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的家在小城东南边一条小巷子里。我称之为小巷，是因为实在不能称之为街。小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破除一大片民居，辟出一条宽二十米长近两里的大街，自西往东穿过整个小城。在此之前，小城只有铺着石板条的曲巷。琴的家在码头边上，小巷由麻皮石铺就，每时每刻都是湿漉漉的，散发着咸鱼的腥味。琴和邻居的屋子，全都用木板建成，巷子两旁的屋檐，伸出参差不齐黑色的角，陈旧的电线蛛网般分割着逼仄的天空。
我踏上屋子前一方巨大的麻石台阶，再跨过一个脏兮兮的门槛，进入门内，见到的先是她的男人。她的男人是个小个子，并且肥胖。
“几十年，知道吧，几十年呢。也好在我的成分是店员，不然她就倒霉了。任何运动和她都没有关系，还不就是我的成分是店员！”那男人给我倒水，点着头说。
琴用感激的眼神看着她的丈夫。老天作证，以我当时还算年青的眼光看，她的眼神的确只能以“感激”来形容。
“你要了解这个人，只有我清楚，现在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人了。”她说。
据她说，一九四二年夏天时，郑晟新才到医院来。她说，我也是苦出身，抗战刚起，家里火灾，父母本来是要送我到福州读“英华斋”就是英华学院的，路不通，只好到教会医院当护士。老师是魏伦娜，说福州话。要求用英文写病历。现在全忘了，只知道第一写作“N0.1”。
英国女人从海匪盘踞的岛屿上逃回大陆后，先是隐居在省城，后来，恐怖的鼠疫在小城爆发，她就到回了小城。“郑医生也是那个时候来到小城的，时间大约是在抗战快结束时吧。”至于她在那个岛屿上的遭际，还有她怎样逃回大陆，谁也没有详细地听到她对人说起过。
“这事情问张一秋最清楚，要不问那个开船的。解放初，这人又到过医院。要不是他，郑医生也不会说没就没了。”
“你们几个学生为什么没事？”我不想让话题跑得太远，于是问道：海匪专门捉外国人？他们对十五六岁的女学生不感兴趣？
“这我也不明白。那帮海匪好像是找了一下，也许是我们藏在那个空心石头里，他们没发现。”看来这个问题也纠缠了她许多年，因为她说话时，皱着眉，翻着眼。“再想一下呢，我想那开船的不是好东西，后来连船带人都不见了，多半是那人给海匪报的信。淑姬也在，与他总有点亲戚关系吧，下不了手。”
“后来呢？你们在荒岛上，后来怎么回家呢？”这问题与所要调查的人物无关，但我还是问了。
“不是荒岛，上面有个村庄。”她继续说，“魏师姑住在师姑厝里，那真是漂亮的房子。圣诞节时候，门口圣诞花的叶子红了，一团一团，我看像血一样的红。”
此时她的丈夫，那个肥胖的人插话说，曾经见过一本洋书，奶黄色的羊皮封皮，后来不知道藏到哪儿，或许烧掉，或许文革时被抄家拿走。“书里头插图，画着一位红头发的男人呐。”
琴对此插话不置可否。
我把话题扯回来，“原来叫师姑厝，不是放死骨的房间哦。”
她迅速地看了我一眼，“你到过那幢房屋？”
我看着她，“是，我还听说有些可怕事情发生过。”
她避开我的目光，一会儿，叹口气，“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她又说，其他事情我也不太清楚。那个孙传，你问问林淑姬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对许多积案进行过多次外调，访问琴，只是其中的一次。关于郑晟新的调查也就此打住，给他的厦门亲戚又发去一封回信，内中仍然写着“未有组织结论”。
这个姓郑的医生本来不应当出现在任何一段记述内。在人们的描述中，此人只是这个小城巷子里来来去去的行人中的一个。从有限的档案材料中看，他的大部分经历只是解放初期某个证人所写的一份材料中的寥寥数语，不能确定是否客观真实。当然，凡是一个人在世上活过，总能留下蛛丝马迹。这个观点是李元明告诉我的。
那次调查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是时代太久，经历的人太多，有些事和有些人，像是海水上的泡沫一样，早就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去了。一段时间后，我再一次找到李元明，对他说，看来姓郑的这个人，真个不知所终，只能给他的亲属再发个没有结论的回函了。
“时隔二十来年，发去同样内容的信，是有些对不住人家啊，可也没有办法。”李元明靠在藤椅上，叉开五指，慢慢地在自己的光脑门上捋了一下，说，函当然可以那样写，“不过凡是在世上活过，总能留下点东西，看你找不找，找得着找不着。不知所终，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他告诉我，他在四十岁年纪上，才知道有过一个同胞兄弟。在离小城五十里远的山上。他这样说，“这事使人感慨良多。”
李元明说，有一天回到老家，一进门，就见着乌烟瘴气。桌上摆着红烛供品，四壁挂着写着符咒的黄纸，几个和尚道士高高低低地唱着。你说心烦不烦。最可气的是当地卫生院院长居然提前知道我回家，在这个场合来谈什么拨款买器材的事情。稍停会儿，才明白原来家里这一段时间不平安，做个超度。“说来也奇，年前修了个墓，不修便无事，修了墓之后，常有稀奇古怪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