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邶风》之七子……
——闻一多
第一节 沙俄东扩的前奏
公元一四七二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帝国的末代公主索菲亚。他宣称自己即是第三个——也是永久的——罗马帝国之继承人，并将称号改为“TSAR”（恺撒的俄语发音，汉译为“沙皇”）。[1]从那时起，俄罗斯就开始了他们迅速扩张的步伐。
俄罗斯人最早开始有计划地向东扩展疆界大概应始于十六世纪的末期。而这一切与一个叫叶尔马克的人有关。
叶尔马克，出生在卡马河畔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卡马河，位于现今俄罗斯联邦乌德摩尔梯自治共和国喀尔普什基诺村附近，是伏尔加河左岸的一条最长的支流。他的原名叫瓦西里·季莫弗耶维奇。与很多大人物一样，据说他从小就自命不凡、与众不同。小时候的叶尔马克非常敏捷、臂力过人、能说会道。[2]长大以后，家乡那种贫困潦倒的生活已经无法再安顿住他充满理想和躁动的灵魂，于是他就到了伏尔加河、顿河一带去游荡。在那里，他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接受命运对他的锤炼，他当过纤夫和伙夫。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当时沙俄社会中最悲惨和苦难的一群人。他们由破产的农民、退伍军人、失去信任的神父、流浪汉组成，命运把他们压榨成这条大河岸边的奴隶。在大多数纤夫的生命里，只剩下了贫苦、艰难、怨恨与无奈。但是，这样的苦难没有压垮叶尔马克，沉重的劳动反而让他锻炼出了坚强的体魄。
那时的伏尔加河、顿河的下游，局势动荡不已。这里充斥着从各个周边地区流亡来的赤贫农奴和逃兵。热情勇敢、不甘寂寞的叶尔马克很快就聚拢了一批同样不安分的哥萨克流浪汉，他们在这里聚啸山林，干上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叶尔马克的队伍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他们逐渐向伏尔加河、顿河和里海的北岸扩展势力。当时，这些地方正是俄国与中亚、波斯等国的贸易集散地，叶尔马克的出现给这一带各国之间的商业活动搅动得不得安宁。最严重的一次，他们袭击了俄国开往中亚的商船，导致一名中亚国家赴俄的外交使节被杀死。一五八七年，俄罗斯沙皇发出谕旨，要求地方政府缉拿叶尔马克。谕旨上说，如果捉住匪徒，就地正法。迫于形势，叶尔马克返回故乡，开始潜逃生涯。如果没有后来沙皇的东扩政策，他也许就此以一个逃犯的身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一切，都由于沙皇对外政策的改变而彻底地发生了变化。
十六世纪的中叶，是俄罗斯历史上以恐怖和残暴而著称的沙皇——伊凡四世在位的时期。据说，这位沙皇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异常冷酷和嗜血的一面，他喜欢虐杀小动物，尤其乐于看动物残忍死去的过程。十三岁的时候，他曾经让自己养的猎犬将他的保护人舒伊斯基活活地咬死。成年后，他对政敌的手段更加残忍，被俄罗斯人称为“恐怖的伊凡”，他也由此得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号——“雷帝”。
伊凡四世登基以后，就开始大肆扩张。先后兼并了多个邻国后，伊凡雷帝扩张的触角开始伸向乌拉尔山东麓的西伯利亚汗国[3]。当时的西伯利亚汗国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它的国土是通往中亚、波斯和东亚腹地的交汇处。如果俄国想要继续向东扩张，就必须拿下这个战略要地，所以，伊凡四世处心积虑想要吞并它。
机会终于来了。一五五六年俄国吞并了阿斯特拉罕汗国，这件事给当时西伯利亚汗国的统治者叶吉格尔汗非常大的触动。他非常清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举全国之力也远不是俄国的对手，摆在他面前的只有求和一条路。于是，叶吉格尔汗表示愿意臣服俄国，每年缴纳贡赋。伊凡四世借机开始插手汗国事务。此时西伯利亚汗国已经名存实亡，成了沙皇俄国控制下的一个傀儡。然而就在伊凡四世满心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之时，意外的变动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蒙古贵族库楚姆通过政变推翻了叶吉格尔汗，登上了西伯利亚汗国大汗之位。库楚姆是个强硬派，对叶吉格尔汗屈服于俄国的国策十分不满。初登汗位，他就下令停止向俄国纳贡，处决干涉汗国内政的俄国使节并逐步清除俄国势力。过去的附庸和奴婢突然变了脸，当主子的岂能善罢甘休？必欲除之而后快。
不过，打仗是要花钱的。当时，俄国领土面积不足三百万平方公里，沿袭着古老而落后的农奴制度。仅凭国库的经费，根本无力进行这样大的扩疆运动。伊凡四世只能转而求助俄国的豪门巨贾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去协助他完成东进伟业。
能够引起沙皇的重视并和皇室建立合作关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自然是非比寻常、不同凡响。这个家族居住在俄国东北部，世代经营盐场、生铁、粮食、渔业和皮毛制品等生意，财富在当时的俄国首屈一指。早在一五五八年，伊凡四世就亲自召见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首领，向他们授权自由招募军队，打算让他们冲在入侵西伯利亚汗国的最前方。后来，又赏赐给他们邻近西伯利亚汗国的大片土地，并拨给他们大量用于进攻的武器。这样一来，乐于开拓财富和土地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与西伯利亚汗国之间的冲突就变得无法避免。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些关键性的时刻，总是更有野心的人走上历史舞台。此时，在外流浪、性格凶狠、勇猛过人的“在逃犯”叶尔马克，就成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首选的“扩张军团”领袖。
历史总是善于为自己选择合适的人选。这个此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很快将随着俄国东扩的巨浪，书写出俄罗斯领土扩张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整个俄帝历史上，如果要找出一位最能够象征俄罗斯向东方扩张的人物，那么，恐怕非叶尔马克莫属。之前，他是一个品德败坏的强盗、一个善于追捕野兽的猎人、一个哥萨克流浪者、一个被通缉的江洋大盗。但最终，他成了享誉俄国历史的“西伯利亚征服者”。[4]
他原本与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毫无瓜葛，甚至是困扰这个财阀家族的一颗毒瘤。因为，在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财富帝国中，海外贸易是他们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而在伏尔加河、里海一带兴风作浪的叶尔马克，没少给他们制造麻烦。但在更大的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敌人。一五七九年春天，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主动派出信使，找到了叶尔马克，邀请他加入自己东进探险的队伍，协助部队进行攻防堡垒。他们许诺叶尔马克，只要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双方过去的一切恩怨既往不咎，并且，事成之后，另有沙皇的官方赏赐。正在避难潜逃的叶尔马克接到这个邀请，不啻为绝处逢生。他未加思索，毫不犹豫地全部接受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开出的条件，网罗了逃散在各地的惯匪旧部，带着一支五百多人的队伍，投奔到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门下。
强盗出身的叶尔马克果然“不负众望”，短短两年，他便给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训练了将近一千人的好凶斗狠之徒。作为这支队伍的首领，在当年的秋天，他就开始有计划地进攻西伯利亚汗国。
一五八一年的九月，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得知西伯利亚汗国内部出现矛盾，命令叶尔马克趁势进攻。正值秋汛，河水上涨时，叶尔马克率部渡河，沿楚索瓦亚河而上，翻越乌拉尔山，抵达图拉河，杀进西伯利亚汗国境内。[5]此后，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西伯利亚汗国都城即告沦陷，王子马麦库特尔被俘。
从这一年开始，俄国人不断地在西伯利亚筑城移民，设官征税。此后六十年间，俄国人悄无声息地席卷了整个北部亚洲。[6]然而叶尔马克本人并没有完成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任务。一五八四年八月，他率三百骑兵孤军深入，夜宿额尔齐斯河的瓦盖河河口时，遭到了库楚姆汗残部的伏击。叶尔马克全军覆没，他本人溺水身亡。这个俄帝扩张史上的一代枭雄，就此陨落。
第二节 双头鹰袭来
大约在顺治元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四四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渗透，俄国的势力横贯西伯利亚荒原，开始进入黑龙江流域。
在西方的大航海时代，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墨西哥和秘鲁的黄金白银曾经激起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狂热的欲望。而遍布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各种珍稀野兽的皮毛，同样使各国的野心家和冒险家们疯狂。紫貂，是这些野兽皮毛中最为珍贵的一种。如今，由于过度捕杀，西伯利亚荒原上的紫貂几乎已经绝迹。但是在一六四〇年，俄国在该地区的貂皮年产量不少于六千八百张。当时，在俄国乌拉尔山以西的地区，貂皮属于奇缺的奢侈品，价格极其昂贵。哥萨克军团成队地占领西伯利亚各个据点，源源不断地将这些皮毛运回祖国，赚取大量的财富。他们再将这些财富转换为战略物资，继续他们的东扩事业。
随着东扩运动规模的扩大，俄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鼓励自己的臣民向这些新近开拓的领土上进行永久移民。最初，在由流浪者和罪犯组成的“开拓军”中，有一些探险家和西伯利亚当地的土著通婚。但是，这样的结合非常少。以东方正教继承者自居的俄国人，看不上落后而蒙昧的蒙古后裔。随后，一些忠于丈夫的俄国妇女开始跟随着一路向东的俄军队伍，源源不断地向西伯利亚移民。他们组成家庭，繁育后代，准备在荒原上长期地居住下去。仅在一六三〇年，一次就有一百五十个妇女和女孩子移居到托博尔斯克。[7]一六二八年，俄国探险队跨过叶尼塞河，抵达达勒拿河。叶尼塞河，是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水流量最大的一条河流。它的位置大概在亚洲北部，是西西伯利亚平原和中西伯利亚高原的分界。跨过这条河流就意味着，一半的西伯利亚已经被俄国收入囊中。
侵略者往往同时是探索者和技术革新者。在西伯利亚荒原上，北部绝大多数地区都是靠近北极圈的永冻层，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俄国探险、考察和开拓的物资全部需要靠内河航运。而西伯利亚北部的河流，大多流量小，俄国人于是不得不采用叶尔马克发明的一个办法。他们将大量的木帆船人为凿沉，阻塞河流，当河流的水量足够深时，再进行航运活动。这项工程，既艰苦又漫长。但俄国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坚持，直至将这片广袤的土地占领无余。
当然，劲敌永远不只有自然，还有无数面对强盗入侵而殊死抗争的原属地居民。越过了叶尼塞河后，俄军遭遇了东扩以来最大的敌人——布里亚特人。
从种族上说，布里亚特人是厄鲁特蒙古人的后裔。厄鲁特蒙古，在明代中国有个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叫“瓦剌”。对于瓦剌骑兵的战斗力，自然毋庸赘言。在土木堡之变中，瓦剌军队曾经大破明军，俘虏了明英宗。
布里亚特人的祖先一直居住在外贝加尔地区，也就是东西伯利亚的东南部。这个地区，在中华文明极度强盛的时候，一度属于中国。
俄国人来了，剽悍的草原民族岂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在初战失利后，迫不得已，俄国沙皇派出了两支正规远征军，一支由俄军将领瓦西尔·符拉塞叶夫带队，另一支由瓦西尔·布戈尔率领，奔赴东西伯利亚前线，与布里亚特人交战。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十年，俄军才逐渐在贝加尔湖的东岸站稳脚跟。直到一六五一年，也就是俄军跨越叶尼塞河后的十四年，才彻底地击败布里亚特人，在这一区域建立了永久居住的据点。
一旦在贝加尔湖立足已稳，俄国人就又开始新的征程。贪婪的魔鬼已经肆虐，如何能停下脚步呢？他们以探险为名侵入黑龙江流域。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必说，明代时候，明成祖在黑龙江两岸设立乌苏里江流域奴儿干都司进行管辖即是证明。随着后金兴起，清太祖对该地也进行实际控制，黑龙江沿岸各部均对后金称臣并按时纳贡。
一六四四年，俄国所属哥萨克骑兵头目波雅科夫率部入侵瑷珲城对岸的精奇里河进行劫掠，在掠夺财物之余还虐杀居民为食。[8]这种行为极其残忍且无法原谅，至此，前期俄国人所谓的探险、考察、游牧、流放等等所有借口全部不能成立，这件事也完全暴露了他们野蛮残暴的习性和贪婪无耻的动机。
在俄国，一直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遥远的东方，靠近大海有一条美丽的河流。河流两岸土地肥沃，人们生活安静和谐。大河的深处有高山，山里遍布黄金和白银。[9]这条大河，就是黑龙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在东扩运动中，俄国沙皇对黑龙江格外关注，曾经单独五次派遣考察队，专门对黑龙江流域进行勘察。
在俄国军队与布里亚特人交战的时候，叶尼塞河和贝加尔湖地区也流传着黑龙江流域盛产金银的消息。这消息像是羊群的叫声传到了饿狼耳中一般，狠狠地刺激了俄国的贪婪。一六四三年，莫斯科派驻雅库茨克城堡最高军事长官戈洛文，任命城堡文书官波雅科夫为远征军长官，率领一支远征队伍，前往黑龙江流域，希望彻底弄清楚黑龙江流域的资源情况和风土信息。殖民当局对这次军事活动异常重视，挑选精兵强将，配备坚船利炮，并且为队伍准备了充足的物资和武器装备。波雅科夫的任务是从雅库茨克出发前往精奇里河和石勒喀河，为沙皇征收实物税，向新的未纳税人征税，寻找银、铜、铅矿和粮食，绘制沿途道路、河流，特别是结雅河与黑龙江流域地图。
当年七月初，波雅科夫亲自组队，挥师南下。他们沿勒拿河支流奥廖克马河和维吉姆河行进。当时，黑龙江流域居住着达斡尔等民族，沿江物产肥美，粮源丰盛，但是波雅科夫的城堡内粮食匮乏，长期依赖乌拉尔地区粮队供应，极为不便。所以，在他指挥队伍行进的途中，就不断地骚扰和侵犯沿途民众。入冬以后，波雅科夫抵达精奇里河支流的乌穆列堪河口，进入达斡尔人部落。闯入部落后，侵略者诱捕了达斡尔酋长，要挟该部今后向沙皇进贡。面对飞来横祸，突然受辱的酋长表示，部落历来只向中国皇帝缴纳贡物，不能转贡沙皇。波雅科夫气急败坏，命部下洗劫村庄，绑架村民。侵略者总是相信残暴的武力可以震慑和驯服抵抗者，但没想到，这些卑劣的手段在达斡尔人面前却收效甚微。天气转寒后，侵略者的部队就面临着饥荒的困扰。波雅科夫的士兵只能靠吃动物腐尸和树皮、树根充饥，一些远征队队员病饿而死。波雅科夫为了节约粮食，竟然下令俄国哥萨克“去吃掉被打死的异族人”。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证明，那次战斗之后，“哥萨克吃掉了五十个异族人”。
不过，面对俄国越来越严重的侵略，当时的中国确实没有武装干预的客观条件。那个时候，正是清军大举入关之时。中国所有能动用的军事力量，都在山海关一线进行殊死决战。此后又逢清军大举南下。所以，几十年间，俄国在边境上制造的一系列麻烦，至少在当时看起来无足轻重。这一来，俄国人便更加有恃无恐。
第三节 哈巴罗夫与中俄的初次交锋
在十七世纪俄国向东扩张的历史中，从来不缺乏凶悍、残忍和贪婪的角色，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叶·帕·哈巴罗夫这种程度。
哈巴罗夫出生在俄国北部边疆地区邻近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一个农村。少年时期，与无数的沙俄贫民和农奴一样，他在饥饿和困苦中挣扎，但他天生热衷探险，注定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狂热地崇拜着“帝国西伯利亚开拓者”叶尔马克，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那样的人，出人头地、功成名就。
十九岁那一年，向往未知、憧憬冒险的哈巴罗夫告别了亲人，离开家乡加入了探险家的行列。他的个人生活与命运，此时像是被一股巨大的洪流所包围，驱使着他、裹挟着他。这股历史洪流就是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俄国领土东扩运动。
离开家乡后，哈巴罗夫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到达曼加泽亚，进入叶尼塞河流域参与了一系列的探险活动。由于他做事吃苦耐劳，办差勤勤恳恳，一六二八年开始，便在哈坦加河的左支流赫塔河任探险队长，但是，他的这些早期探险没有太大的收获。与此同时，在他们探险队东边的勒拿河流域传来了盛产皮毛和矿石的传说。所以，他抓住机会通过疏通关系，想尽办法从俄国政府那里拿到一张许可证，招募了一些探险队员，开始向东进发。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富饶之地，哈巴罗夫自知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便不知疲倦、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很快，他就成为勒拿河周围城堡的盐业贩子，还开垦农场种地，在基廉加河口有了自己的庄园。
哈巴罗夫和那时许许多多肯于吃苦的探险者一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从未退缩。尽管，他也是俄国众多殖民主义强盗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后来能够成为俄帝历史上民族英雄般的人物，和他过人的能力与毅力也是分不开的。历史总是会选择强者。
当时在西伯利亚，粮食十分珍贵。尤其是叶尼塞河北部和雅库茨克，由于靠近北极圈，土地往下深挖三尺几乎就是永冻层。在这里，从未出现过成规模的农业耕作。在哈巴罗夫之前，人们用叶尔马克过去的运输手段，沉船阻住河流加深河道来从遥远的东部往这里运送粮食辎重。但是，这样的运输成本奇高，运量十分有限。雅库茨克在建城的数十年里，难以发展；粮食几乎与黄金无异。哈巴罗夫探险队到这里之后，发动手下的队员，在永冻土层上反复耕作，用尽了一切办法，竟然成功地种出了粮食。很快，哈巴罗夫在雅库茨克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他也因此而成了当时雅库茨克地区最大的粮食供应商。土地和财富相伴相生，哈巴罗夫一时间富甲一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行了二十年大运后，这个穷小子出身的大富豪在自己亲手开垦的农场上栽了大跟头。随着财富的积累，哈巴罗夫在雅库茨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当地军政长官彼得·戈洛文的猜忌。很快，在争夺本地商业最高控制权的过程中，二人的矛盾开始激化。要知道，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中，财富面对权力时往往是脆弱的。戈洛文毫不客气地没收了哈巴罗夫的全部盐场和土地，还以盗窃公物和偷税漏税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狱。权力毫无悬念地再次大获全胜。遭此大难，出狱后，哈巴罗夫这位俄国的东方首富再次一无所有。
自古以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多少豪绅大户，在事业草创之初，都能够筚路蓝缕，兢兢业业。但当他们的财富雄踞一方时，便不可一世。失败再次降临，他们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往往也只有选择万劫不复、自我了结。但是，失去了一切的哈巴罗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决定去新地方碰碰运气。此时俄国对黑龙江流域探险的热潮正在兴起。但在此之前，受了牢狱之灾的他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选择了忍气吞声。一直到一六四九年三月，送走了老冤家戈洛文后，哈巴罗夫才迫不及待地晋见了新任雅库茨克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得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在这位资历尚浅、毫无远东执政经验的长官面前，哈巴罗夫极尽阿谀奉承之能，口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他对新长官声称自己知道一条到达阿穆尔河的“近路”，请求“自费”装备远征队，“以伟大的全俄国君主之名，向阿穆尔河进军”。因此，弗兰茨别科夫批准了他的请求，大力支持他组建第二远征队。
顺治六年（1649）夏，哈巴罗夫统率七十名哥萨克勇士经勒拿河、奥廖克马河和通吉尔河越过了外兴安岭，到达黑龙江上游北岸。
没多久，哈巴罗夫和同伙占领了雅克萨。他们在这里修筑城堡工事，不断派人袭击达斡尔居民，捕捉人质，掳掠妇女。探险队的匪徒们经常强迫俘获的达斡尔、赫哲族和女真人质给侵略军作苦役，稍不服从即任意砍杀。
经过人生大起大落，看尽世间世态炎凉，再次开始流浪探险的哈巴罗夫残暴、贪婪的强盗本性变本加厉。在占领雅克萨期间，他强奸当地达斡尔头人希尔基涅依的妻子未遂，便于夜间将她掐死了。
哈巴罗夫在这里度过了冬天，他强征了一百六十张貂皮和一件皮袄的实物税，并且继续向俄国后方请求援军。次年夏天，等不及援军到来的哈巴罗夫匪帮又到另一处达斡尔头人桂古达尔的村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两个月后，哈巴罗夫伙同下属抵达达斡尔头人班布赖的驻地，强征“实物税”，遭到班布赖等拒绝后，他开始率部洗劫村落。不久，他们又沿江流窜到托尔加城，采用偷袭手段，洗劫、屠杀和骚扰属地居民。
哈巴罗夫入侵时，这一区域由大清国盛京昂邦章京所辖。由于接连不断收到黑龙江沿岸各族人民的报警和请求，顺治九年（1652）二月，清政府决定派出宁古塔梅勒章京海色带兵前往乌扎拉村围剿。[10]
一六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黑龙江上一片朝霞，一支出色的清朝精锐骑兵忽然出现在哈巴罗夫匪帮面前，开始向他们发起进攻。这名强悍的惯匪，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率领部下仓促应战。清军向这支哥萨克匪徒猛烈进攻。匪徒们在城内大声叫喊起来：“弟兄们！赶快起来，披上盔甲！”大多数哥萨克人只穿着衬衫，纷纷奔向寨墙。战斗从黎明一直打到黄昏。日落之前，清军开始向哈巴罗夫的帐幕猛扑过来，团团围住他的寨墙，把守备帐幕的三层圆木城障全部砍倒。就在战斗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清军阵营中一位将军向他们的全体官兵高喊：“不要烧杀哥萨克，把他们抓起来，抓活的！”这道命令对于哈巴罗夫这群亡命之徒，不啻为是绝处逢生。这时他们便开始负隅顽抗，猛烈还击。碍于不能杀死受敌的愚蠢将令，损失惨重的清军开始后撤。此时便有一百五十六名披盔戴甲的哈巴罗夫部将，保护着这位惯匪冲出城去。[11]
哈巴罗夫在这场战斗中无意间创造了历史。这是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因为边境冲突爆发的第一次战役。历史会不断地记住第一次，哈巴罗夫也因此在俄国国内名声大噪。
侥幸突围的哈巴罗夫远征队等到黑龙江解冻，便从乌扎拉村坐船主动撤退。途中遇到了弗兰茨别科夫派来的由契奇金带领的一支增援部队，顺道再次掠夺了托尔加城。第二年夏天，莫斯科派来的贵族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季诺维耶夫来视察征服阿穆尔河流域的情况。沙皇全权代表季诺维耶夫的到来，宣告了哈巴罗夫探险生涯的结束。随着哈巴罗夫在远东的财富、名声、势力逐渐扩大，他的情况已经传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沙皇的耳中。对于这样一位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臣子，沙皇是不可能信任他的。倘若放任他在远东，将来渐成势力，反而被动。沙皇绝对要彻底收服和解除这个远东的麻烦。他传谕给季诺维耶夫，代表自己为哈巴罗夫带来了晋封贵族的奖赏，与此同时解除了哈巴罗夫的军事指挥权。当哈巴罗夫提出抗议时，季诺维耶夫毫不客气地将他投入监狱，并派人把他押送莫斯科。在押送哈巴罗夫去莫斯科的途中，季诺维耶夫没收了哈巴罗夫的全部财物。
“雷霆雨露，俱是皇威”，古今中外，没有区别。当哈巴罗夫到了莫斯科后，沙皇亲自下令将他的巨额个人财物归还给了这个征服者。一六五五年俄罗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亲自授予他“贵族之子”的光荣称号，并且封为军役贵族。俄国枢密院御用文人受命将他吹捧为“俄罗斯英雄”，“新领土的开拓者”。哈巴罗夫终于在暮年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他成了俄国史上“叶尔马克式”的英雄人物。并且，他的个人命运虽然充满了曲折，却比葬身河底的叶尔马克要幸运得多。
晚年的哈巴罗夫被任命为勒拿河中游一大片村落的长官，但是此后历代沙皇明令禁止他再去黑龙江探险。很多年以后，已经风烛残年的哈巴罗夫向地区军政长官请愿，要求再次允许装备一百人自费去远东探险，没有得到批准。这是关于哈巴罗夫的最后记载，这位双手沾满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居民鲜血的俄国侵略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他果敢坚毅的性格和出色的指挥能力[12]，留下了罪恶的一页。
中俄第一次在边境上的战斗以中方失利而告终。不过，清军的这次失利也引起了顺治皇帝的高度警觉。在这次战斗的三年以后，当朝廷大军再度卷土重来的时候，中俄双方的攻守优劣之势，比权量力，度长絜大，已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第四节 松花江与黑龙江之战
季诺维耶夫取代哈巴罗夫，夺得了俄国远东军事指挥权后，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在顺治朝的头十年，清军入关立足未稳。虽然清朝政府不断地接到边界上各族人民遭到俄国远征军侵害的消息，却没有心思和精力对俄国进行大规模正式的武装还击，但边报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重视。因为，只要有“罗刹”骚扰，东北边疆的贡品和赋税就不能按时征收。朝廷礼部每次收到类似奏折，都要研究一番对策。后来，他们想到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迁居。礼部行文到边疆，建议将当地的少数民族迁到南部嫩江和松花江一带聚居，以便于管理。[13]惹不起躲得起，有时候是自我保全的良策。
与此同时，顺治皇帝决心加强对黑龙江流域的管控，将宁古塔梅勒章京升格为昂邦章京，统一管理宁古塔地区的居民。顺治皇帝特谕该地官员，要随时关注俄国动向，一事一奏，事事奏报。务必要加强边防，保障东北屏障，稳定边疆局面。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冒险是一个群体性的行为，因而为财富而探索的冒险家也是层出不穷的。在哈巴罗夫离开黑龙江后，又一个热衷于侵略、探险、屠杀和掠夺的强盗来到了这里。但他已经没那么幸运了，此时的清王朝国力日渐强盛。俄国侵略者在远东毫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时代，注定要一去不复返了。
一六五三年秋天，俄国探险者、侵略者斯捷帕诺夫率众从精奇里河口顺黑龙江而下，在松花江口地区开始大肆地抢劫粮食财物。次年春，这批入侵者又溯江而上，企图在这里继续逞凶作恶，殊不知，此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顺治皇帝再次接到俄军侵入的奏折后，随即谕令大清国兵部尚书、议政大臣、蒙古正白旗都统明安达礼率所属各部起水陆两路人马，往黑龙江围剿俄国侵略者。
当时清朝内部南方还残余着南明的势力，台湾郑氏集团不时反攻东南沿海，民间的汉族反抗势力也蠢蠢欲动。所以，朝廷不可能大规模派出主力精锐部队来东北作战。再加上松花江口是当时清王朝与朝鲜的交界之所，朝鲜又是大清国的属国，所以作为天朝上国，清廷遣使邀请朝鲜联合对俄国作战。李氏朝鲜的孝宗正德大王接受了清朝礼部的行文邀请，派出了自己的军队。
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统一的王朝，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由李成桂建国。孝宗大王李淏，是李氏朝鲜的第十七代君主。李氏朝鲜自建国开始，就和明帝国有深厚的友谊。包括“朝鲜”这个国号本身，也是李成桂建国后，上表朱元璋亲自审定的。尤其到了万历年间，日本太政大臣关白丰臣秀吉发兵二十万攻打朝鲜，几乎灭掉了这个国家。万历皇帝派名将李如松提兵入朝，在平壤大破日军。保住了李氏朝鲜政权，朝鲜举国上下对明朝的出兵相救，感铭至深。宣祖大王李昖亲自书写“万折必东，再造藩邦”，命人摩崖刻于南汉山上。
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朝）初兴于东北之际，明朝曾经发动围剿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之战。孝宗大王的父亲仁祖大王曾经派兵助剿，惹怒了后金。因此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讨伐朝鲜，仅用二十天抵达朝鲜国都，李淏和哥哥昭显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被清军掳到沈阳，当了很久的人质。从此以后，朝鲜结束了和明朝的宗藩关系，转而承认清朝为宗主国。
长期在清朝作为人质的李淏于一六四四年被摄政王多尔衮放回国内。他登基以后深知清朝的强大，以朝鲜的弱小绝不可与清廷为敌，所以一直想与清朝缓解矛盾，改善关系。而这一次，顺治皇帝邀请朝鲜联合出师围剿“罗刹”成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孝宗大王很快就派相当规模的军队，皆归宁古塔昂邦章京节制，并下令全力配合清军作战。[14]
一六五五年三月间，明安达礼率本部抵达乌斯季呼玛尔城。
明安达礼是清初一代名将。他出身于蒙古西鲁特氏，世居科尔沁，他的父亲博博图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率所部七十余户归降后金。皇太极天聪元年，在攻打锦州的时候博博图战死。明安达礼随即承袭父亲职位。崇德[15]三年，他跟随贝勒岳托[16]伐明，从京北密云向东击败明朝太监冯永盛的军队，攻克南和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一带。崇德六年，是明安达礼声名大噪的一年。这一年年初，皇太极率各部分两路南下，余部佯攻京师，主力进攻锦州，明朝一时朝野震动。刚刚自毁长城，处决了袁崇焕的崇祯皇帝迫不得已，只能从西线将原本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主帅洪承畴调到关外。洪承畴和他所带来的陕西兵此时被看作是明朝存亡的关键。当年秋天，洪部与五省总督孙传庭汇合，与此同时明安达礼所部作为皇太极先锋部队已率先攻克义州，随即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这是一场号称大明朝中流砥柱的蓟辽督师与后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级将领之间的较量。洪承畴开始并没有将明安达礼放在眼里，他令本部陕西兵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汇合，自认为占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掎角，万无一失。明安达礼利用了明军求胜心切和主帅的骄傲情绪，佯攻锦州主城失利，一日三败，败相极惨。与此同时，皇太极配合锦州战场，急攻宁远。洪承畴中计，率部出援，误入明安达礼所伏，兵败塔山、杏山。此战过后，洪承畴部元气大伤，再无什么作为，也为他最终兵败投降埋下了伏笔。明安达礼也因此一战成名，皇太极对之大加赞赏，遂擢为二等甲喇章京。此后，明安达礼仕途一路顺风顺水，次年冬，他率部跟随贝勒阿巴泰[17]攻打蓟州，大破明朝兵部右侍郎赵光抃部。顺治元年，随军入关，追击李自成，并跟随英亲王阿济格向西继续征战，连战连捷，即因军功擢兵部侍郎。顺治五年擢蒙古正白旗都统，加授兵部尚书，列议政大臣。[18]从明安达礼的履历中可看出此人才干绝非凡响。所以说，朝廷派这样一位重要且干练的帝国高级将领亲自去征缴俄国，足见他们对这次战争的重视程度。
一六五五年三月十三日，清朝军队发起对乌斯季呼玛尔城的进攻。俄国人守城所部约三百人，在头目斯捷帕诺夫的带领下激烈还击。
在劝降无果后，明安达礼下令列炮攻城，从乌斯季呼玛尔城一华里以外的地方聚集炮阵。凌晨二时开始用大炮轰击，炮击一直持续到早上六点。四天后，清军开始发起冲锋，从四面八方进攻城寨。士兵们推着巨大的木车，木车上装有包好牛皮的盾牌，大车上面架着云梯，另一端配有铁钩和棍子。车子内部放置着点火用的木柴、松脂和干草。这样的进攻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19]大概在五月左右，俄人弃城溃逃，清军占领乌斯季呼玛尔城。朝廷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
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由于出兵比较仓促，没有进行周密的战前准备，整个作战计划也不够缜密，导致在战役的最后阶段清军和朝鲜各部协同作战不力。尤其是后方粮饷补给不足，最终没有彻底歼灭斯捷帕诺夫这伙儿匪徒，让他们逃出了重围。受制于后勤不力，明安达礼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追击，最终只能撤退。而斯捷帕诺夫和残部逃出松花江口，集合收拢了一些人马后，又开始在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和骚扰。
经历了乌斯季呼玛尔城的战役后，斯捷帕诺夫所部损失惨重，难以在松花江流域再立足，此役过后不久，清廷再次决定邀约朝鲜共同发兵歼灭罗刹这群侵略者，对他们进行一次彻底的打击。孝宗大王“差朝鲜北虞侯申浏为领将，率哨官二员，鸟枪手二百及标下旗鼓手、火丁六十名，携三月粮草往待边境”[20]。
朝鲜军队一到宁古塔，随即与清军汇合，两军在宁古塔章京沙尔呼达率领下，乘战舰四十五艘，水陆齐进前赴黑龙江。时值盛夏，舰队在松花江口两江交汇处遭遇俄军。斯捷帕诺夫所部五百人与清军展开激烈搏斗，清军即调岸防部队配合炮击。这一次，俄国军队损失极大，斯捷帕诺夫所部二百七十余人失踪，余部流窜至库尔濣江。
第二年，沙尔呼达又与俄国人在松花江和库尔濣江之间交战，取得胜利。顺治十七年，沙尔呼达的儿子巴海接替父职，在古法坛村彻底击溃俄国所余残部。截至公元一六六〇年，中俄之间共交战四次[21]，中方一败三胜，经过多次胜利，俄国人在东北的侵略活动暂时沉寂了下来。
第五节 早期中俄外交
伴随着中俄之间在边境上的冲突，两国之间早期的外交方式也在双方的各自摸索中缓慢地发展着。
俄中关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头十年，也就是大约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左右。[22]公元一六〇八年，奉俄国沙皇瓦西利·舒伊斯基[23]谕旨，托木斯克[24]军政长官派出哥萨克骑兵伊·别洛戈洛夫率部东进，企图通过蒙古前往中国。这是目前史载的俄国第一次试图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信息。但是，由于西蒙古阿勒坦汗[25]正与蒙古准噶尔部进行战争，别洛戈洛夫的这次最终并未抵达中国。
就在同一时期，从俄国外交档案中可以发现，英国使节开始不断地出现在莫斯科。此时的英国希望得到俄国政府的准许，以便组织考察队从莫斯科过境向东考察陆路通往中国的可能性，并一再地表示出强烈的欲望，希图俄国准许英国商人从莫斯科经过，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26]俄国统治者当然不是傻子，英国人敲破了脑壳往莫斯科钻，难道是为了俄国利益？这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英国已经意识到了迫切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重要性。扩张出身的沙皇俄国嗅出了这中间的味道，他们渐渐懂了，谁控制了与中国的贸易权，谁就将在未来世界霸权的争夺中抢占先机。也正是英国人不断对俄国施加的外交压力，使俄国方面迫切需要与中国建立联系。
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俄国托博尔斯克[27]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委派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凡·比特林前往中国。比特林历时四个月，于同年九月一日抵达北京。由于他在北京仅停留了四天即行返回，这些人在中国到底进行了哪些具体活动，今天基本已经无从查证。但是，从俄方档案中能够查找到当时万历皇帝给俄国君主的一封国书，从而可以确定比特林确实是于该年抵达了北京。
中国万历皇帝晓谕两俄罗斯人曰：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尔等）归去后仍可再来。寰宇之内，尔大国君主，朕亦大国皇帝也。愿两国之间道路畅通无阻，尔等可常相往来。尔若进贡珍品，朕亦以优质绸缎赏赐尔等。而今，尔等即将归去，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朕亦将以国书作答。尔等如携国书前来，朕即命以上宾礼待。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访问贵大君主，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贵大君主处，朕当遣使以往。朕为皇帝，依本国之习惯，既不便躬亲出国，且目前亦不能派遣使臣及商人出国。[28]
虽然俄罗斯在这一时期和明帝国有了初步接触，但是当时的俄罗斯正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外交的动荡。在西方，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29]和波兰国王弗拉基斯拉夫发动对莫斯科的战争[30]，俄军忙于西部的战事，没有足够的力量处理东方事务。所以，比特林带回的万历国书由于无暇顾及而被束之高阁。
一六三五年，俄国托木斯克军政长官不断地接到蒙古使节传递来的关于中国的消息。于是，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向俄国外务衙门递交申请，请求再次向中国派出考察队和使节团。但由于俄国卷入“三十年战争”[31]，还是没有下决心派出正式的使节团出使中国。
一六四一至一六四二年，塔拉[32]的哥萨克骑兵叶麦利扬·维尔申科曾随同土尔扈特部[33]商队抵达北京，并带回了明思宗朱由检的一封国书：
皇考在位时，大君主商民时来通商，朕今即位，竟无商人来此。皇考在时，大君主之民来此者，皆睹天日。朕今即位，尔商民人等无往来也。以后若有来此者，朕甚欢迎，必嘉惠远人，使之光明如在天之月也。尔今贡鹿角一对，朕回尔绸缎七百匹。尔进珍品，朕必馈尔更厚。兹带去玉杯三十二盏，赠尔大君主。尔大君主使臣来此者，朕已命礼送至大河，并谴三千人陪送一日之程。[34]
但是，维尔申科这一次抵达中国，也没有给两国带来实质性的交往。据说，明思宗致以沙皇的国书并未被翻译成俄文。而两年以后，明思宗便在景山自缢殉国，明朝灭亡。
一直到清顺治十年（1653），费·伊·巴伊科夫才作为俄国沙皇的正式使臣，第一次正式携带沙皇的国书启程前往北京。而巴伊科夫的这次访问，无论是从前期准备、使团规模还是访问经过，甚至俄中两方最终态度和所造成的影响，较之于前几次的俄使之到访，在各方面都要更加复杂。早在出访的十九年前，巴伊科夫就受俄国财务衙门派遣，从莫斯科启程抵达托博尔斯克办理官方商务。他在该任上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负责收集中国的各种消息和情报，其中包括：中国何处可以购买哪些货物？可运到俄国的有哪些货物，每次运多少为宜？经由俄国抵达中国应走陆路还是水路，要走多远？中国经济状况如何，俄国有无从中国获取巨大利益的可能等等。[35]俄国财务衙门专款拨给巴伊科夫五万卢布，用以购买各种货物和探听消息。
经过长期的消息收集和准备，一六五四年，巴伊科夫才正式受命，作为俄国专使，亲自携带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致顺治皇帝的国书，动身前往北京。为了预估北京的贸易和政治形势，并且把正式全权大使要来北京的消息通知给清帝国，巴伊科夫派遣当时托博尔斯克城里的一位叫彼得·亚雷日金的鞑靼贵族，和另一位经常与中国做生意的中亚商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专门组成一支商队，先行动身前往北京。[36]
不幸的是，亚雷日金和阿勃林的商队确实抵达了北京，也见到了顺治皇帝，然而在回程的路上由于沟通不便，他们和动身前往北京的巴伊科夫使节团走岔了路线，这一次差错给巴伊科夫一行人随后的出使活动带了极大的麻烦。
第六节 巴伊科夫使节团
巴伊科夫动身出使中国之前，接到了俄国财务衙门转达的沙皇本人对他的出使训令。这份训令的原件，今天可以在俄罗斯联邦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找到。训令的内容很长，此处可以简要地概述一下它的内容，以此来观察出沙皇对于巴伊科夫出使中国的期望和要求。
首先，沙皇要求巴伊科夫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出发前需要先取得该地军政长官的信件，以便在沿途的各游牧区获得各属地首领的护送和自由通行的便利。其次，绝对不能把沙皇亲自拟定的国书交给除了中国大皇帝以外的任何级别的任何官员；也不必和除了中国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陈述自己出使的意图和原因。第三，一旦获准进入中国的皇宫，绝对不能向除去中国皇帝本人以外的任何代表物或人员行礼。在觐见中国皇帝时，绝对不能向其行吻脚礼。[37]但如果中国皇帝提出需要吻手行礼，则不应拒绝。第四，向中国大皇帝问安，转送沙皇送给中国大皇帝的国礼并转达沙皇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请求大皇帝准许俄国商人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并予以保护。最后一条是秘密探明中方对俄国的态度，以及中国是否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战争；中国的外交状况如何；中国的信仰、人力、物力、武力、财力、兵力等各种实力，然后评估两国有没有建立平等外交的可能性。[38]
巴伊科夫于三月二十日接到沙皇的训令，随即命令彼得·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商队先行动身，然后他自己率队沿着额尔齐斯河出发，往北京而来。
必须得说，巴伊科夫前往北京的过程非常辛苦和艰难。他于当年三月自托博尔斯克城出发，历时四个月，七月间抵达塔拉城。时值盛夏，大雨滂沱，河水暴涨。他们只好原地休整两周，等待雨停后河水趋稳才能安全地摆渡过河。在闷热和潮湿中度过了半个月后，他们溯河逆流而上，于九月间抵达中俄边境的白水河。白水河以东，是数百里瀚海沼泽，荒无人烟。巴伊科夫一行在荒原上又走了将近三个月，十一月间才抵达蒙古所属的阿勃莱部。此时已历秋入冬。使团经过短暂休整，自阿勃莱部出发，这一路又全是戈壁。山石之间，水草异常匮乏，他们所带的牲畜死了大半，物资也基本耗尽。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中国境内的归化（今呼和浩特）。
巴伊科夫抵达归化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以为亮出“光荣的全俄罗斯君主赴中国专使”的头衔，一定可以在中国受到很好的接待。没想到当地的中国官员见他们一行人衣衫不整、形容憔悴，并没有看得起他们，以“未获朝廷恩旨，不敢擅自做主”为名对俄国人的要求一概拒绝。巴伊科夫事出无奈，在馆驿一直苦苦哀求了一个多月，最后中国守官才给他们补了一些盘缠，把他们打发走了。
次年一月二十一日，巴伊科夫一行在归化城逗留了一段时间后，自行购办了少量物资补充后继续动身，于二月抵达肃州所属的酒泉附近。他再次向中方提出提供交通工具和粮食补给的要求。中方官员再次以没有皇帝谕旨为由予以拒绝。但是，这一次中方官员允诺立即将巴伊科夫来访的事情奏报上司，并有可能会转呈中国皇帝。巴伊科夫满心以为这回事情可能有转机了，可是他们在酒泉等“恩旨”，一连数天没有消息。几天后，他们也只好再次起身前往张家口。又从张家口出发，途经宣化府、土木堡、岔道口、南口和昌平，历时两个月，终于在一六五五年三月三日抵达北京附近。
在北京城外，中方大约有十几名理藩院的官员负责迎接巴伊科夫一行。巴伊科夫使团所有人被暂时安排在一座寺院中休息。这座寺院据说是清政府为了迎接西藏达赖活佛进京朝见皇帝时兴建的。据巴伊科夫自己的出使记录中所记，这座寺院外观极其雄壮，庙顶覆盖着黄色、天蓝色和金色的琉璃瓦。整座建筑用石头砌成，庙里住着很多喇嘛。
巴伊科夫使节团还未进入北京，俄方和中方就因为外交礼仪起了冲突。巴伊科夫满心以为奉俄国沙皇之命前来，中方一定会按照欧洲各国的外交惯例，来提前做好迎宾工作。这一路上虽受到了些怠慢，也就不提了。马上要进中国国都了，自己的身份也已经被对方认可，怎么也不能再轻慢他了。结果当时的中国还完全不了解欧洲的外交习惯和礼仪，他们沿用的还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建立起的“华夷宗藩朝贡外交体系”下的惯例。那么像什么迎宾、检阅三军仪仗队、马车巡游开道、升国旗奏国歌一概没有。不过这些没有也就算了，最让巴伊科夫无法忍受的是理藩院官员接待他时，要求他和使节团其他成员一起向着北京方向行跪拜礼，以示对中国皇帝的尊敬。巴伊科夫当即拒绝，他心说：哪儿我就磕头？这还没进北京城呢！我见着谁了我就磕头？随即正色道：“按照俄国的规矩，在没有见到贵国皇帝时就跪下行礼是绝不能接受的。按我们见沙皇的礼节，没见君主前应该行脱帽鞠躬礼。”
理藩院官员当时对此倒并未强求，然而双方随即又发生了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理藩院官员按照大清国接待蒙古王公和西藏贵族的惯例，为巴伊科夫奉上酥油茶和奶茶，代表皇帝欢迎远方贡使抵达天朝。这酥油茶和奶茶不是谁都适应得了这口味。再说三月间正适逢基督教的大斋期，所以巴伊科夫言明情况，就准备拒绝接受赏赐的食物。不料理藩院官员甚为不悦，说：“贡使既受贵国大君主差遣，我奉天朝圣主之命专此迎候，岂有贡使不受圣恩之理？虽不能饮，至少也须接纳过去！”巴伊科夫无奈，只好接过酥油茶，嘴唇轻碰杯口，以示礼节，然并未饮用，旋即又递还给中国官员。这一接一碰一还倒坏了。俄国人也不懂中国的规矩。你要是咬住了牙，我就不喝！最多算你没礼貌，不懂事儿。一会儿迎宾完了，你这茶没准庙里小和尚就喝了。但是，你接都接过去了，抿一下，你又还回来，这让别人还怎么喝？所以，中国官员甚以为其傲慢，大为不悦。
当日，理藩院安排巴伊科夫等进驻驿馆。随后，理藩院衙门事务官员来到驿馆，要求巴伊科夫按照进贡礼物清单奉上俄国沙皇送给顺治皇帝的礼物。巴伊科夫顿时觉得这样的要求简直无法接受。
其实，这是由于两国官员对于外交使节的使命认识上特有的差异所造成的误会。在巴伊科夫看来，自己出使中国带有非常重要的沟通两国关系的使命。至于礼物，乃是一个十分次要的附属品，与两国关系比起来，无足轻重，所以他急切地想见到中国皇帝。当然，在近现代外交规则已经十分流行的欧洲，巴伊科夫这种想法基本上能取得各国的共识。在当时的欧洲，国家元首接受完国书以后，一般都是亲自或者安排政府首脑、外长和使节进行国事会谈。很少有说晾着大使不搭理，都围着国礼看热闹的情况。但是，当时的中国受“朝贡外交”的思想主导，俄罗斯使节此次前来，与大清各属国无异。既为专程进贡来的，当然先要献上贡品以示其诚。
巴伊科夫起先当然拒绝了理藩院的要求，称：“按照俄帝国的惯例，只有在大皇帝本人接见使者，使者向其递交国书后，才能纳上礼物。”
理藩院的官员，一听说俄国人不愿意奉上礼物清单，就变了脸色，认为是俄国人吝啬、小气，舍不得奉献出带来的国礼。于是，傲慢回应：“你国有你国礼数，天朝有天朝礼数。我国皇帝岂能奉从下邦礼法？皇帝命我等来按清单取走贡礼，如若贵国君主以贡礼为货物，令尔等经商，待我登记造册后，尔等可一一取回，再行贩售，概不妨碍。”
巴伊科夫是战斗民族的贵族，能受得了这种侮辱吗？当即表示，此次前来并非做生意，所带礼物确系是呈送给大清皇帝，以求两国友好和睦。无奈之下，只得让中方官员先行取走礼物。但双方的矛盾也日积愈甚。
两天后，理藩院再来人，请巴伊科夫前往礼部观摩应该如何觐见中国皇帝，并且要求他向礼部递交国书，由礼部代转皇帝。这回巴伊科夫火儿大了，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我们大俄帝国使节团，一行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来访问中国。这一路走了有两年多，哪家驿站也不好好招待我们；还没进北京就让我磕头；大斋月非逼我们喝酸奶！哪一国迎宾用酸奶迎？这都算了，前天么，三句话把国礼还给骗走了。怎么着，今天让我到哪个单位搞礼仪培训去？我是大使！不是随从！”
被逼无奈的巴伊科夫把国书拿出来了，他要求把理藩院的尚书找来，然后，他当面用鞑靼文宣读国书。这封国书非常长，一开头的内容大致是大俄帝国沙皇陛下身世源于光荣伟大的罗马大皇帝恺撒·奥古斯都，然后简要略述了历代沙皇的伟大事迹。[39]巴伊科夫的意思是要吓唬吓唬清朝官员，他以为这是在欧洲呢，提起恺撒大帝，不害怕也得顿生敬意。管理蒙藏事物的理藩院官员对鞑靼文还是能听懂，但是听完了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巴伊科夫后来明白了，还别说你是恺撒·奥古斯都的后代，看中国官员那意思，就是恺撒本人来了，您也得按这个规矩来。
随后，巴伊科夫崩溃而坚决地拒绝，称：“我还没有见到中国皇帝，不能随你们去贵国任何衙门。我受我国君主之命前来觐见你们皇帝，不是来会见贵国衙门的官员！”
理藩院见巴伊科夫这样的行为和古怪的态度，遂不再理睬，旋即离去。此后一连四个月，巴伊科夫等在驿馆，无人召见。八月十二日，理藩院来人，按清单退还巴伊科夫所有礼物。来人称：“你等不奉中国礼法，不尊我圣主旨意，甚为无礼！”
九月四日，理藩院再次来人，将巴伊科夫等礼送出境。
巴伊科夫就这么在驿馆里待了七个多月，事先还计划吻手吻脚，顺治皇帝连见都没见他，还谈什么刺探国力，七个多月连北京城什么样都不知道。离开的时候，朝廷派了理藩院的一名主事、两名不入流的官吏、三十名官兵把大俄帝国沙皇派来的使节团送走了。直到一六五八年，巴伊科夫才返回莫斯科。中俄第一次正式的官方外交活动，就是这样带着一丝喜剧的意味结束了。
巴伊科夫出使中国之所以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两国文化和政治上的巨大差异。但是，若论直接原因，和巴伊科夫早前所派出的亚雷日金和阿勃林的商队有极大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方的档案《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找到确凿的证据。
根据《清实录》记载，顺治皇帝拒绝接见巴伊科夫的理由写得非常明白：
先是鄂罗斯察罕汗[40]，于顺治十二年，遣使[41]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42]，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43]
意思是说，巴伊科夫到达北京一年以前，亚雷日金和阿勃林一行确实也到了北京。而且他们是严格按照中国的要求到礼部“言礼”，并按照大清国礼部的规定执行了下邦属国贡使的各项礼节。然而，在礼部看来，他们来朝见不带国书，也是一种失礼的行为。
随后，巴伊科夫到北京，中方错误地把他们当成了第一拨贡使回国以后第二年来朝贡的使节。所以他们不服从大清国朝廷礼法，至少在中方看来就殊无道理了。而恰好，亚雷日金和阿勃林在返回俄国的路上又和巴伊科夫走岔了，所以，在此之前他们了解的中国情况，巴伊科夫又无从知晓。这就更使得双方的误解和猜忌加深了很多。
不论如何，亚雷日金和阿勃林一行确也带回了顺治致以沙皇的国书：
大清国皇帝敕谕鄂罗斯国察罕汗：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赉，即俾尔使臣赉回，为召朕柔远之意。尔其钦承，永效忠顺，以副恩宠。特谕。[44]
所以，巴伊科夫是中俄外交史上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喜剧人物。他派出去打前站的冒牌儿队伍，不但见着大皇帝顺治了，还带回了御赐的国书。他自己这个正牌儿大使，反而被圈在理藩院软禁了七个多月，费了那么大劲，什么也没办成。至于俄国沙皇收到回信后如何表示，可能今天也很难查证了。总而言之，俄中两国第一次有效的外交沟通就这么阴差阳错地以失败而告终。或许国与国之间，有时候也和人与人一样，相互了解需要缘分。
第七节 根特木尔叛逃和斯帕法里访华
在俄国巴伊科夫使节团出使中国失败以后，大清国随即发动了几次针对俄国入侵的反击战。大体上而言，顺治一朝，对于俄国入侵的几次军事打击，中国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
十几年以后的康熙七年，中亚商人阿勃林奉命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出使仍未能给俄中关系带来实质性进展。但是，此时俄中关系所面临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阿勃林再次抵达北京的两年以前，两国之间发生了一次由中方高级别官员携部叛逃而引起的“恶性外交事件”。
这一年，驻防在黑龙江边境的大清国蒙古正红旗特编领兵都统根特木尔携一家老小和所部官军叛逃俄国，进入尼布楚城。都统是清代八旗军中的高级将领，根特木尔是一位特编的领兵都统，所以官阶品级并没有那么高，是个四品官员。这样一位官员的出逃，在当时足以引发朝野震动。
根特木尔原本是涅柳德族人的首领。涅柳德族是一个居住在尼尔涅河附近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部落。尼尔涅河，大致位置就在贝加尔湖以东，今天俄罗斯境内的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城）附近。
明末清初，这个地方并不归中国直接管辖，所以涅柳德人部落原本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独立小部落。一六四三年，波雅科夫为首的俄国远征队开始向该地区渗透。随后，哈巴罗夫的入侵势力进一步严重地骚扰这一区域，清朝军队开始和俄国在这里频繁地产生军事冲突。在俄国远征队首次强占尼布楚城后，涅柳德人被彻底赶出了自己的属地。
为了躲避战乱和俄国人的骚扰，涅柳德人在首领根特木尔的带领下，开始举部南迁，进入到嫩江流域。对于根特木尔部落的南迁，朝廷始终保持了欢迎态度。正如孔夫子所讲：“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为了安顿根特木尔所部，朝廷特地将嫩江的支流诺敏河一带，划归为根特木尔的领地[45]，并将根特木尔划入蒙古正红旗管辖，授予其特编统兵都统的职位。[46]按照俄方的档案记录，朝廷给予根特木尔的薪俸待遇极其优厚：“（这位领主）每年向中国朝廷领取俸银一千二百两，黄金三盒。”顺治十一年，根特木尔还参加了当时议政大臣、兵部尚书明安达礼在乌斯季呼玛尔城与俄国侵略者的战斗。[47]可见，根特木尔在当时已经完全归顺大清，接受了清朝的册封和管理。但是，到了康熙六年（1667），根特木尔却决绝地且毫无征兆地携带子女亲属及所部四十余名贵族和三百多部众投奔了俄国，并逃入尼布楚城[48]。
关于根特木尔率部叛逃的原因，我们没有在中方档案中找到任何记录，但在俄方档案中至少有三个记载。第一种说法是：“由于根特木尔（所部）人少，中国的博德汗（即中国皇帝）夺去了他的那些种田人。”[49]第二个说法是：“（根特木尔）在呼玛尔城附近同俄国人交战时，看到俄国人美好的生活极为羡慕，希望自己也能为俄国大君主效劳。”[50]但这两种说法都不太可信，第二种理由尤不可信。因为，乌斯季呼玛尔战役中，明安达礼几乎全歼由俄国头目斯捷帕诺夫带领的三百守军，仅从直觉上判断，这种狼狈的失败绝不足以引起任何人的向往，这应该是俄方的粉饰之辞。而第三个原因，似乎更为真实，即据说根特木尔在黑龙江以南居住时，曾因一起诉讼事件，清廷高级官员未能据实判决，致使他愤而背叛清朝，投奔俄国。[51]
总之，这位少数民族的边疆首领叛逃了。清廷对此极为重视，不断地要求俄国人将根特木尔送回到清帝国。我们从中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朝廷要求俄国人遣返逃民的文件从康熙九年（1670）持续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六年间，朝廷矢志不渝地希望把根特木尔从俄国人手里给要回来。
在康熙皇帝眼里，大清国四品以上官员多如牛毛，根特木尔仅是边境上一个少数民族军事将领。为什么朝廷要如此大动干戈，由皇帝亲自反复签发追逃的谕令，严厉要求俄国务必要送还这个部落呢？
首先，这次叛逃的规模非常大。按照俄方的记载，“根特木尔九个妻子，三十多个儿子，他的部族合起来有三百多人，而且都配备头盔和长矛[52]”。要知道，在清朝当时的东北边疆，有这样一股军事力量相当可畏。朝廷与俄国入侵者几次交手，对方远征队的规模，大则不超过五六百人，少则一二百人。所以，三百人的军队，可能在当时的中俄边境上制造很大麻烦。况且，根特木尔和族人世居于此，对此处的风土民情、地理人文都特别了解，他们真若兴风作浪，其害非可小视。第二，当时大清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尤其是南方的三藩割据和北方喀尔喀蒙古潜在的叛乱意图时刻威胁着中央政权。根特木尔的叛逃对当时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各部都是一个极坏的信号。如果清廷不能迅速遏制住这个叛逃的势头和影响，不把根特木尔绳之以法，严厉处决的话，弄不好会造成连锁反应——边疆少数民族部落只要和清朝发生矛盾，就去找俄国寻求庇护。这个是一个更为麻烦的后果。
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向心力是维持古代中央政权非常重要的统治基础之一。在历史上，边疆各个少数民族，尤其在一个王朝鼎盛时期，基本上都能保持对中央政权的忠诚。但是，民族的分裂、叛乱势力自古以来就长期存在。尤其清朝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它更深知这中间的利害关系。任何程度、任何规模的少数民族分裂势力都是它所不能容忍的。朝廷之后耗费巨额军费，出动数十万大军，剿灭蒙古噶尔丹部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这种势力一旦变大，帝国必然会分崩离析。所以根特木尔这种叛逃，是危害统一的原则问题，绝对不容马虎和大意。
因此，在朝廷处理叛逃问题期间，由康熙皇帝亲自发布的谕旨就有两件。其中康熙九年五月十三日的一件，更是通过俄国的信使，直接传递给俄国沙皇的国书。国书中提到：
黑龙江一带，有罗刹国之宵小，劫扰我捕貂之朱舍里、达斡尔等，并有我根特木尔叛逃投靠罗刹等情。正欲派兵征讨，又闻罗刹者乃察罕汗属民，随派人探查是否属实。……今据尔所奏，愿求永远和好，则应还我逋逃根特木尔，嗣后勿起边衅，以求安宁。特谕。[53]
对于康熙皇帝的要求，俄国方面起初采取了一种虚与委蛇的态度。他们既不明确表示拒绝，也不明确表示赞同。同年，俄国尼布楚军政长官派遣米洛万诺夫到中国来沟通此事，在训令中提到：
博德汗如果问及根特木尔之事及军政长官因何不遣返根特木尔？则（应如此回答），无君主谕旨，军政长官不敢将根特木尔遣返，盖因彼根特木尔年老多病之故。关于此节，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军政长官已向莫斯科我大君主奏明。如大君主准予遣返根特木尔，我自当立即将其送回。[54]
康熙十四年（1675），俄国以协调处理根特木尔叛逃事件和在黑龙江流域由其入侵而引起的双方矛盾为名，派遣外部衙门的翻译官员尼古拉·加弗利洛维奇·斯帕法里为专使，出使中国。虽然斯帕法里名义上是到中国解决矛盾，但实际上在沙皇给他的训令中，完全不涉及上述两个内容。他的主要任务仍是探听中国方面的情报，试图让中国皇帝准许与俄国的贸易等等。一六七五年三月，斯帕法里从莫斯科出发，历时半年，抵达伊尔库茨克[55]，当时根特木尔就居住在这座城市里。斯帕法里抵达这里后，特地召见了他。他对根特木尔说，此次他奉命前往中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皇帝屡次要求俄国将之送还。而且，等他自己抵达北京后，预计中国方面会更加严厉地提出这个要求。根特木尔随即表示宁死也绝不愿回中国去。[56]斯帕法里安慰根特木尔并向他保证，绝不会将他交还给中国人。
随后，斯帕法里抵达北京。为了能见到康熙皇帝，他不惜违背沙皇的禁令，同意到礼部去观摩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并且答应在觐见时行跪拜礼。在他抵达北京的第三天，康熙皇帝决定接见他。理藩院通知斯帕法里在拂晓前的一个小时就抵达紫金城外。日出以后，太监和几名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引领着斯帕法里来到紫禁城内城的一个广场上。此时鼓乐齐鸣，在庄严而宏大的气氛感染下，斯帕法里不得不朝着大殿行三拜九叩大礼。这套礼仪持续了将近一刻钟，随后，太监引导着斯帕法里见到了时年二十三岁的康熙皇帝。
在柔和的音乐声中，斯帕法里奉命再次向皇帝叩头，年轻的康熙并未说话，示意太监赐茶。皇帝自己饮了一口茶，随后放下茶杯，即退入后宫。整个过程十分短暂，斯帕法里任何事情也没做，仅从远处看了皇帝一眼，就云里雾里地被带回了理藩院馆驿。他不知道，这一套礼仪，仅是为了让他一睹天邦大国皇帝圣颜而已，这在当时的中国，已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和恩赏。
一个月后，斯帕法里再次接到理藩院的通知，皇帝要设御宴亲自招待他。俄国使臣一行被安排在了离皇帝很远的地方，宴会上康熙皇帝问了他很多问题。譬如说俄国沙皇年纪几何？是否亲政了？使臣自己年纪多大？中俄之间旱路多远？等等。但是整个宴会的过程中，俄国使节和大清国臣子们一样，都是匍匐在地上，一直到宴会结束。
被迫接受了两次中方的朝礼后，斯帕法里决定不再屈服。几个月后，中国方面通知斯帕法里进宫，接受康熙皇帝回赠给俄国沙皇的礼物。适逢天下着小雨，当中国官员试图再次让俄使跪在泥泞的地上接受礼物时，被斯帕法里断然拒绝。最终，他站着接受了礼品清单。
几天以后，皇帝再次召见斯帕法里，这一次的会见氛围明显紧张了许多。俄使在紫禁城里等候了将近两个多小时，然而并未见到皇帝本人。理藩院尚书代为转达了皇帝的口谕，称康熙皇帝对于俄国沙皇的国书不愿回复。因为，斯帕法里在接受圣主回赠礼物时立而不跪，有损天朝威仪，皇帝甚为不满。而且，康熙皇帝多次要求俄方遣返根特木尔，俄方却置若罔闻，在这件事情处理完毕之前，恕天朝不能办理与俄方相关的任何其他事务。而且，理藩院随即提出了三点更为严苛的条件和要求，这三个条件依次是：（1）立即遣返根特木尔并由俄使亲自送往北京；（2）再次派来的使者，必须是一位通情达理、遵守天朝礼度之人，绝不能再做出任何有违天朝习俗和威严的事情；（3）在边境上的罗刹（俄国入侵者）应永远安分守己，不能再做出入侵和挑衅的事情。这三条要求，俄方如不能兑现，以后俄使来华，概不允入，非俄特使不能再来，即便是商人也都绝不能再来。一六七六年九月一日，中方将斯帕法里礼送出境。[57]
此后，中方又多次要求俄方遣返根特木尔，然而一直到中俄再次因领土纠纷在雅克萨爆发战争时，这件事也未能得到最终解决。[58]
第八节 大战之前的中国形势
俄国向东北亚逐渐扩张的策略历来是双管齐下的，他们一方面源源不断地派出使节团做外交商务活动，另一方面以哥萨克人为先导的武力掠夺土地并没有因为前期的军事失利而停止。
只是这一阶段，俄军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军事策略。康熙五年，俄国侵略军在尼布楚修筑了木城，派兵据守该处。这一时期的俄国入侵者在中国边境的各种军事行动已经引起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警觉。康熙八年，山西道事监察御史[59]莫洛洪通过兵部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黑龙江）宁古塔外，黑镇以内，皆朝廷供貂百姓所居之地，而罗叉（即罗刹、俄罗斯）常为进犯。其宁古塔亦应酌量添兵。如此沿边布置设兵，严加守备，则边圉永固矣。[60]
山西御史上书谈论黑龙江的军政，这看起来有些驴唇不对马嘴，超越了一般的官场常规，但是在清朝这一时期的官方档案中发现有非常多的此类奏折，也就证明“俄祸犯边”这件事已经成为一件严重威胁朝廷安危的大事。
康熙初年，朝政局势非常复杂。在康熙帝亲政之前，总摄朝纲的是以四位辅政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为首的政治集团。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四位辅政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尤其索尼和鳌拜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半公开化。在这种形势下，皇帝和辅政大臣[61]无暇及时有效地处理这件事。
随后几年，康熙皇帝还是能不断接到黑龙江方面传来的俄国进犯的边报。因此，他也不断要求黑龙江等处将军要加强防务、整军备战。但自康熙灭除鳌拜亲政以后，从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清帝国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之初，伙同耿精忠、尚可喜挥师北进，势力一度扩展到长江以南绝大部分区域，朝廷在南方连战连败。一直到康熙十五年，陕西提督王辅臣降清，战局才稍有转折，朝廷也才稍获喘息之机。[62]另外，从康熙八年以后，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患连年不断，黄河几乎每年决口一次。
至康熙六七年间，各处大水，黄淮并涨。……淮河之水，田高、宝诸湖直射运河，冲决高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县（高邮、江都、山阳、盐城、宝应、泰州、兴化）之田者多，而赴清口会黄入海者少。……夫以万里远来滔滔之水，竟无路可去，则势必冲突内溃，而河南、山东二省恐俱有沦胥及溺之忧。[63]
在此期间，又发生了苏北地区运河百余口决堤的灾情，事关清廷经济命脉的漕运也因此大受影响，这些天灾人祸都让清廷内政局势雪上加霜。于是，康熙皇帝不得不集中力量先解决国内的各种危机，所以在处理沙俄入侵以及中俄外交方面，就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到了康熙十九年，情形就不一样了。朝廷对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已经宣告胜利。此时盘踞在闽浙、两广的叛军余部已经被完全剿灭，而平西王吴三桂也已经去世两年。进入春天，清军开始攻入云南，基本上完成了平叛。就在南方捷报连连的时候，北方边疆局势急转直下。
九月，盘踞在雅克萨的俄军再次骚扰劫掠博尔麻塔河河源的村庄和居民，理藩院将俄军入侵的形势呈奏给康熙。[64]与此同时，另一个更为棘手的危险正在悄悄蔓延。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势力在喀尔喀蒙古西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且，康熙皇帝开始不断地接到他和俄国之间相互勾结的奏报。
噶尔丹出生于顺治元年，早年曾在西藏拉萨皈依喇嘛教，并学习藏传佛教。正是这一段经历，让他和西藏活佛五世达赖产生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为日后掌权获得西藏方面的支持打下了基础。噶尔丹所在的准噶尔部是我国西北边疆厄鲁特蒙古四大部族之一。明末清初，该部分裂为四个部分，即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65]
噶尔丹于一六七一年取得准噶尔部统治权，随即开始想方设法与俄国进行沟通。当年夏天，他就遣使进入俄国所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向当地军政长官苏马洛科夫递交书信，声称自己并不反对俄国在蒙古诸部落征收贡赋。[66]之后，几乎每年都有噶尔丹的使者被派去俄国，这个频率甚至高于当时俄国和清廷的互通。
康熙十八年九月，就在康熙皇帝接到俄国入侵边报的前一年，他接到了噶尔丹的一封书信。书信称，噶尔丹已从西藏活佛五世达赖处获得“博硕克图汗”（意为持教受命王）的封号，他要求清廷承认他的封号，并宣称建立“准噶尔汗国”。这是厄鲁特蒙古部族后人继也先[67]之后二百四十年，再次获得这一汗位的封号。康熙明白，此时的噶尔丹已成心腹大患。
一六八二年，在清廷彻底结束对三藩的平叛后，康熙帝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北方。此时的北方面临着两个极为不同而又互相牵连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入侵日甚一日；第二个问题即是由于准噶尔部的崛起，喀尔喀蒙古诸部落间的平衡被打破，各部之间纷争不已。且准噶尔部与俄国相互勾结，关系似乎十分融洽。一旦让蒙古贵族和俄国入侵者取得实质上的联盟，那么局面将不可收拾。
面临这两大棘手的难题，康熙皇帝决定采用逐个击破的策略。而且，他认为俄国人远途而来，立足未稳，故而处理“俄祸”宜急不宜缓，缓则生变。而蒙古是历朝历代中央帝国北方边境的巨患，情况更为险恶，故宜缓不宜急，急则不达，应该徐徐图之。
对待俄国人，“上乃深为筹度，谓若辈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畏，将至蔓延，遂决议征剿。”[68]而对待喀尔喀蒙古和西蒙古的问题，康熙展开了自己高超的外交手段。
一六八二年初，就在雅克萨战役爆发的前夕，康熙帝遣使深入喀尔喀蒙古，馈赠给除准噶尔部以外的各部极为丰厚的礼物。蒙古诸部落间取得共识，一旦朝廷发兵征剿俄罗斯入侵者，蒙古诸部予以协同方便，并从即日起切断和尼布楚城内的俄人之联系。前往谈判的是满洲贵族玛喇，他在呈交给康熙的文件中提到：“臣请敕喀尔喀彻臣汗收其所部附近尼布潮（即尼布楚）者，兼禁贸易。”[69]由此，清廷成功地切断了在黑龙江上的俄国入侵者与蒙古诸部落之经济往来和物资补给。
暂时稳住了喀尔喀蒙古后，康熙皇帝终于下决心要武力教训一下俄国。
第九节 雅克萨之战
康熙十九年（1680）九月二十二日，这是康熙大帝下决心要对沙皇俄国改变国策的一天。[70]此日清晨，一份题为《理藩院奏报俄入侵形势本》的绝密文件经当值内大臣之手，呈送到了南书房的桌面上。奏报称有数十人的小股“罗刹”盘踞在雅克萨城，不时骚扰大清境内乌苏里江流域的居民，劫掠博尔麻塔河河源处的村庄。这个情况对于大清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而言，乍一看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付这样小规模入侵，对于刚刚挥师数十万荡平南方三藩叛乱的康熙来说简直是如同疥癣，不堪一提。但是疥癣之疾往往比如山大病更让人难受和头疼。
要知道，使用武力，永远是解决领土纠纷最直接和简单的办法。但是，平心而论，绝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原因很简单，能不能彻底解决领土纠纷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一，能不能实际有效地控制争议地区；第二，这种控制能不能得到对方和其他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承认。通常来说，解决国际争端，武力打击本身并不重要。康熙皇帝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千古一帝”，还是自有其过人之处。他在某种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打算。对待牛蝇一般的俄国流寇，顺治朝的四次战争经验已经说明只要朝廷的各级官员、将领正常发挥他们的水平，在战术层面击败这帮流寇应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用武力彻底解决边疆问题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在战略层面毁灭性歼灭来犯的侵略集团。具体说就是朝廷派大军征讨俄罗斯，打过乌拉尔山占领莫斯科，彻底把这个国家从世界地图上抹掉。尽管康熙爷很年轻，但他显然不是脑残，也不是愤青。这种军事设想的可行性几乎为负数。二、就是军事打击辅助以军事防御的基础设施建设。换句话说，就是打完了，你要守得住。实践证明，这种构想可行性也很小。首先，居住在该地区的基本上是以狩猎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自古以来没有大规模农耕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驻防军队后勤补给无法实现。并且，这群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居住相当分散，技术上无法实现短时期的兵员补充。三、就是来一次打一次。在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清代，任何一次战争动员不论规模大小几乎都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顺治朝的围剿行动看似规模很小，但据当时档案记载也是动用了甚至远达江苏、福建的国防和财政力量才完成的。显然，这也不现实。那么，通过以上三点也就说明，解决中俄领土主权纠纷不能完全依赖单纯的军事行动。如此一来，虽然这时候的中国还完全没有近代外交的概念，而事实上的中俄两国外交斡旋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展开了。
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一日，理藩院就“雅克萨—尼布楚问题”向俄国提出了首次严正抗议：《康熙帝遣部臣宣谕占据雅克萨之俄官退还侵地》。内容有这样的话：“（俄国）居我多伦禅所之地，不亦谬乎？尔等速撤回尔国人。”多伦禅所指的就是雅克萨、尼布楚这一片土地。这翻译成现在的意思就是说：“雅克萨、尼布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大清国领土，我国对该地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俄国应该立即停止侵犯我主权的行为。”
两年后，理藩院再次提出抗议——《理藩院为要俄遣还逃人撤出侵地事致雅克萨俄官咨文》：“俄罗斯国罗刹等，无端犯我索伦边疆，扰害虞人，肆行抢掠……过恶从甚。朕不忍即遣大兵剿灭，屡行晓谕，令其自释过愆，速归本地……”[71]这次的言辞就更加激烈了：“俄罗斯国不顾中方反复抗议，一再做出侵犯中方主权的事情，中方有能力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希望俄方能够认清事实，停止危害中方主权的做法。”
再两年后，康熙二十四年二月，黑龙江领兵都统朋春再次提出严正抗议——《为要俄撤至雅库遣还逃人事致雅克萨俄官咨文》：“我圣主前曾多次派人或行文，令尔等撤回本地……（尔）反愈加侵入我内地，骚扰地方……因尔等仍不撤出雅克萨，我圣主（意）钦命本都统等率领官兵征讨尔等。……若即刻攻城，定将尔城化为灰烬。然岂止罗刹，但率土之民，我圣主无不恻然垂悯，愿各安居乐业。故再三宣谕，不忍遽加剿除……”[72]最后这份抗议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战前通牒了：“屡教不改蹬鼻子上脸我就打你了啊。”
所以，康熙皇帝很快就意识到，单纯的外交抗议显然也无法根治这一问题。四年来俄国对于中方的抗议视而不见，根本不理。那么，两国之间解决领土纷争的途径显然面临着重新评估和重新决策。
在康熙皇帝决定彻底修正通过两国和平协商解决这一问题之前，他还于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八五年，做了两次最后的努力。这一次，他决定绕过两国的外交机构寻求和俄国沙皇直接对话。三月间，他连续给沙皇发了两封国书《康熙帝为再次敦促俄人即速撤出雅克萨事致俄沙皇敕书》和《康熙帝为要俄国撤出雅克萨以雅库为界事致俄沙皇敕书》。康熙皇帝在信中非常耐心地对俄国沙皇说：“向者，尔国居于尔界，未曾侵扰我界，边民咸宁。后尔罗刹入侵我境，骚扰地方，抢掠百姓妇孺，滋事不止。为此，朕本应即发大军征讨。唯恐兵革一兴，沮坏历年和好，加害于边民，故不忍出兵。曾降谕，令尔撤回罗刹，勿生事端。尔反愈加派罗刹窜入我内地……倘尔怜悯边民，使之免遭涂炭流离之苦……即当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为界……如此，则疆圉帖然，而无侵扰之患，贸易遣使，和睦相处。”[73]这段话，单从文学上来说，写的是有理有力有节。既然你要和平，赶紧撤军，这样还能和平共处。显然，这时候，康熙仍然希望这件纠纷能够得到和平的解决。
从康熙二十年（1681）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五年间，由皇帝授意发给雅克萨—尼布楚地方占领军负责人的正式书面抗议是三次。皇帝亲自发出的警告和抗议是两次。要知道，三百年前，传媒和通信成本是非常高的。从莫斯科抵达北京要将近两年，从雅克萨到北京要数月之久。这样的抗议频率已经算是非常高了。中方一共五次正式警告俄国，然而都没得到正面积极的回应。
康熙二十四年，在平定了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以后，正踌躇满志的康熙皇帝显然没有无限期严正抗议下去的耐心。既然是对牛弹琴，那犯我边界者，虽远必诛！
在最终决意动武之前，康熙帝又仔细地分析了顺治一朝对俄国的几次用兵。他认为，先帝朝虽然能够在战术上击败敌人，但屡次用兵最终不能剪除罗刹之患的原因是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74]所以，这一次开战前，康熙帝亲自对大小各种细节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首先派出正白旗蒙古副都统郎坦[75]和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朋春等人率领所部官兵以捕鹿为名，到达斡尔和索伦族之聚居区（大概在今天的嫩江流域）侦察俄军入侵的形势。除去他们这一路队伍负责侦察外，还另外派了蒙古科尔沁部百余人、黑龙江宁古塔部八十余人，也到达斡尔和索伦去，配合他们进行侦察。
与此同时，康熙帝知道东北边境作战，水陆不可偏废，特地敕户部拨巨资对驻防宁古塔等处的水师战船进行整修、备战。他甚至认为，这样工作所耗库银实在巨大，不能放之任之，因此破例派户部尚书伊桑阿亲自前往宁古塔督办。户部尚书协办边疆防御反击的军事任务，足见康熙的重视程度。随后，他又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多次专议对俄国用兵备战一事，并命传教士南怀仁[76]督造红衣大炮和拨发“兵丁鸟枪”，装备队伍。大军所需粮草，特地从科尔沁部征集，调拨一万两千石粮秣，足够大军支应三年。为保这次军事行动后勤保障的万无一失，他还命令担任主要军事任务的郎坦等部在朝廷下达军事命令数年之前，就地组织部队开展军屯耕种，以备在该区域长久作战之计。[77]
此时此刻，万事俱备，只等朝廷一声令下，数千健儿将血洒疆场，为国尽忠。
一六八五年五月，郎坦和朋春接到命令，率所部三千人经水路、陆路同时出瑷珲和齐齐哈尔，向雅克萨进发。[78]六月，大军进逼雅克萨，在朋春招降无果后，清军开始列炮攻城。俄军在首领托尔布津的带领下，激烈还击。俄军瞬间阵亡一百余人，城内牧师列昂捷夫认为死守无益，主张议和[79]，而冒死突围的哥萨克骑兵，皆为台湾将领林兴珠所部藤牌军歼灭。眼见突围无望、死守不能，托尔布津遂开城乞降。
罗刹恃巢穴坚固，不肯迁归。于是二十三日，将水陆官兵分二处列营夹立；二十四日夜，将神威将军（红衣大炮）等火器移置于前；二十五日黎明并进急攻，城中大惊内乱。少顷，罗刹城守头目额里克舍等出城，军前稽首愿降，乞贷犬豕微命。[80]
对于俄国投降的士兵及属地居民，朋春遵照康熙皇帝战前“勿杀一人，俾还故土”的旨意，并没有为难他们。投降士兵中，有四十八人明确表示不愿回俄国。郎坦、朋春准许他们一起随朝廷军队返回北京。
清军捷报传回禁城，康熙皇帝当然非常高兴，他亲自出城数十里迎接凯旋将士，在古北口他热情地宴请了参战的主要将领，并兴高采烈地讲道：“征罗刹之举，众心皆以路远难之，朕独断兴师致讨。今仰荷天眷，遂尔克之，朕心嘉悦。尔将此捷音传知诸王大臣。”[81]他的意思是，当初要打，你们都说山高路远坑深，别打。我说没事，打他！结果怎么样？赢了吧？显然这时候他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当然有人高兴就有人哭。正当清廷捷报发往首都北京的时候，俄国边疆“遭到严重侵略”的书面报告也十万火急地发往了莫斯科。此时，俄国沙皇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同时在位，摄政王索菲亚公主总理国内事务。俄方的奏报称，一六八四年中国方面突然攻击阿尔巴津（雅克萨城），焚毁俄城，将三十一名（实为四十八人）俄国属民掳至北京。俄方当即驰书给康熙：
大皇帝背弃原先与俄国的良好友谊，不说明正当理由就发动战争，说什么俄国边民侵犯中国人，要求加以制止……这使我国两位大君主（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尤其感到新奇。……尽管你已经采取了敌对行动，但我两位大君主仍然谕令本国军队避免采取流血事件，并已派出大使……力图平息争端……以求两国友好相处……[82]
应该说，俄国这一封国书所叙述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康熙帝战前几次警告俄方，并不断地派信使亲自前往尼布楚去和俄国交涉。这内中情况俄国高层统治者不可能完全不知道，所谓“不说明正当理由就发动战争”，完全是俄方之借口和托词。
康熙皇帝本来也觉得这次征讨进行得这么彻底，差不多应该解决纠纷了吧。雅克萨城都烧了，三十多个俘虏也给带北京来了。他甚至还大发慈悲地把这三十多个俄国俘虏编入了蒙古八旗的上三旗，真是仁至义尽。[83]连清朝的诸王大臣也都上书说：“皇上仁政，上符天意，国祚绵永，万年无疆之休，臣等不胜惊喜。”然而，这边庆功会还没开完呢，边报又到了……
在沙俄发往北京的国书尚未抵达时，摄政王索菲亚公主即决定重发兵六百人增援远东边疆。所以，清军刚刚撤回本界，俄国的武装力量就在托尔布津和另一个叫拜顿的德国人带领下，卷土重来占领雅克萨。
俄军去而复来，黑龙江副都统萨布素[84]不敢怠慢，即将该情况奏报朝廷。还沉浸在第一次雅克萨之战胜利喜悦中的康熙帝闻讯震怒，严令据查形势，随即诏发谕旨：“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85]
在帝国统帅的雷霆高压之下，萨布素紧急奉旨再起水陆各部精锐主力一千五百余人，前往征剿雅克萨之俄军。清军再次抵达雅克萨后，几经增兵后，原来的一千五百人已经扩充到两千余人。城内俄国守军一共八百人左右。从当年七月底，清军包围雅克萨，在例行的劝降无果后随即攻城，一直到八月初，未能破城。
八月初，清军在炮击雅克萨的过程中击毙了俄军指挥官托尔布津，俄军改由拜顿代行指挥，但是仍然拒绝投降。炮击和攻城一直持续到八月二十五日，这时候清军已经围攻了近三十天，在雅克萨城内仅剩下六十六个老弱病残的情况下，清军依然未能攻下该城。此时，俄国摄政王索菲亚的议和书被送进南书房。康熙帝旋即下令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开始准备和俄国人谈判。两次雅克萨之战，至此宣告结束。
可以说，清廷确实为这场雅克萨之战进行了精心准备，以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根除数十年来“罗刹”对帝国北疆的威胁。这些准备，除去我们之前叙述过的查探俄军入侵情报、配备军队武器装备和保障大军后勤补给之外，在康熙二十年，皇帝还亲自东巡，于松花江上“观兵”，查看该处备战实际情况。次年，朝廷更是下决心“永戍黑龙江”，设置黑龙江将军府，并任命熟悉边情的萨布素为该处将军。经过三年努力，清廷修成从墨尔根（今嫩江县）到雅克萨对岸总计二十五站、全长一千三百里的驿站；永久性地建立了黑龙江水师，建造了大小战船和运输船只几百艘。如果说没有这些后勤上的充分准备，雅克萨战争很难最终取得胜利。[86]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而言，两次雅克萨战役，清军虽在人数上都具备很明显的优势，却最终都未能攻进雅克萨城。尤其萨布素指挥的第二次战役，清军在进攻上遇到了极大的麻烦，战役进行得尤为吃力。
照常规分析，战斗末期，清军几百人打俄守军几十人，朝廷军队纵使再不力，何至于面对六十六个残兵败将还拿不下城池？我们认为，固然有朝廷等待时机，寻求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出于中俄两国当时军事装备和部队实力的差异。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俄军部队配备有三百只火绳枪。火绳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枪，在当时已经不算是先进的装备了。这种装备和清军所配备的“兵丁鸟枪”杀伤力大致一样。但是，俄军配备的数量远远多于清军。清军士气最盛时虽有近三千人之众，全军却只配备了一百多支“兵丁鸟枪”。[87]这种规模很难形成有效的杀伤力。但是，到了第二次雅克萨战役中，俄军基本上淘汰了火绳枪，改用一种新式的燧发枪来装备部队，守城俄军配有将近八百支这种武器，几乎达到人手一支。这种燧发枪比火绳枪更为轻巧，射速达到每分钟两发，射程更是达到了将近三百米，远远地优于前者。[88]正是这种较新式武器的应用，给萨布素军队的进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双方军力的差距从各自的伤亡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根据拜顿在战后给俄方的报告中所记述的，清军第二次围困雅克萨历时将近十个月，伤亡人数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人，而俄军守城约八百人，最后仅剩六十六人。双方伤亡比例大致在二比一。[89]
这一仗打出了太多的问题，大清国精锐武装力量由名将指挥，经过充分的战争动员，打一支半业余的俄国杂牌军。在战争后勤补给、群众基础，甚至战争士气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居然历经一年不能结束战斗，唯一可以拿出来充当理由的就是俄军装备了这八百余支新式火枪……
可以说这一仗打出了大清国的虚假繁荣。很可惜的是，在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的巨大光环笼罩下，康熙帝没有能够认真地思索这个问题。几百俄军，装备几百条火枪可以把数千清军挡在城外，那么如果是他们手里的武器再先进些，人数再众多些呢？时至今日，我们只能说，一个悲剧的种子已经在所谓的盛世中深深地埋了下去，只等着日后慢慢地生根、发芽和结果。
第十节 准备议和
前面说过，萨布素指挥的第二次雅克萨战争清军打得格外憋屈。如果完全这样下结论，似乎还有一个疑点。照常规分析，战斗末期，两千人打几十人，朝廷军队即便再废物，那就是用人堆也堆进雅克萨了，何至于面对六十六个残兵败将还拿不下城池？于是有人提出，这是康熙皇帝为了给后面的谈判创造条件故意而为之。这样的假设也并不能说完全不成立。前面就提到过，康熙皇帝自身对解决中俄领土主权纠纷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他知道单纯靠武力攻伐不可能彻底解决，打事实上就是为了将来要和谈。但是，“故意为之”这种假设缺乏相应的证据。在清代外交内政的档案记录中，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在发动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之前，康熙在战术上做过这样的决策。一般来说，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计划在战争开始之前就要对前线指挥员做翔实细致的战术安排。但是，现在找不到当时康熙发给萨布素的任何关于这点安排的谕令。如果说打是为了和谈，那毫无疑问，打得越狠将来在谈判桌上的和谈筹码就越足。当时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全歼雅克萨城内俄军更大的胜利，况且这本身也可以作为绝佳的谈判筹码。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康熙皇帝“故意围而不打”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从萨布素发给朝廷的作战记录和汇报总结中来看，在战术上他一直都是立足于打一场歼灭战。无论是战前动员、战术执行还是战争过程，他都是围绕这个目的来设计的。因为，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故意围一年多不进攻，如果俄方援军赶来，决死相拼，非常有可能造成朝廷军队被俄军里应外合“包饺子”的被动局面，这样的风险太大，成本过高，萨布素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基本不可能这样冒险指挥。如此说来，最接近真相的情况也许真的是，就算对方只剩六十六个老弱病残，清军还是很难打进去。
那么紧接着又出来一个疑问，既然这次打得这么费劲，为什么第一次征缴雅克萨的时候朋春的军队三天就拿下了？如果是清军无能，前后相差太大，似乎有些前后矛盾。关于那次速胜，比起萨布素，朋春无疑是捡了一个便宜。他面对的守军真可以说是绝对的盲流，战斗力相当低下。孙子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尽管朝廷多次警告据守在雅克萨的俄军，但是显然第一次他们在战争风险评估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失误。大军骤至，盲流一时自乱方寸，最后是自己主动出城请降。某种程度上说朋春的征剿是一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善之举”，他的军队最后也并没有真正破城。轮到萨布素上阵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了第一次的失败经验，俄国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城内的守军有六百人是从俄国各地派来正规军，在战术素养上，完全非第一次战役所能比拟。而且，在上次的战争中，虽然俄国人最后投降，清军还是决然地焚毁了雅克萨城，所以到了这一次，大多数俄国守军显然做出了决死抵抗的打算。那么真刀真枪地拉开了一干，就打出了一个前面提到的“大清国的虚假繁荣”。
至于说最后创造出来的中俄谈判机会，种种证据表明，朝廷在旷日持久的围城中实际上的战争和财政消耗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短时间内又无法实现他们既定的战术目标。而沙俄方面也清楚地知道，这么耗下去，雅克萨必破，对他们也不利。于是，俄国摄政王索菲亚遣使求和。这一来正好给了康熙一个台阶，反正最初也是要和俄国人谈判的，既然机会出来了，双方就自觉地来到了谈判桌上。当然，单纯从军事技术层面分析，清军破城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康熙作为一个战略家，不能单纯考虑战术层面的问题。他打雅克萨本身的战略目的也并不是要去杀人、烧城，而是迫使俄国和他谈判，解决争端。现在战略目的既然已经达成，那么他谕令撤军解围，是完全合理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怎么说，清军国防力量的实战能力较西方国家同时期水平已经相对虚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康熙二十六年，在沙皇俄国释放出和谈的意愿后，朝廷谕令萨布素撤军，两国开始准备正式谈判。就在俄国摄政王的议和书送达北京之前，也是第二次雅克萨战役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北京又发生了一个插曲。透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管窥当时中国对于世界的认识。
上一年，萨布素围困雅克萨战事正急，一队荷兰使节抵达了北京。这队使节出于什么目的、使团成员有哪些，已经无法悉知。不过，在当年七月二十七，康熙帝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议事，他在会议上明确地提到了这件事：
罗刹闻我师言旋，复回雅克萨筑城以居。朕思本朝频行宣谕，曾未一答而雅克萨罗刹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楚诸地隔阻，前书未达。或雅克萨罗刹皆彼有罪之徒，不便归国，俱未可知。今问荷兰国贡使，称伊国与鄂罗斯接壤，语言亦通。其以屡谕情节，备悉作书，用兵部印付荷兰国使臣，转发鄂罗斯察罕汗处，收回雅克萨、尼布楚罗刹，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逾越，则两界人民均得宁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罕汗覆奏时，令其使由陆路直来。若陆路难通，即以来疏付荷兰代奏，再以此作书发西洋各国转达之。[90]
对于俄国入侵者在首次雅克萨战役失败以后竟去而复来，一方面康熙帝很恼怒；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感到很奇怪，所以才有了“或尼布楚诸地隔阻，前书未达。或雅克萨罗刹皆彼有罪之徒，不便归国，俱未可知”的判断。但是，荷兰使臣声称自己国家与俄国接壤的动机，很可疑。对于这一点，却没有其他资料予以旁证，所以也不能确凿地断言是荷兰国使臣有意欺骗康熙。不过，从康熙自己的判断里，他是相信了荷兰使节的话。可以看出，他对于当时世界地理和各国政治现状的认识确实极为有限。不论如何，此时康熙已有了撤兵和谈的想法。等到俄摄政王索菲亚的求和书一到，随即下令撤兵，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一六八五年十一月，莫斯科决定先向北京派两名信使。次年信使抵达北京后，向康熙皇帝递交了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的国书，告诉康熙皇帝，不久就会有一名俄国的全权专使前来和清廷和平谈判、议定边界，并“乞撤雅克萨之围”。[91]康熙帝即允其所请，派御前侍卫马武亲赴雅克萨，传谕停止攻城。
此时，西伯利亚天气已经转为严寒。雅克萨城内缺少食物和柴薪，城内守军穷困苦厄至极，伤病情况甚为严重。清军解除了围困后，代行俄军指挥拜顿遣人来向清方请求给予物资和食物的补给援助，萨布素和郎坦不计前嫌，“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即予惠济。在康熙帝知道了停战前线双方的医疗困难后，还特从太医院抽调知名太医组成“医疗专家组”携药品设备奔赴雅克萨为清军和部分俄军伤患治病，[92]足见清廷对于俄败军之仁慈。
与此同时，俄国摄政王索菲亚任命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罗·阿历克塞耶维奇·戈洛文伯爵为全权大使，动身前往中国负责中俄两国边界和谈。
戈洛文是当时俄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沙皇俄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英语和拉丁文，曾经公开发表过学术专著《天球仪》，探讨天体的运行规律，在俄国科学界很有声望。戈洛文的父亲是俄摄政王索菲亚的近臣。当年老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临终时，将年幼的沙皇继承人彼得一世托付给一批心腹大臣，戈洛文就是其中的一员，算是沙皇的“托孤老臣”。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长期参与俄国对欧洲各国的外交工作，有着极其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93]
当时，俄国方面为了防止议和失败而再次引发战争，还特别做了军事上的准备。随同戈洛文大使来到中国的还有俄军步兵上校安东·冯·施马伦贝格、沙皇侍卫费奥多尔·斯里克皮增上校和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俄军还特从莫斯科派精锐火枪兵五百名，从西伯利亚诸城征调精锐步兵、骑兵一千四百余人。这个军队规模，仅从当时俄国在远东方面的军事力量来看非常可观。
与之相应的，清廷也派出了自己的使团。在得知俄国大使已抵达边境后，康熙皇帝传谕，以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索额图为钦命议定边界大臣；内大臣、一等公、国舅佟国纲[94]为副钦差，组成清廷的使节团，开始准备前往尼布楚。另外，中方赴边界谈判代表团的规模相当庞大，除了两位正一品的正副钦差大臣之外，三品以上的官员还有理藩院尚书阿尔尼、理藩院侍郎温达[95]、左都御史马齐[96]、蒙古护军统领玛喇、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十余位，协同前往，共襄办理。这种使团规模在整个清代中前期的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在中方使团出发前，为了解决双方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沟通不畅，康熙帝特别任命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为中方谈判的翻译。他还为此事特别召见索额图和佟国纲，对他们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随尔前往俄国。”[97]随后，御前侍卫赵昌奉旨赏赐徐日升两件御用的衣服，上秀精美的龙纹，按照当时的礼制这种服饰乃是皇室亲王规格。[98]赵昌向徐日升传达了康熙帝的旨意，令他再选一名同伴作为其助手，徐日升挑选了刚刚来到中国不久的法国传教士张诚（P Jean Franois Gerbillon）。
徐日升是当时罗马天主教廷派到中国来的一名传教士。他二十一岁时被派往印度传教，随后又奉调前往澳门，后经南怀仁推荐见到康熙皇帝。他具有极其高超的音乐才华，据说只要是他听过一遍的曲子，即可立即将乐谱默记下来，并能演奏。这使得康熙皇帝十分喜爱他，将他留在身边充当音乐教师。在后来的接触中，康熙皇帝发现他性格谨慎、品德端方，很符合他自己对于臣子的要求和期许，并且偶尔交办给他的大事小事都办理得及时、得体。[99]正是这些品质，让他逐渐取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和赏识。
与徐日升同行担当中方翻译的是法国传教士张诚。那时的西方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有一个严密和团结的“人事圈子”，优秀的年轻人总是能够得到前辈的及时发现和举荐。正像“老前辈”南怀仁推荐了徐日升一样，徐日升日后也成了张诚在中国“仕途”上的“伯乐”。在青年张诚抵达北京后，徐日升神甫很快发现了他的才华，并适时地把他推荐给了康熙帝。与徐日升所擅长的音乐艺术不同，张诚对西方科技很有研究。他精通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另外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也很有研究。学术的优势很快让张诚得到重用，康熙皇帝对这些学问非常欣赏，把他留在身边教授西方科技和西方哲学。
值得一提的是，一六九三年康熙皇帝患疟疾，病情极为凶险。当时，太医院的医疗专家联合数次会诊，束手无策，马上准备要下“病危通知”了。然而，就在已经当了二十多年太子的胤礽蠢蠢欲动的时候，张诚和白晋[100]冒死进献了金鸡纳霜[101]，给圣祖仁皇帝又续了三十来年的寿命……某种程度上，此举改写了中国的历史。[102]
不论如何，十七世纪末，西方来华传教士确实在中国对外交往，尤其是中俄关系的交往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十一节 西洋传教士的介入
西洋传教士在早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又十分奇特的角色。这种历史现象甚至经常令人感到十分惊奇，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并不多见。尤其到了清代前期的中俄外交关系上，两个疆域幅员辽阔、文化背景极其深厚的大国之间各项交流中，竟然有这样一小群欧洲人的参与。而且，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当时对于欧洲天主教都采取的是非常不宽容的态度。即便如此，西洋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仍然贯穿两国互动之始终，并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和兴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俄两国关系开始有交往的记载，是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的。但是西洋天主教传教士正式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却是在一六七六年尼·加·斯帕法里出使中国期间。而促成这种参与的第一位传教士，就是南怀仁。
如果说传教士是中俄关系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恐怕难以使人信服。因为，当时俄国使节来华，已经为语言沟通上做了准备。历次俄国使节前来，比起双方的礼仪之争，语言沟通并不能算是最困难的问题。因为他们随队都带有鞑靼人，可以进行蒙语的交流，而清廷的理藩院是专门有人会讲蒙古语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传教士的加入，双方的沟通更加顺畅了，但有一点很清楚，中俄双方的交往远远没到离开传教士无法进行的地步。然而，南怀仁却以斯帕法里的访问为契机，有意无意地竟然建立起了这样一种中俄和欧洲传教士之间的“三方合作”模式，这在清廷客观需要之外还明显带有一种南怀仁的主观愿望。他这样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又为何能在这个敏感时期去试图做这样一种危险的努力呢？为了将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还必须回溯一些更早的历史。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六三五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九年，罗马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经波斯传入中国，称为景教，这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因唐时称古罗马为大秦国，故又称大秦景教。那时，景教在长安兴盛一时，唐高宗时期“于诸州各置景寺，以阿罗本[103]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104]。但是好景不长，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夷教。景教和其他一些西洋宗教，当时总信徒约三千人，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在此之后便趋于式微，至残唐五代便完全绝迹。[105]
中世纪，由于元朝蒙古人的崛起，人为地割裂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天主教几乎在中国没有活动的记载。直到明朝，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技术日臻成熟，天主教的传播无论是从热情上还是规模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阶段。尤其是葡萄牙取得澳门的管辖权以后，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就源源不断地通过海上线路来到中国。
但是，由于海上的航程过于遥远，这条路径十分艰苦。况且，当时从西欧到中国若走海路必须要绕道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那里的海事条件十分恶劣，行程极为危险，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都非常巨大。所以，十五世纪以来，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一直就是欧洲天主教面临的一件重大任务。[106]
当时中西交往有两条已知的陆路通道，一是通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北经由古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第二，是向南，渡过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过西亚进入印度，再从南亚次大陆北上西藏，进入中国。虽然这两条路是确知的最为安全的路径，但在当时，至少是天主教徒却绝无可能安全通过。因为不论是挡在中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是强大的印度莫卧儿帝国，都是基督教狂热的反对者。既然这两条路都不能走通，天主教传教士们就开始猜测，中亚的最北端能不能找到另外一条陆路？这条路有可能完全穿过俄国的领土。而最早想到在西伯利亚开辟一条路线的人，又是南怀仁神甫。
南怀仁于顺治十五年（1658）来到中国。由于他精通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深受康熙帝的器重。他在清廷担任钦天监襄正，制有《康熙永乐历》，纠正了很多中国过去使用的历法中的讹误。另外，他精于造炮技术。因此，还长期在工部兼着督造红衣大炮的差事。康熙十五年，正值朝廷平叛三藩之乱的关键时刻，南怀仁密旨监制轻便的欧式山地炮，供清军使用。他监造的“神武红衣炮”，坚固灵便，对朝廷平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今论平三藩之乱者，多归功于南怀仁之大炮，非溢美也。”[107]所以，像他这样的外籍气象和武器制造高级专家是康熙帝十分信任和重点培养的。
南怀仁虽然在清廷担任职务，为康熙服务，却时刻没有忘记自己传教士的身份，他将最大的精力仍然放在传播天主教的事业上。一六八〇年，他呼吁法王路易十四，向中国多派些传教士，法王随即组织了一支近六百人的教士团企图通过海路，前往中国。不幸的是，这支传教士团队在海上经历了极其恐怖的磨难，六百人抵达中国时只剩下不到一百人。“所有其余的人不是由于船沉、疾病、被害而丧命，便是被海盗或其他盗贼掳走。”[108]南怀仁为此异常悲愤，他发誓要竭尽全力为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开辟一条安全的通道，减少这种可怕的牺牲。
那么，为什么他会想到西伯利亚可能有通道呢？在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曾经两次出山海关东巡，其中第二次到东北去，召南怀仁随驾前往。征召他前往，康熙帝是出于武器制造方面考虑，想让他前往实地考察，以备将来改进攻城使用的大炮。而南怀仁自己心里却别有打算。当时俄国入侵者已经占领了雅克萨和尼布楚，南怀仁因为接近康熙，就得以知道这个信息。既然俄国人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中国边境了，显而易见，通过莫斯科是可以安全抵达中国的。在中国的传教士中，也只有南怀仁这样的身份才有条件获得这种情报。于是，他便不断地想方设法接近俄国使节，终于在斯帕法里访华的时候，与俄国使节建立了联系。可以确知，传教士介入中俄的边界谈判，绝不仅仅是历来我们认为的单纯出于清廷需要而担当翻译任务。他们自身还负有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寻找陆路途径的使命。这种复杂的使命随后也让他们在中俄谈判中的诸多行为，变得复杂而极富争议。
南怀仁第一次见到斯帕法里是在康熙决定要召见俄国使者之前。当时，斯帕法里与在他之前访华的巴伊科夫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理藩院在传达了皇帝要接见他的谕旨以后，要求斯帕法里先将国书交到礼部，并到礼部观摩觐见皇帝的礼仪。二十年前，巴伊科夫正是因为拒绝这样做而被驱逐出境。在沙皇给斯帕法里的训令中，这种行为本来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南怀仁说服了斯帕法里。
一六七五年五月十五日，南怀仁在理藩院尚书阿穆瑚朗的带领下见到斯帕法里，他用拉丁文和斯帕法里交流，巧妙地避开了清廷官员对他们二人的监听。他之所以能说服斯帕法里，是因为他向俄国使者传递了一些本来绝对不能泄露的清廷最高国家机密。他对斯帕法里说，现在，中国南方正在爆发严重的危机和叛乱[109]，目前清廷不可能对北方有大规模的军事动作，所以俄国人在北方暂时很安全。如果说，俄国真的想和中国达成和平协议，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此俄国使者不应该为一些细枝末节的矛盾而使这次访问无功而返。南怀仁告诉斯帕法里，和中国人争执礼仪问题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这个世界的主宰，任何其他国家的君主，不过是他们的奴仆而已。康熙皇帝所以不愿亲自接受俄国的国书，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和其他君主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
接下来南怀仁和斯帕法里的这番交流，更具争议。他表示，耶稣会士倒是很希望俄国大君主可以用武力攻打一次高傲的中国人，以便使他们知道欧洲人真正的实力。如果俄方不交出根特木尔，他向斯帕法里保证，等到康熙平定了南方的叛乱，必然会去攻打阿尔巴津[110]和涅尔琴斯克[111]这两座城。如果俄国大君主不愿意交出该逃犯，则应在上述城市多派军队，以便早做准备。
最富争议的是，南怀仁对斯帕法里说，他乐意为俄国大君主效劳，就像为上帝效劳一样。[112]最后，南怀仁对俄使表示，自己冒着巨大的风险对他所说的这些内容，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国官员知道，不然的话他便必死无疑。作为对南怀仁“诚恳”帮助的回报，斯帕法里决定接受他的劝告，暂时同意按照清廷的礼节来觐见皇帝。康熙帝则以为南怀仁用言辞和道理说服了俄使，反而对他更加满意，在随后的中俄交往中，外国传教士便越发享有一定的发言权。
如何看待南怀仁和其他传教士的这种类似行为，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复杂问题。或许可以认为他们这些外国人是主动和俄国勾结，就是有意要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南怀仁为例，鉴于他当时正为清廷服务，一度官至工部侍郎，也算是朝廷的高级官员，这样一种行为无异于“卖主求荣”，非常可耻。南怀仁这么做的确对中国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像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白晋这样具备科学、气象、武器、文化等方面能力的高级外国专家，在清代前期是极端缺乏的。如果不用这些人，红衣大炮和先进历法，那时候我们研究不出来。在这方面，大清国有短板，尽管这些人有可能干了“吃里扒外”的事情，但朝廷还是离不开他们。如果我们不想让这些人蚕食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励精图治，培养我们自己的科技人才。当我们拥有了钱学森、赵九章、邓稼先以后，自然就不需要这些“外人”从中作梗了。
另一方面，看待类似南怀仁这样的传教士时，首先要将他们视为效忠罗马教廷的传教士，而不是清廷的官员。他们为清廷服务更多的也是为了换取传教方面的资本和便利。从动机上分析，南怀仁之所以主动向俄国使节泄露中国机密，无非是想换取俄国方面对天主教会的好感。如果说，他确凿地想开通北方通道，绝对不会愿意俄国长期与中国武力对抗下去。这一点，在随后徐日升和张诚与俄国人的沟通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西洋传教士竭力想促成中俄两国实现和平，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两个国家长期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那么从莫斯科通往中国这条道路也是无法畅通的。
评价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还要综合考量他们在华的活动。仍以南怀仁为例，终其一生，从顺治十五年（1658）抵达中国，跟随汤若望[113]供职于钦天监，修订历法，考察天文。后供职于工部，铸造铁炮，对朝廷平叛有重大功劳。康熙帝屡次嘉奖，亲书赐“敬天”和“万有真原”两块匾额，准其悬挂教堂以示表彰。几十年间，与许多其他传教士一起教授皇帝科技知识，也算得上兢兢业业。在他逝世后，康熙皇帝十分悲恸，亲自祭葬，赐谥号“勤敏”。[114]从朝廷官方对他的评价中还是能比较客观地展现出南怀仁神甫的一生：
朕念南怀仁来自遐方，效力年久，综理历法，允和天度；监造炮器，有益戎行；奉职勤劳，恪恭匪懈；秉心质朴，始终不渝。朕素嘉之。前闻卧疾，尚期医治痊可，仿遽尔溘逝，用轸朕怀。特此银二百两，大缎十端，以示优恤远臣之意。特谕。[115]
此后在徐日升和张诚替清廷与俄国人的沟通中，虽然也有类似南怀仁这样很恶劣的泄密事件发生，但大体上说，他们还是忠诚的：
耶稣会士（即天主教传教士）是偏袒中国人的，他们给俄国人制造了很多困难。俄国总以优待耶稣会的诺言来使这些传教士对他们产生好感；但是耶稣会士不肯走得太远，不肯背叛中国皇帝。实际上，耶稣会士一方面支持中国人，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刺激俄国人造成谈判的决裂，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116]
那么，在随后的中俄就边界问题的正式谈判中，清廷、沙皇俄国和传教士之间各自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呢？
第十二节 中俄正式谈判与条约的签订
中俄正式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之前，实际上，当时两国各自的国内外情况都迫使双方希望能达成一个和平协议。
清廷在这一时期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的矛盾愈发直接，就在中俄两国在尼布楚展开谈判的过程中，噶尔丹在喀尔喀蒙古的军事扩张越发肆无忌惮。
（六月）尚书阿朗尼奏报：“噶尔丹率军掠夺厄尔居民，……泽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遣使告急，去年噶尔丹率兵三万来侵，其弟多尔济札卜领兵来掠右翼人畜。今噶尔丹自杭爱山后至忒木尔地方，土谢图汗子噶尔旦台吉与战，大败，仅以身免。”[117]
噶尔丹吞并蒙古各部，给康熙皇帝造成巨大的威胁和压力。此时，他已经决定要用武力征服准噶尔部。而进攻噶尔丹和出兵雅克萨在战略上可大不相同。出兵沙皇俄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试探，事实上康熙皇帝对沙皇俄国整体国力、政治文化背景也不大了解。真正摊开了打，他心里没底。几次小规模区域性武装试探实际上是为了可以和俄国进行外交谈判，最终和平解决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
但是打击噶尔丹就不一样了，准噶尔部叛乱是中国的内政，打击它是为了在战略上彻底消灭敌人。满洲和蒙古是交手几十年的“老冤家”了，从皇太极和林丹汗的交手开始，满洲八旗精锐就不把蒙古骑兵真正放在眼里。他们上蹿下跳折腾，虽然也有威胁，但是蒙古各部诸汗帐篷里到底有几斤几两，康熙皇帝心里还是十分清楚的。为了让潜伏在大清西北边界的威胁彻底被铲除，他早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灭掉准噶尔部。但是，这种规模的军事行动，要耗费帝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当然也要远远大于与沙皇俄国的战争。这就非得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进行战前准备。
与此同时，俄国的内政外交也逐渐陷入一个相对混乱和困难的时期。康熙二十六年，俄国与土耳其爆发战争。四月，十万沙皇俄国精锐和五万乌克兰士兵组成俄乌联军开始第一次远征克里米亚。然而，因为乌克兰军队作战消极，再加上此次军事行动准备不充分、自然条件恶劣等因素，俄乌联军以惨败收场。两年以后，两国再次进军克里米亚，仍然失败，使俄军在东欧地位直线下降。[118]
此时，沙皇俄国国内政治局势也危机四伏。从一六八二年开始，俄国便有两位沙皇同时在位，即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但实际执掌俄国国政的是彼得一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正因为俄国在克里米亚两次远征的失败，使得国内反对索菲亚的势力变得活跃起来。两次远征失败后，索菲亚手下的射击军司令费奥多尔·沙克洛维蒂企图发动政变，最终失败。[119]这一时期，俄国高层政治彼此明争暗斗，局面十分动荡。尤其是摄政王索菲亚，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根本无力应付远东的事务，与中国维持和平是她当时为了稳定政局、争夺沙皇之位的唯一途径。所以，在俄国全权大使戈洛文抵达中俄边界时，索菲亚通过外务衙门再次传达给他一份训令，训令中说：“除非他们（指中国使节团和军队）极其明显地表示不友好和无礼进攻，绝对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对军队和其他各类人员，也应禁止他们挑起事端，违者处以死刑。”[120]
一六八九年八月九日，俄国使团抵达尼布楚，此时清廷代表早就在这里等着他们了，中俄两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高级别的会谈。
关于这次谈判要达成的任务，中方准备了三套预案。第一，以勒拿河至北冰洋为界。勒拿河的源头位置大致在现在的中国新疆边界以北。退而求其次，沿外兴安岭北支一直延伸到极北的大海深处。第三就是以贝加尔湖向北延伸进北冰洋。
当然，朝廷还有最后的底牌，实在谈不拢，上述三地都可以不要，并让出尼布楚，收回雅克萨，以额尔古纳河和乌第河为界，保持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完整，保留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最东部国土。
按照俄国外务衙门给戈洛文的训令，他要坚决拒绝满人对达斡尔地区的领土要求，缔结确立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平的条约，划分两国疆界并建立贸易关系。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那么按照俄方预计，要求一旦达成，就和今天中俄两国的边界几乎无异，连外兴安岭、库页岛等地也全部占去。
可以看出，两国之间对于边界领土划分的预期是有巨大差异的，如此之大的划界分歧，必然导致谈判过程异常激烈和艰难。第一次会谈，两国使臣互不相让，俄国人要求中方将军队彻底退出西伯利亚，并说阿穆尔河左岸各部落自古以来就向俄国缴纳实物贡，两国当以该河为界。左岸属于俄国，右岸属于中国。索额图据理力争，主张自元世祖忽必烈[121]始，所有蒙古和黑龙江上上下下之草木沙石皆属于中国之领土，断无撤兵割地之理。会议不欢而散。
再次谈判时，中方表示可以让步，索额图提出中方可退让至以贝加尔湖为界。戈洛文仍不为所动，坚持要以黑龙江为界，他甚至表示中方的要求“不但不能被接受，甚至毫无回旋的余地”。[122]中方第三次提出，以尼布楚和石勒喀河为界，戈洛文依然拒绝。[123]索额图勃然大怒。当即传令，三军开拔，围困尼布楚！中俄会谈的形势急转直下，双方均开始备战，并不断有援军赶来。索额图命令萨布素起水陆各军三千人包围戈洛文部，清军将士在城外展旗列阵，戒备森严。尼布楚城内的哥萨克骑兵帕什卡·沙波尼科夫奉命出城打探情况，被协同清军作战的温科特人所部碎尸处死。[124]两国武装冲突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此时，随索额图前来的西洋基督教传教士起到了调停的作用。
徐日升和张诚奉索额图之命，为和平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徐日升神甫和我，装出俨如出自我们自己的心意一般，私下里去见俄国全权特使。他（即戈洛文）看见我们来了，显得极为高兴，他的希冀和平之心似乎并不亚于我们自己。我们先向他声明，如果他们决心不放弃雅克萨和它附近的地方，再多费力气谈判也是徒然，因为我们的钦差大臣已经奉有明白的谕旨，不得和俄方在这一点上让步，绝不和谈。至于从尼布楚到雅克萨，以及萨哈河以北的土地，我们没法确实说明我们的人究竟肯把有关的要求削减多少。……我们两人毫不怀疑，我们的钦差大臣出于友好睦邻之心，定将竭尽全力去实现和平。俄国全权特使答复说，既然如此，他就请我们的钦差大臣将最后决定告诉他。我们二人即刻回营，向钦差大臣们汇报情况。[125]
此时，俄使戈洛文还想做最后的抗争，他托人给索额图带信，称若是清军决议开战，沙皇也会尽快派重兵来，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恐怕难出胜负。索额图回复：“俄国距此路途遥远，即便从雅克萨发兵，自有大军重重围阻，两年内绝不能开赴此地。”[126]此时，清军在尼布楚城外集结各部一万两千余人，在这种情况下，戈洛文不得已提出让步求和。他提出以雅克萨为界，沿额尔古纳河划定两国边界。这个要求与索额图临行前康熙帝交代的底线暗合，两国这才达成共识。
历经波折，公元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中俄两国代表在尼布楚城内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双边外交条约——《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对于这份条约的评价，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份条约是双方平等协商签订的，并且保障了中国北部边界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和平，为中国创造了长期和平稳定的环境。也有人说，签了这个条约，中国瞬间丧失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固有国土，《尼布楚条约》是一份不折不扣、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应该说，清政府为了达成这个条约，确实做出了极大让步。基本上也同意了俄国提出的贸易要求。这种贸易，实际上就是允许俄商来华的单方面贸易，因为在清代几乎没有中国人去俄国进行贸易活动。从十七世纪末，俄国凭借这种贸易，使得远东成了他们一个重要的财源。另外，清政府让出了贝加尔湖至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左岸等历代之中国属地，[127]实在是一种“盛世割地”的行为。
但是，中俄《尼布楚条约》，大体上看还应该说是一次自主的、平等的谈判的结果。之所以说它是自主的，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谈判代表双方都是遵照自己政府的最高指令，在基本未受到对方威胁和控制的前提下进行划界谈判。双方谈判在法律地位、出席代表与会议安保等方面的规模上大体保持了平等。这次会谈确实结束了中俄两国持续了将近四十几年的武装冲突，也确实开辟和保证了两国后来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正常的政治、经济、外交与文化交流活动。
然而，这次界约的签订，也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
康熙皇帝在两次雅克萨战役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内心的独白：
谕曰：“治国之道，期于久安长治，不可图便一时。当承平无事，朕每殚心筹度，即今征缴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钜。罗刹抗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今收复雅克萨，初心主于抚绥外国，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兵凶器，战危事，古人不得已用之。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尔，其严谕将士毋违朕旨，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尖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诚。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宣朕柔远之意……”[128]
放到中国历史中去，圣祖仁皇帝这种由古典儒家伦理道德滋养出来的仁君风范和道德情操，用任何溢美之词赞扬都不过分，也无愧于“千古一帝”的美誉。但是，不得不说，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的国家实力，也因过于自信错误地预测了历史发展的轨道。
几年以后，朝廷数十万大军剿灭了噶尔丹，清代的中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巅峰。但是，这次征剿已成为中国近代以前冷兵器时代为数不多的大规模金戈铁马的原始战争，在金属利刃的撞击声中，中国离世界越来越远……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中国人机会。十六世纪末期，俄国使节就开始频繁访华。但是古代的统治者们却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如何才能无障碍地和这群西方人真正地交流、沟通。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次和俄国的交往，如果朝廷能稍微放低身段，虚心地学习外国语言和技术；如果历次对俄国战役中的问题能够引起统治者足够的重视，从而产生改进加强和巩固国防建设的想法；如果在谈判中捉襟见肘的尴尬和一再退让的事实能够引起康熙警觉，让他做出学习西方、加强外交人才培养的决定……
可惜，当前往尼布楚的大军还朝的时候，举国上下仍然沉浸在一种暖洋洋的乐观主义情绪中，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认真地进行反思。那些大臣在丧失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后，也仍然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了却了君王天下事，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千年一遇的改革良机，就这样在他们的身边悄悄地溜走了。
同时，历史又是眷顾中国的，这样矛盾重重的体制、这样因循守旧的理念却仍然让中华文明最后一次在世界面前展现了她的强大和华美。顺治朝的三次征讨和两次雅克萨之战，中国都取得了胜利。站在世界历史大变革岔口的清王朝，选择将决定中华民族几个世纪的命运。
在败给中国后，彼得一世收起行囊，乔装改扮，放下俄国沙皇的尊贵之躯前往荷兰学习海军建设。十七世纪，在败给中国后，俄国在这位沙皇的领导下，坐上了欧洲近代化的末班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而康熙大帝，却在无数的光环笼罩下，关上了紫禁城的大门。古老的中国仍将沉沦在晦暗的蒙昧中，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随着他的丰功伟绩被束之高阁，再无人问津。
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车轮已经开动起来。康熙皇帝晏驾六十五年以后，公元一七八五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整个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蒸汽时代”。然而，从此以后，近代这些文明的辉煌都与我们炎黄子孙再无关系……
兴亡谁人定？盛衰又岂无凭？历史的演进让我们无从控制，今天只能叹息一声：当康乾盛世的一夜风云散尽，世界却早已经变换了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