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隋文帝之死，《资治通鉴》卷一八○《考异》记载了如下两条史料：
赵毅《大业略记》曰：“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惟陈蔡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法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正。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马总《通历》曰：“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官辞决，并握手歔欷。是时惟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索秘不宣，乃屏左右，夸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大业略记》和《通历》关于隋文帝被杨广害死的记载，均不为《隋书》所采用。《隋书》成书于唐贞观年间，参与撰写《隋书》的史官是否由于玄武门之变而对《大业略记》等记载有所忌讳，亦未可知。就《隋书》的记载，隋文帝在病重时很可能是杨广派人害死的。
2．关于隋文帝之死，民间一直盛传隋炀帝弑父之说，各笔记小说均载此事，史学界也大都持此观点。持此说者不仅引《大业略记》、《隋史·后妃列传》和《通历》等书为直接证据，而且还考察了隋炀帝的一贯品行，既然为一时之情欲可以公然强奸父亲的妃子，禽兽不如，而为了皇冠又为何不能弑父呢？尤其是从隋炀帝后来对参与谋杀的杨素和张衡的态度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杨素死后，隋炀帝曾说：“使素不死，终当灭族。”杨素是帮助他夺取储君之位的首要人物，为何他反要夷其族呢？而张衡在隋炀帝时一再遭贬，最后赐死于家。张衡临死时大喊：“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吓得捂住耳朵，赶紧将他弄死。隋炀帝对杨素、张衡的态度，与雍正帝对隆科多、年羹尧的态度如出一辙。所以，论者认为，其中必定有见不得人的大阴谋。
以史为鉴：
在老百姓的传说中，杨广原本是终南山间一只巨鼠转世，所以淫猥贪婪，无恶不作。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TOP1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教训38：口蜜腹剑是害人之奸——李林甫行骗
李林甫之奸，可用口蜜腹剑一词概括，李林甫之奸，与唐玄宗晚年只顾美女游乐，不管朝政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让李林甫作奸的机会，哪会出现李隆基失却美人良臣，成为“寡人”的悲惨命运。
李林甫(？—752)是李唐宗室的后裔，唐玄宗时期作恶多端、养乱启祸的首席奸臣。他于开元初年以宗室身份入仕，蝇营狗苟二十余年，竟然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时当上了大唐的宰相，而且一任就是19年。
李林甫“无学术，仅能秉笔”，素质十分低劣，却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久居要津。主要靠他“多狡数”的政治权术和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手腕，尤其是他善于伪装的两面派手腕，登峰造极。他面善语甜，骨子里却“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与人交往，“好以甘言谄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世谓“口有蜜，腹有剑”。一生“以谄佞进身”，全部仕途生涯就是以“佞”起家，以“陷人”为务。
唐玄宗初年，李林甫因嫌官职太小，但又“无学术”，便巴结当朝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代求司门郎中。源乾曜素薄李林甫，只安排为东宫“谕德”，续而迁“国子司业”。李林甫仍不满足，继续钻营。开元十四年，被御史中丞宇文融引荐，“拜御史中丞”。于是追随宇文融合伙弹劾右宰相张说，致使张说罢相。狡猾的李林甫向宇文融交换了这个筹码以后，没有再附和他们，摆脱了宇文融的朋党牵连，又钻营进尚书省，历任刑部、吏部侍郎。
与李林甫同任的另外两名宰相，一为侍中裴耀卿，一为中书令张九龄，都是“学术博洽”，敢于面诤直谏的贤相。张九龄曾阻谏玄宗说李林甫恐异日为宗庙之忧，玄宗没有听从，而李林甫则对他非常忌恨。“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张、裴二相由此成为李林甫的眼中钉。但以蜥蜴为心的李林甫很善于伪装和忍耐，尽管心中嫉恨，却夹着尾巴，玩弄善身之术。当时唐玄宗在位已久，渐渐大肆奢欲，不管政事，张、裴二相常与皇上力争，朝政矛盾日益暴露。李林甫则往往利用时机，巧伺上意，“每奏请，必先饷遗左右”，以“伺上动静”。皇上的举止动态，“皆欲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玄宗惊喜若神，十分欢心。李林甫一面迎逢皇上，一面暗中寻端觅畔，排挤张、裴二相。
李林甫倾倒张九龄，当上首席宰相后，心里十分高兴，但皇太子问题并未解决，他企图进一步利用皇太子问题去实现他的权力野心。他想废掉太子瑛，另立寿王瑁为太子，使太子和相权结合，从而架空君王，独断朝纲。因此他暗中指使亲信构陷太子瑛，而武惠妃也未善罢甘休，继续派人监视太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四月，驸马都尉杨洄再次状告太子瑛、鄂王瑶、光天琚与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铺秘密勾结，图谋不轨，玄宗又忙召集李林甫、牛仙客商议废太子之事，李林甫还是那句老话：“废太子是陛下的家务事，不是臣等所应参与的。”玄宗见宰相不反对，遂下令废除瑛、瑶、琚为庶人，流放薛铺于湘州，不久又赐死瑛等四人。
在铲除异己的同时，李林甫也大力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然而当这些亲信权位渐盛，皇恩日隆，有可能危急到自己利益时，他同样毫不留情地予以排斥和打击。御史中丞杨慎矜在构陷太子的过程中，替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杨慎矜权位日重后，他又非常忌恨，于是设计陷害，指使王拱诬奏杨慎矜行为不轨，杨慎矜遂遭灭族大灾。
欲壑难填的李林甫，“不惧盈满”，贪求富贵又唯恐有才能的人上来与之竞争。因此“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有才中于时者尤忌之”。表面上对这些人甜言蜜语，关心备至，实际上“崖阱深阴”，暗藏圈套，不断地算计别人。李林甫不仅背后陷害人，还惯于利用别人的矛盾，玩弄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来排斥异己。户部尚书裴宽，“素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人相，内心忌之。刑部尚书裴敦复“平贼有功”，受到皇上表彰，李林甫亦忌之。正好二裴互有矛盾，李林甫便从中挑唆，致使矛盾扩大，裴宽坐贬为睢阳太守，裴敦复贬为淄州太守。这样就把二裴打了下去，阻止了他们入相的机会。
天宝后期，李林甫羽翼丰满，其奸恶本质进一步暴露出来，变得气焰嚣张，凶狠猖獗，权势欲恶性膨胀。他网罗群佞，在朝中为所欲为，“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凡不顺从他的人，都蓄意打击、陷害，无论怎样有地位的官僚、贵戚、名士，只要与李林甫有隙，或不屈于李林甫，都难免遭其毒手。出于打击陷害别人的需要，他着意豢养了一批残酷的“治狱吏”，充当帮凶。“为吏深刻”的罗希奭、吉温二人是李林甫的两个心腹打手，被时人谓之“罗钳吉网”。由于李林甫心狠手毒，骄横无比，百官无不惧怕，“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尤其是玄宗皇帝嬉游于深宫之中，“或时不视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门，台省为空。”军国机务皆由李林甫在家中决策，下官把李林甫决策好的文案送交陈希烈，让他署名而已。
李林甫之所以能够沐猴而冠并久居要津，首先是因为他“以谄佞进身”，善于逢迎君主，有阿谀谄媚之才。此外，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和政治权术、多方蒙蔽君主视听，也是他小人得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史为鉴：
晚年的玄宗被早年的辉煌冲昏了头脑，认为“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又对李林甫“任之不疑”，便“悉委政事于林甫”。正因如此，李林甫才敢于或明或暗地在他面前行骗，才能够把他骗了个实实在在，毫无知觉。所谓的奸臣误国不假，而真正误国的却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明君”。在生活当中不乏很像李林甫这样的奸佞小人，我们不能像唐玄宗一样没有心机，被小人蒙蔽，要睁大双眼看清小人的真正目的，否则就难以获得成功了。
★教训39：市井小人乱政误国——蔡京拍马
谁都知道蔡京不是什么好鸟，但想想他的主子宋徽宗皇帝，只顾快活日子，游戏于声色犬马之中，他那种只顾艺术生活，不顾天下人民死活的皇帝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这样算来，最奸最误国的人竟是皇帝老儿。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北宋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他在宋徽宗统治期间，曾经四次为相，窃弄国柄长达二十年之久，以其天资凶谲，干尽了倾国乱政的坏事，被时人斥为六贼之首。怂恿、鼓励宋徽宗纵欲享乐并千方百计地聚敛财物供其挥霍，即是蔡京所犯罪行之一。
宋徽宗胸无大志，目光短浅。自从即位之日起，他就渴望着当一个穷奢极欲的快活天子，而从未想过勤勉为政。然而在起初，他还有点顾忌朝野舆论的反对，不敢胡作非为，还不得不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去奢行俭的模样以收揽人心。蔡京入朝为相之后，凭投其所好，鼓励、怂恿宋徽宗率性而为，随意去寻欢作乐，去奢侈享受。
有一次，宋徽宗准备大宴群臣，为了显示所谓天子气派，打算在宴席上全部使用玉石杯盏。但又担心人们批评他太奢侈，于是便把蔡京找来商议。蔡京深知徽宗的用心，就故意用引而不发的方式，先和徽宗谈起了他早年出使契丹时候的见闻。蔡京说：“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蔡京的用意，是想以此激发宋徽宗争强好胜的虚荣心，然后他才明确表态说，他认为用玉器侍宴是“于礼无嫌”、合乎古制的，劝宋徽宗但用无疑。谁知徽宗听了还是有点犹豫，并对蔡京说：“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言语当中流露出几分胆怯。蔡京见此，便极力为宋徽宗打气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宋徽宗听了这话，便理直气壮地把玉质杯盏摆到了宴席之上。
37-宋徽宗
为了让宋徽宗踏踏实实、心安理得地挥霍浪费，蔡京还极力粉饰太平，经常对徽宗说什么“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最为可耻又可恶的是，他居然还利用宋徽宗崇信道教的心理，随意篡改、曲解《易经》的经义，提出了“丰亨豫大”之说来进一步诱导宋徽宗胡作非为。
根据史书记载，蔡京执政期间，曾经复行方田法、榷茶法、免役法；又曾推行增价折纳之法、和籴之法；还曾屡改盐法、变钞法、铸大钱，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搜刮财货以讨主子欢心。经过他花样翻新的盘剥，民众的负担大大增加了，例如，江西虔州(今赣州市)地方的田税有的由原来的“十有三钱而增到二贯二百”，有的由“二十七钱增至一贯四百五十”。巩州的役钱则从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每岁四百缗猛增到政和元年(1111年)的近三万缗。在蔡京新法的盘剥之下，民众越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这就是蔡京倡言丰亨豫大给人民带来的“好处”。
以史为鉴：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身为皇帝，一点点的小爱好都有可能成为心怀叵测之人攻击的弱点，何况像徽宗这样奢侈的人呢？蔡京从一市井无赖之徒直升到朝廷要职和他的拍马逢迎密不可分，然而他的手段对于一个能够分别忠奸，有所作为的皇帝来说也会产生如此效果吗？当然不会。待人处事切不可像宋徽宗一样，要学点心机，不能被花言巧语的小人所骗，要分清哪些是真心的称赞，而哪些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说的谄媚之词，否则只会被小人所利用。
★教训40：逢君之恶，罪有应得——朱异阿谀
《梁书·武帝本纪》对梁武帝晚年的腐败政局曾有如下评论：
梁武帝“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绍兴)人。他自二十一岁入仕起，“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身死之后还被破例追赠为尚书右仆射，以宰相之名人葬。这份荣耀，堪称南朝以来出身素族的大臣所少有；他还以中书通事舍人之职而“居权要三十余年”，特别是在公元524年以后，朱异更是权倾朝野，“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情断，填委于前”。这种情况，也实为南朝以来历代大臣所仅见。
据《梁书·朱异传》载，朱异曾从名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在梁武帝信用的大臣当中，朱异是以“文华敏洽”、擅长吏事，“甚娴军国故实”而著名的。他在代替梁武帝草拟诏诰或批答章奏时，经常是“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毓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这种博学多才的素质和办事干练快捷的作风，使他成为梁武帝最得力的助手。《南史·朱异传》说他的“在内省十余年未尝被谴”，正是他深为梁武帝宠信的一个证明。
38-梁武帝
（扫描三才图会559下右图）
然而，如此心智不凡、才华横溢的朱异却有一个致命的恶习，这就是“善窥人主曲意，能阿谀以承上旨”。有一件小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时，朱异已经贵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可说是“日理万机”。然而有一天朱异却郑重其事地向武帝请求，要在仪贤堂内设学，主讲《老子义》。梁武帝欣然同意。朱异开讲之日，“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此事过后不久，朱异又在建康城西的士林馆内宣讲起《礼记·中庸义》。朱异何以在百忙之中又如此热衷于讲学授徒之事？原因在于，他所宣讲的这两篇著作，全都是出自梁武帝之手！讲授当朝天子的著作，既可借歌颂梁武帝的精思睿智之机大献其媚，又可顺便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当然要不辞辛劳地抢着干了。
正是因为朱异其人的人格卑下，所以当时他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却“不为物议所归”，名声很臭，为正直人士所鄙视。有一次，一个名叫傅歧的大臣当面提醒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傅歧本想利用朝野舆论来向朱异施加压力，谁知朱异却反唇相讥道：“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傅歧对此十分气愤，斥责朱异是“恃谄以求容，肆辩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
朱异以所谓“天子圣明”来为自己辩护，这纯属自欺欺人。根据《魏书·岛夷萧衍传》的记载，梁武帝一贯“好人佞己，喜谀恶谏”，而且是“末年尤甚”。朱异之所以在梁武帝面前“不能谏争”、“每事从旨”，原因就在这里。
朱异对梁武帝一味阿谀逢迎，“恃谄以求容”，的确曾经给他个人带来了富贵荣华，但最终却因此酿成了一场祸害国家与民众的大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