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就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等，在墨家那里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饭，草鞋布衣，劳作不止。他的学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脚长满老茧，肌肉鼓鼓，面黑如炭，活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所以我曾半开玩笑地说，墨子恐怕是个“社会主义者”（拙著《我山之石》，广西师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庄、商韩，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贴近下层人民和弱势群体。何况秦汉以后，墨家还变成了“地下党”。农民出身又领导革命的毛泽东，与之产生共鸣，或者心照不宣，一点都不奇怪。
法家那一套，既适用于“强国”，又适用于“阶级斗争”。
奇怪的是毛泽东自己并不这么说。他的说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会主义加法家路线”。这就又与晚清诸人迥异。他们的主张，可是“孔夫子加华盛顿”，即“资本主义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法家，对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齿。谭嗣同就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之二十九）他还认为，就是这一套，害得我们在世界各国眼里，变成了“蛮夷”。长此以往，还会变成猿猴、猪狗、蛤蟆、河蚌（《仁学》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么要得？
谭嗣同的这些话，毛泽东不会不知道。何况先秦诸子中，法家可是最现实、最功利、最没有梦想的。社会主义也好，人民公社也好，与法家何干呢？是不相干。但“强国梦”，与法家相干。
法家是主张强国的，而且能够强国。当年秦国的崛起，就是证明。实际上法家的那一套，确实管用。它对内有利于巩固政权，对外有利于国际竞争。这就很能打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中国梦”，包含着两个内容──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富国强兵的“强国梦”。前者考虑的是社会的命运，后者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这两个问题，都是他要考虑的。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会只考虑“中国怎么样”。他也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又必须考虑“中国怎么样”。中国必须怎么样？强大。谁能让我们强大？儒家能吗？墨家能吗？道家能吗？不能。谁能？法家。
何况法家的哲学，还是“斗争的哲学”。先秦诸子，墨家讲逻辑，其他三家讲矛盾。但儒家讲矛盾的统一，道家讲矛盾的转化。讲斗争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讲的斗争，还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也很对他的脾气。他，可是认为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能够为“阶级斗争”的纲领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无论强国，还是大同，都必须搞阶级斗争。“马克思”和“秦始皇”，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结果，则如众所周知，强国梦没有实现，国民经济反而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同梦也没有实现，反倒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可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人民公社破产了，文化革命失败了。留下的，是一堆问题。虽然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其中的教训，难道不该反思吗？
〇一个梦想，各自表述。
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
表面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两码事。但内在的联系，却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号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为公，一以贯之的，不就是一个“公”字吗？
当然也有差别。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主要讲的是权力问题，即“政权乃天下之公器”。毛泽东，却似乎还要把财产和心灵都“归公”，都“公有化”。这才有了城里的“公私合营”，乡下的“集体所有”；也才有了“文革”当中的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然而马、恩却是重视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更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取消个人权利，限制个体自由，决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法家的主张。法家甚至认为，一个国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许两种人存在，这就是农民和战士。因为农民可以种田，战士可以打仗。显然，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
法家不讲的，儒家也不在意。据金观涛先生检索，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而个人、个性这些概念，则要到五四以后才为国人知晓（请参看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显然，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毕竟，中国文化是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所以，儒墨两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强国”也好，都不讲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法家甚至还要剥夺。
这就只能让人苦笑。前面说过，从晚清的有识之士，到后来的革命党人，都认为美国的制度最好，英国次之，日本又再次。因为美国的制度，最接近“大同”。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美国，恰恰最“个人主义”。没有所谓“个人主义”，就没有《独立宣言》，也不会有《联邦宪法》，更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个人，是可以忽略的吗？
幸亏还有道家。道家也讲“大同”，但与儒墨两家有别。儒家的“大同”，是领导海选、权力禅让的“尧舜之世”。墨家的“大同”，是村长领着大家干活，有意见逐级向上反映的“人民公社”。道家的“大同”，却是不要领导，或形同虚设。人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干嘛干嘛，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看来，同样是“大同”，道家是“个人主义”的，墨家是“集体主义”的，儒家则是“折衷主义”的（既要统一意志，又要个人自由）。这可真是“一个梦想，各自表述”。实现“中国梦”，我们并非只有一种传统可以借鉴，可以继承。
只可惜，道家的这个传统，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〇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
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流行喇叭裤。某大学校方担心自己的学生受到“精神污染”，便在醒目处贴出标语进行规劝：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学生们则在标语下面贴了张纸条：请问什么裤吹得响？
这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听说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但十年以后，却有了别样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头十年，胆子最大，步子最快，思想最解放，成就最显著，以至于全国人民争相学习仿效的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
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广东。作为“天高皇帝远”的南国省份，广东历来就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地方，也是一个“自作主张”的地方。“鸟语花香”的方言，“生搬硬造”的文字，“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花里胡哨”的奇装异服，所有这些，都让“中国之人”把广东看作“化外之地”。然而，正是这“教化不及，政令难达”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着非凡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敢为天下先”。这一回，只不过再次表现出“食头箸”的精神而已。
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喇叭裤，却应该归功于广东对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直到现在，广东也仍然是舆论最新锐、环境最宽松的地方。这才有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广东经验”，有了关注民生、自由言说的“南方视角”。事实证明，尊重公民权利，保护个性自由，不是离“大同”更远，而是离“大同”更近。君子和而不同。没有了个体的差异，就不可能有“和谐”，还说什么“大同”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中国梦”，我们又为什么要“强国”？
国家富强，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无数个“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的幸福，就没有人民的幸福。这就首先要让全体国民，都成为“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人，充分地享有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如果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大同梦也好，强国梦也好，全都将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自己的反面。
实际上，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择的自由。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经商，大学生可以自主择业，所有人都可以跳槽。当然，这些选择，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动。但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更何况，无论五四以后“我的婚姻我做主”，还是现在“我的职业我做主”，体现的都是这样一个原则：我是公民，是独立的个人。我的权利我主张，我的事情我做主！
这是何等伟大的解放啊！
其实不过“同一首歌”
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与此同时，中国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根本的变化，是我们不但可以有国家的梦想，也可以有个人的梦想。比方说，自己的公司可以发展，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国，自己的工作可以调换，自己的户口可以迁移，甚至不过是自己的冤屈可以有地方申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必“集体做梦”，也不必在同一个框架和范围内考虑“个人问题”。我们可以各想各的，甚至“同床异梦”。
其实，从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到民富国强的“强国梦”，再到自我实现的“幸福梦”，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社会、国家、个人，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的。社会不稳定，个人难发展；国家不强大，个人没前途。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又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背离了这个目标，则一切均无意义。天下梦，中国梦，个人梦，岂非互为前提，彼此成全？
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大同梦和强国梦，都未能很好地实现，甚至适得其反？就因为过去这两个梦，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每个中国公民的“幸福梦”。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人民自然就幸福了，谁知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只有把每个公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才真正成为可能。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让我们意识到的。
于是我们对“中国道路”，也就有了新的认识。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既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事实上，人类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价值，比如真善美，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认识这些价值，我们就会发现，曾经被“各自表述”的“天下梦”，其实不过“同一首歌”；而看似矛盾的儒墨道法，其实不难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关键是，强国梦和幸福梦，融为一体了吗？
这就只能靠我们共同努力了。实际上，中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现“中国梦”，既要追求，又要反思，更要实践。只要有越来越多的践行者，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我们就总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
也许，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这个梦可以实现。
这个梦应该实现。
（本文刊载于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第23版）
◎说明提示：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