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积累了雄厚的硬实力与软实力资源，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对“软实力”的重视可追溯至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孔子当时就曾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斗星一样，众多的星星都围绕着它。儒家重“王”道、轻“霸”道的主张，都是古人对软实力的认识。
中国历代王朝在重视硬实力的同时，更加强调包括文化在内的软实力因素，相当重视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与开放，并善于吸收和借鉴优秀和有益的软实力成分。中国的汉唐盛世，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界得到很大的补充。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大食、天竺、真腊、狮子、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逐渐在其周边范围内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儒家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是指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以汉字为主要文化载体、以中国制度为主要政治形态的国家和社会，而“儒家文化圈”的范围最起码可以涵盖中国、朝鲜（包括今天的韩国和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和社会。朝鲜和越南早在汉代就已经纳入到了这一文化圈中，而日本在唐代也纳入到了这一体系之中。至于“朝贡体制”也可以叫做“宗藩体制”或“册封体制”，它是指以中国为核心和宗主、以朝贡和册封为主要形式、以政治和经贸交往为实质的一种国际体系。“朝贡体制”的覆盖范围要超越东亚“儒家文化圈”，在明清时代的稳定范围包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国家和民族。
需要突出强调的是，尽管其中有过军事征服和武力对抗，但是“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的，这一点以日本融入的过程最为典型。在明清时代比较成熟的“儒家文化圈”或“朝贡体制”之下，中国治理的视角是内向的，并无扩张权力的野心。中国虽然是象征性的“宗主国”，但更多的则是这一体系和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并不轻易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中国与属国的关系主要依靠华夏礼义的吸引力，依靠提供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或民族因在这一体系中获益或获利而主动融入这一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之中。作为儒家文化的自然扩展，朝贡体制是一种隐含超越民族的天下秩序，代表了东方国家对世界制度、国际秩序的早期实践，中国致力于追求道德目标的战略路径也为当代东亚秩序建设提供了最具深意的启示。因此，这两种体制其实是中国古代软实力最好的体现。
但是，当近代欧洲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之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导致中国逐步落后。自晚清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下降，对外吸引力和影响力逐步消失，国家内部的凝聚力也日渐微弱，软实力急剧衰落，这突出地体现在“儒家文化圈”的解体和“朝贡体制”的崩溃。这一过程的演进，并非以中国自身的衰落或亚洲国家力量对比的改变所导致，而是由西方另外一种政治军事和文化体系的侵入而造成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和以文明自居的中国人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大变局，这种变局是和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的“改朝换代”和少数民族进据中原完全不同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正在为一种从未见闻过的东西所震撼。中国本身面临的困境和危机直接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崩溃。
其实，这一过程始于鸦片战争之前。原属“朝贡体制”之中的东南亚诸国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沦为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而“儒家文化圈”中主要成员越南在1859年之后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日本则在危机之后经过“明治维新”而全面转向西方模式，逐渐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走上和西方列强一道侵略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朝鲜和中国的道路。而朝鲜则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日本逐步吞并，没有能力维护自身独立的中国当然也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属国”，虽然试图通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来保护越南和朝鲜，但最终还是无法维护持续千年的“宗藩体制”。“宗藩体制”的崩溃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完成的，东亚诸国包括中国在内都被动地纳入到了西方列强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当中。
面对来自西方甚至近邻日本的软实力优势，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纷纷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新事物不断出现，中华文明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软实力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伴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在文化交流领域，中国政府主要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文化协定，巩固和发展了多边和双边文化关系。同时，随着同广大亚非拉国家建交，中国也开始与这些国家展开对外文化交流。1956年5月30日，中国与埃及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在此期间，中国还积极广大西方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化交流。1951年，中国青年文工团访问奥地利。此后，中国杂技团、歌舞剧团等艺术团体遍访西欧和北欧，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每到一处，都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固有成见，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外交领域，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准则，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无私的经济援助和相互尊重的平等交往，赢得了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真挚友谊和持久支持，极大拓展了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国政府一度将“输出革命”定为外交政策的重要任务。虽然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输出”在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甚至西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使部分年轻人对于中国式的游击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无限向往”，但是，这种具有破坏性的“软实力”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外交纠纷，恶化了我与有关国家的外交关系，对我外交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中国软实力发展的调整期。此时的中国从十年动乱中逐步恢复过来。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彻底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开始奉行全面开放政策，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交流。1979年，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国与美方签署了《中美文化交流协定》。此后，中国政府同世界各国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文化交流，文化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世界各地巡回举办“中国文化节”等活动，初步展露出成长中的大国形象，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确立了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外交路线的调整使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更为务实更加符合国家利益，与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也走上正轨。总之，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对内凝聚力不断提高，对外国际形象逐步改善，软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