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在芝加哥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做了17年的研究工作，那17年是我做研究工作最成功的时候。“欧佩海（音）”他是美国战时制造原子弹理论方面的领导人，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美国原子弹发展理论方面最重要的领导是“欧佩海”，中国原子弹发展最重要的领导人是邓稼先。他们两个人我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欧佩海”是锋芒毕露的，很多人不喜欢他。邓稼先是个含蓄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 章，邓稼先在美国，他不可能领导美国原子弹的发展。同样，“欧佩海”在中国也不可能领导中国原子弹的发展。美国政府当时看种“欧佩海”做原子弹的领导人是也远见的，同时中国的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能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杜致礼是我在没有出国以前教中学时班上的学生，我们当时不是很熟。1949年圣诞节的假期之中，我有一天在中国饭店里偶然看见她，后来就很熟悉。1950年我们结婚，关于我跟她的生活会给大家放一个我编的电影。我们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1951 年出生的，到现在我都很后悔，没有跟爱因斯坦合照一张照片。但是我知道他每天四五点钟经过的地方，我就说可不可以和我的儿子照一张照片。这张就是他和我的儿子照了一张照片。
1966年的时候，美国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大学STONY BROOK，他的校长我认识，他让我到那儿去做教授。1999年我退休了。1971年，我的一生经验又有了新的变化。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开始接触，开始接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跟美国都受到苏联的威胁，所以毛主席、周总理都认识到在这种前提下，中国跟美国最好有一些接触。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在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请我吃饭，从这儿以后，我的生活有了重要改变。
在那以前，我去美国以后的几十年，基本上活动的范围在美国。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到中国来。这是1976年在我们家照的照片，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我太太一起合照的。1982年我和香港中文大学又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我母亲住在上海，上海冬天很冷，我跟她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后来我母亲很喜欢中文大学，从那儿以后我就常常去中文大学。这是我和我母亲在中文大学的11院，照这张照片时我母亲已经85岁了。
从80年代开始我常常到台湾去，这是台湾中正大学，站在我旁边的那位郑国顺校长，他是我的学生，他做校长时请我去访问这个学校。他也带我到阿里山去玩，这是在阿里山照的照片。今年我已经82岁了，我想一个82岁的人会有一些年轻人所没有的感想。2003年，我太太去世，幸运是她不是很痛苦。在去年年底我搬回到北京来，搬回到清华园。清华园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清华园盖了一个科学楼，我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楼里头。
我的一生可以算做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我搬回以后写了一首诗，叫做《归根》：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杨振宁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您认为您能够取得今天的物理学成就，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答：我想成功的特别条件是需要机遇，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出生的时候，中学非常贫困，跟我同年级的有千千万万的小孩，可是他们多半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我能够在一个被保护起来的清华园里成长，与学术空气很浓厚的校园发生关系，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幸运。后来到西南联大，能够接受最好的大学教育。
后来到美国，能够接受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恰恰我走到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能物理学，是当时刚刚开始的一个领域。一个年轻人能够跟一个领域一块成长，他能够成功的 机会是最大的。我想机遇是第一重要。当然，有了机遇还得要你自己认识到这个机遇的意义以及你自己的努力，当然你过去的经历跟你的喜爱有关系。
我想每一个年轻人，第一，对他自己有一些了解，知道自己什么东西做的好，什么做的不是那么好。第二，要对前途、可能走的方向有一个了解。这一点上，美国的学生跟中国学 生有一个相当大的分别，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生，兴趣广，东看看、西看看，这样得好处是把触角伸得广，知道哪些领域是自己容易走过去的，哪些领域容易发展。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大陆，从一开始就把学生限制到几条路上去，让他很专，这样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坏处。在座的同学，我建议在你们受教育以外，能把自己的触角伸得远一点，能够看见更多的机会。
问：杨老师的初恋看似无疾而终，但是对杨老师也有影响。请问杨老师，感性和理性在 你的生涯中各自所占的地位？
答：我想感性和理性的影响跟这个学生研究的科目有关系。像我这样学物理的人，在研究工作里感情的成分很少，可是一个人如果是诗人，那他的工作里头主要要靠他感性的成分。这个题目没法做一个普遍的回答。
问：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不是事业达到了巅峰？除了兴奋以外您还有什么其他感受？
答：我是35岁得到诺贝尔奖。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得奖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晚宴，大概有一千人，在晚宴上，每个得奖人要讲几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先就讲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讲当时的感受。我的演讲后来发表了。我主要是说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话，深深地觉得我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共同的产物。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之所以能够到美国，当然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做这个工作跟我留美有关系，我为什么能留美呢？跟八国联军有密切关系。
那个时候八国联军占据了北京城，可是后来就产生了割地赔款，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八国联军在中国受到的损失以后，剩下的钱捐给了中国，在清华大学设立了留学生制度。我在清 华大学长大，我是清华留美的学生，所以我能够出国是与八国联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中国国籍的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华人有，这是不是当前中国的 研究体制有关？能不能比较一下中国与美国在研究形式方面的利弊？中国有哪些学习改进？
答：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这个问题的提法有点不太正确。原因是我和李政道得奖的时候，我们的护照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那个时候还没有入美国籍。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华人得奖？我的回答是这样，作出很重要的工作要有很多条件，一个条件是要有很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平均起来不比别的国家的人差。第二，要有好的传统。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承认，中国的传统有他的坏处，可是教育下一代，对于年轻人有耐性、有忍力，都是中国传统好的地方。第三，要有决心。
像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没有决心，那时候还在讨论要不要引进西学，今天已经一扫而空， 不管是台湾、香港、大陆，大家都认为全国一心，要向科学技术进军。可是这些加起来还不够，还需要有经济的支援。今天比起从前好得多，可是比起先进的国家还是差得很多。资金增加以后，过一些时候，我相信在台湾、香港、大陆能够做出来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发生的，大家不要太着急。另外有了这个条件以后还要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的。我对于这个问题前途的看法是很乐观的。
问：杨先生，您好，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最令人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当您站在诺贝尔奖领 奖台上时，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当您遇到困难挫折时是怎样克服的？
答：第一个问题，我想近年来我最感动的时候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眼看着答应帝国退旗撤兵，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之中上升。我 想在座的同学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不能完全了解我当时的感受。我父亲那一代的人跟我这一代的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变化所发生的自我的一个感情，是一个年轻的人不能够了解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在20世纪初年，中国是在一个怎么样子被欺负、被看不起的状态。
所以我说1997年7月1日我在香港观礼时候的感受是最近一些年最感情丰富、感情冲动是有道理的。我一生当中遇到的困难很少，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跟大家讲的，我当时很喜欢张景昭，后来由于感情上的波动，那个是我一生比较复杂的一个转折点。我是幸运儿，我从来没有找事情，都是事情来找我的，所以没有失业的困难。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什么大的挫折。
◎说明提示：
2004年7月17日上午，在京参加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夏令营的千余名台湾学子走进了百年学府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给他们做了精彩的演讲。
杨振宁教授这次演讲的主题与物理学的精深理论无关，他以一位老者的身份向后生们娓娓道出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其间丰富的人生感悟。从在合肥、厦门、北京度过的童年，到在清华园里青葱的少年，到抗战爆发后随父母辗转到了云南；从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到远赴重洋的求索道路；从旅居美国潜心科研，到1971年重回故里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再到2003年底回到清华园定居……杨振宁教授用张弛有度的语气，讲述了自己80多年来经历的事与人。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市人。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57年由于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则于70年代发展成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此外并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卓越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