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兴亡三百年（1）
公元617年，隋大业十三年。
是时，苍穹碎裂，日月无光，黑暗笼罩大地。山河倾圮，草木成灰，四海沸腾如汤。是时，隋失其鹿，群雄竞逐，攻战杀伐连年不断，神州陆沉，中原板荡，万千尸骨垒起了座座峰峦；是时，无尽腥风吹干了征人的眼泪，漫天血雨染红了将军的战袍，乱世兵燹炙烤着生者和死者的灵魂，末日烽烟熏痛了老人和孩子的目光；是时，一度繁荣强大的隋帝国，已然风雨飘摇，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一年，有一个名叫李渊的人，正站在一座名叫晋阳的城上，遥望乱云飞渡、阴霾漫卷的天空，神情凝重，若有所思。他的身后，站着三个英姿挺拔、铠甲锃亮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器宇轩昂，神情坚毅，深邃的目光中隐隐闪耀着一种傲视天下的光芒。
他的名字，叫作李世民。
没有人知道，短短一年后，这个年轻人就将追随父亲李渊揭起义旗，剑指长安，最终颠覆隋朝社稷，扫灭群雄，统一海内。
更没有人知道，若干年后，这个年轻人将站在隋王朝轰然倒塌的废墟上，缔造一个亘古未有、空前强大的帝国，开创一个四海升平、万邦来朝的盛世，最终成为彪炳日月、名垂青史的千古一帝！
公元617年，隋炀帝杨广还在江都的离宫醉生梦死，以一种“天下无贼”的鸵鸟心态欢享着生命中最后的奢华。而这一年，四方群雄皆已不奉隋朝正朔，纷纷拥兵割据、称帝称王，如窦建德、李密、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薛举、李轨、萧铣等等。除此之外，散落在山泽湖海之间的大大小小的草头王，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在整个大业中后期，隋朝天下所有稍具博弈资本的人似乎都迫不及待地揭竿而起了，只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始终如如不动。
他，就是隋朝太原（郡治晋阳）留守、唐国公李渊。
这些年来，无论天下如何纷扰，无论群雄逐鹿的游戏玩得多么热闹，李渊始终都表现得淡定从容，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
难道，李渊真的对此心如止水，毫无问鼎天下之志吗？
不，他是在潜伏。
李渊深知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所以他不急。他要韬光养晦、秣马厉兵，等到隋朝的统治根基被彻底动摇的时候，等到四方群雄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的时候，他才断然出手，后发制人！
公元617年农历七月，蛰伏多年的李渊父子终于在晋阳起兵，随即以所向披靡之势直趋长安，于同年九月攻入关中。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拥立代王杨侑为帝，自立为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
公元618年农历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离宫被宇文化及等人缢杀。同年五月，李渊逼迫杨侑禅位，在长安登基称帝，建立唐朝，建元武德。
一个长达二百八十九年的巅峰王朝，就此拉开了宏伟的序幕。
曾经，隋朝也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强大帝国。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民生富庶，国势日隆，史称“开皇之治”。可以说，没有隋朝奠定的制度框架和国家规模，就没有后来那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盛世唐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百年老店的姿态高调开局的朝代，却仅存在了三十七年，便葬送在隋炀帝杨广的手上。
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杨广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二代。他不但从小天赋异禀，拥有很高的文学才华，而且谦恭克己，勤勉自律，在道德上毫无瑕疵；成年后，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表现更是出类拔萃，引人瞩目。所以，早在年轻时代，杨广就是杨坚夫妇心目中最优秀的儿子，也是帝国臣民心目中最贤明的皇子。（《隋书·炀帝纪》：“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正因为此，身为次子的杨广才能打破“嫡长继承制”原则，成功夺取长子杨勇的储君之位，进而登基为帝。
然而，看上去如此优秀的杨广，最终却把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自己也以暴君之名被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究其原因，并不在于杨广无能，恰恰相反，而是——他对自己的能力太过自负了！
出于这种自负，杨广坚信，在继承杨坚留下的雄厚国力的基础上，自己一定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缔造一份彪炳千秋的皇皇帝业。为了尽快完成这份“大业”，杨广刚一登上帝位，就迫不及待地迈开了大兴土木和盲目扩张的步伐。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起，杨广就倾尽国力开始了一系列大型工程的建设，如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驰道、筑长城、盖行宫、造龙舟等。与此同时，杨广又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了一连串对外扩张和强势外交：先是宣威突厥，击破契丹，征服吐谷浑，控制西域；继而经略海外，南平林邑（今越南南部），东征流求（今中国台湾地区），宣慰赤土（约今马来半岛），使得真腊（约今柬埔寨）、婆利（约今马来半岛）、倭国（今日本群岛）等国纷纷承认隋朝的宗主国地位，并且遣使入朝，称臣纳贡。
到了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随着各项工程的竣工和周边诸国的归附，一幅名叫“大业”的盛世蓝图仿佛已经完美地展现在杨广面前。然而，在杨广看来，这张蓝图还不够完美，因为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斑点——高丽。
高丽即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疆域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一直以来，高丽表面上向隋朝称臣，实则常怀叵测之心。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就曾“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出兵进犯辽西，并暗中联络东突厥，企图共同对抗隋朝。隋文帝闻讯大怒，立即征调水陆大军三十万讨伐高丽，不料行至中途，陆军便遭遇洪水和瘟疫，水军也在海上遭遇风暴，船只大量沉没。大军被迫班师，回到长安时，伤亡人数竟达十之八九。
从此，高丽就成了隋朝君臣无法忘却的一块心病。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杨广北巡，恰好在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遇见高丽使者。杨广当即命其转告高丽王高元，让他入朝觐见，否则将亲往其国“巡视”。可是，面对杨广的威逼恐吓，高元却置若罔闻。杨广勃然大怒，随即开始扩充军备，准备发动对高丽的战争。
事后来看，正是这场战争最终拖垮了隋朝。
因为，自从杨广即位以来，系列大型工程和连续对外扩张已经极大地消耗了隋朝的国力，长年被征发徭役的老百姓更是不堪重负。此时的隋帝国已然民生凋敝、饥荒四起，各种社会危机正在急剧酝酿，随时可能爆发。然而，极度自负、好大喜功的杨广却对此视若无睹，执意发布了东征高丽的战争动员令。
于是，隋朝覆亡的悲剧就此注定。
大业七年，当杨广驾驶着帝国这驾战车不顾一切地冲上战争轨道时，他并不知道，等待在他前方的，将是一个人亡政息、身死国灭的万丈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