定也能找出他的弱点并力争要超过他吧。
龚鹏程：其实我不是自比孔子。我很的小时候读过《孔子传》，那时就被孔子所感动，所以我从小就佩服他、愿意学习他，我不敢自比他，我只是说要经常学习他。后来讲的什么做官啦、讲学啦等等其实都是开玩笑的。基本上就是学孔子。那些人生的遭遇都是偶然的。孔子好学，又一辈子都坚持自己的理想，这都是值得我学习的。而且我也喜欢他的个性，言说中有些诙谐，人也很达观，了解天命。我喜欢这样一种形态的孔子。或者说我所认识的孔子也许跟别人眼中的孔子不太一样，我会觉得我这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跟孔子颇有契合之处，所以我把孔子当成是我尊敬的一位朋友。我不会把他当成竞争的对象，而是我学习的一个典范。当然我也喜欢我同年读过的孟子、庄子，我恐怕也受庄子和孟子蛮大的影响，不过孔子还是我最早认识到的伟大人格引导者。
生安锋：随着新儒学的兴起，世界上似乎对以儒家思想、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开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有西方人士认为这是拯救西方衰微的文化的良药。您是否认为儒学有复兴的希望？
龚鹏程：先谈西方。西方文化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一直有所反省。整个现代艺术、现代文学对现代人的精神处境都有很多深刻的批判和挖掘。在这种反省中，他们可能回到古希腊，或者回到中世纪，去寻找一些不同于现代的思想资源，希望能帮现代人走出目前心灵的困境。同理，他们也希望从东方的文化中找到一些类似的东西。可是这样的一种倾向主要是面对当代社会问题，要解决当代人的精神文明上出现的一些偏差，这是否可以被当成是我们的儒学复兴的一种表现？我看未必。它最多只是我们复兴儒学的一个机会而已。而在我们目前，包括台湾和大陆，社会体制跟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进程，恐怕目前还都不是儒学真正复兴之机。因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还是在追求着现代化。如果在政治上能够发展出民主政治，我们就谢天谢地了。经济上，我们则正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结构里，忙着发展经济。这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可用儒学来作为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批判性的思想资源。因此，所谓儒学复兴，只是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面，增加了一些补助性或救济性的一些思想元素，根本不足以主导这个社会的发展。目前我们时代的机遇只不过如此，故而我们也不敢奢望儒学现在就能够复兴，只能说现在也许可以埋下一些种子，为将来的复兴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已。
生安锋：您的学问贯通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四大领域，在您看来，这些领域是不是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同方面？您的研究领域如此广泛，以至于有的研究生想以您的思想领域作毕业论文，最后也因为您涉猎的范围太宽、太深而不得不望洋兴叹。我们都可以看出您做学问是真正名符其实的融通古今、学贯中西的，从研究领域讲是跨学科的。但能否请您自己概括一下您在学术上都有哪些特点？您是顺其自然呢还是有意为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