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者之梦：海外小说中的漂泊主题
一
流浪小说有两种：主人公心中有目的称流浪小说，无目的曰漂泊小说。如此命名，只是为了本文讨论的方便，没有其他目的。
西方文学一开始就落入尤利西斯式漂泊情结，中国叙述文学却一直缺少漂泊主题。虽然孔子流浪多年，中国读书人的人生使命也不得不远游，赴试，赴任。中国小说的人物只能作“目的之旅”。《西游记》调侃了目的性，但是没有代之以无目的性；只有董说的《西游补》把朝圣目的消融在叙述游戏之中，在精神上预示了现代。
一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真正的漂泊小说：不朽的《老残游记》的主人公，是中国文学中第一个“思索的流浪汉”。可惜，在启蒙教育目的过强的现代文学中，只有自行取消无目的性。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1926），主人公最后找到光明，找到“革命事业”；茅盾的《虹》（1929），女主人公浪迹上海，追寻超越个体的“时代精神”。
艾芜的短篇集《南行记》，看来是唯一的例外。这个例外造成新的惯例，那就是：流浪作品，是作者本人漂泊的结果，其中的故事，都是路途所见所闻。当今，台湾与海外不少作家写大陆旅游故事，大陆作家风行“行走文学”。作者们的确在行走，在中国人社区，旅行不仅是个人能做到，也是机构(出版社，电视台等)支持的，写的都是“文采记游”，一种从《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以来一直备受欣赏的文体。
作者与叙述者主题重合过多，小说与游记难以区分，结果“流浪的无目的性”，失落在叙述异域风情的目的性中。
或许，这种漂泊无目的性，能在今天的海外中国小说中，部分地得到拯救。原因倒是很悖论的：已经寄居海外，反而既无动力又无能力流浪，也缺少流浪所必要的对生活的庸常性的叛逆冲动。海外作家写的行走文学，几乎都是回忆昔日在国内的漂流。例如马建的《浪迹中国》（英译本2001，中文本2003）；京不特《时时低着头》写在东南亚的离奇漂泊；高尔泰《寻找家园》（2002）记录一生坎坷漂泊，至为动人。
因此，流浪主题海外小说，提出了相当特殊的阐释挑战：不管是什么原因流落海外，却不再继续漂泊，似乎终点已经到达，余下的生活过于实在，那就是极不浪漫地寻求谋生之道。而面对的异国风景，都熟视无睹而感觉麻木。即使海外的旅行记，都是偶然出国的观光者所写。
漂泊主题海外小说，迫使我们做另一种阅读诠释：作者本人的旅行经验，或者海外华人的生活，不能作为我们阅读的出发点：漂泊是一种象征。
国内作家笔下的流浪小说，象征一种对主流社会的拒绝姿态。徐星《无主题变奏》（1987），刘索拉的《寻找歌王》（1986），社会庸俗而追求的崇高；宁肯的《蒙面之城》（2001），贺小枫的《花瓣糖果流浪人》（2001）中的主人公不断拒绝帮助，逃避“成功”；西藏作家扎西达娃的中篇《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1985），香港作家黄碧云的《媚行者》（1999）把边缘性戏剧化。我们可以看到，漫游作品，集中在80年代中期，世纪之交这两个社会变型急剧，文化人走向边缘的时代。流浪，尤其是远离现代化过程集中表现的城市，走向荒野和原始，提供一种平衡的价值观。
海外写作不存在“拒绝成功”情结，或者说，他们的主人公不可能如此潇洒。
因此，我在此文中提出一种读解：海外小说中的漂泊主题，是海外人无根状态的象征。在海外定居，是失根的永恒化。主人公的流浪就常常是在作纯然的漂泊，空间上既无目标，时间上也无终点，动机上更无目的。
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无目的性归落到非常不同的象征化上。我选取分析的几本小说，展现了这种象征的格色状态。篇幅限制，本文没有能讨论许多海外作家的漂泊小说，例如叶凯蒂的《黄土地远行人》（1992），石涛的《正轨》（1993），陈玉慧的《深夜穿过蓝色的城市》（台北：远流，1994），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当代世界，2001）都有相当分量的漂泊情节。本文选作讨论的五部小说，在漂泊的虚实对旋上各有特点，很能展示海外文学的一些根本思想纽结。
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1976）是流浪经历小说化为“海外无根象征”的最明显作品。其中国内流浪部分之实，海外漂泊部分之虚，形成强烈的风格反差。
80年代在台湾走红的三毛，她的流浪小说有相当成分的自传，常常小说与纪实难以区分。本文将用短篇集《撒哈拉故事》（1976）与《哭泣的骆驼》（1977）作虚实倒错的典型案例。
高行健的《灵山》（1990）则是一个杰出范例，把作者可能有的实际流浪经验，化解在叙述的虚构距离之外。其中本源的追寻，被禅宗宇宙观解构，漂泊于是成为本有，成为体验外的实存。
黄宝莲的《暴戾的夏天》（1997）则把无根状态从流浪推进到极端，即死亡，无根状态对人性的毁灭性异化，从潜意识浮现为寓言。
海外中国文学的写作和研究，一直局限于“民族性”，或“文化冲突”层次。人生的最苦恼困境，个人化的体验，表现既不容易，读解更难。本文试图在个别中读出集体潜意识：每个作家不同的表现，或许指向一个共通的体验。
二
聂华苓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作家中最年长的（出生于1927年），讨论的作品《桑青与桃红》也是最早的，1976年出版（香港：友联）。
其时，“留学生文学”尚方兴未艾。这是一种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实际生活经验为题材的小说，是一种相当现实主义的文学。其主要提倡者如白先勇、陈若曦、於梨华等人，在台湾都是“现代主义”的提倡者，作品趋向于实验主义，而且为此备受攻击。悖论的是，他们一旦受到题材迫切性的压力（例如在美国体验到的种族压迫、文化冲突），则转而采用急于传达信息的表现方式。留学生文学虽然流行十多年，终因重复平浅而渐渐消失。
聂华苓这部小说，当初也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却完全没有海外生活的写实——其中有美国生活场景，却极为荒诞。此小说当时受人注意，是因为“人格分裂”被大胆地写成一人双名，叙述也采用分裂的连续双层框架。按当时文学界的看法，这是一部“不安分”的小说：“有人说它是印象主义，有人说它是象征主义，有人说它是超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意识流。”虽然聂华苓一概否定，“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写实”。
现在看来这部小说的吸引人之处，不在于这些技巧手法。中国文学经过最近30年的现代主义洗礼，已经不觉得此书手法需要辩解。此书值得重读，因为这是中国海外文学第一次痛苦地描写了无根状态，不仅海外生活无根，而且把“无根症”追溯到中国现代的长期战乱和流亡上。
小说的框架故事，是一个自名桃红的女人与美国移民局的争论。移民局正在调查一个名叫桑青的非法移民，要驱逐此人出境。桃红说桑青已死，自己与桑青的各种相似纯属偶然。桃红然后在美国国内搭车跨州逃亡，与嬉皮士流浪者为伍，从田纳西一直向西跑到南达科他。在逃跑路上，从不同地方寄信及地图，标明自己的所在地。同时还寄上桑青40年代在中国不断逃亡时记的笔记——1945年在三峡上溯时，1945年在围城的北平，1957年的台湾——桃红在美国的逃亡，与桑青在中国的逃亡，在叙述中平行展开。
这两条叙述线，风格截然相反：桑青的国内逃亡部分，细节详备，逃亡者遇到许多陌生但实在的人物。美国逃亡部分，情节虚构，遇到的人物都是类型化的、浪游的嬉皮士。很容易看出：国内部分是“身游”，美国部分是“神游”。
我们知道中国身游部分基本上是聂华苓本人的经历，甚至依循她本人的漂泊路线。1941年她14岁尚是中学生时起就当流亡学生，抗战时流亡到重庆，共产党占领北平时仓皇逃到台湾，1957年受国民党迫害。1963年遇到访台的安格尔，被邀请到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写作中心，从此留在美国。1964年与安格尔结婚，在爱俄华写作中心之国际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聂华苓本人没有在美国流浪，她在爱荷华定居几十年。她也没有中国美国两个文化造成的人格分裂，只有现代中国政治造成的混惑：聂华苓的父亲是国民党桂系的官员，红军打进贵州时被杀。到台湾后聂华苓参加了《自由中国》刊物工作，此刊由于自由主义立场，1960年被国民党查封，主编雷震入狱，聂华苓等人也受到牵连，长期失业。所以聂华苓本人既要逃避日本军队，又要逃避共产党，最后又要逃避国民党，做中国人意味着不断逃亡。桑青的三段逃亡经历，虽然已经小说化，却有强烈自传成分。
与之正相反的是，变成嬉皮士的桃红，在美国的搭车逃亡，完全是想象产物。
不奇怪，这部小说在台湾在大陆，出的都是残缺的本子。70年代初，小说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到了第三部分，就中止了。1980年此书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虽然当时“文革”已经结束。北京版《桑青与桃红》比起1976年香港版差别之大，几乎是两本小说。
桑青是中国出生，有中国漂泊经历，有台湾通行证，按美国法律她应当被递解出境回国；桃红没有这一切，却有美国流浪经历。因此，当移民局警察最后抓到桃红时，她断然否认自己有任何国籍，无国可回。桃红在美国境内的奇怪的逃亡——每到一地就通知正在追捕她的移民局——就不是逃避她在美国的非法居留，而是逃避她本来的无根状态。最后她与移民局的争执，就不是一个人格分裂女人的胡言乱语，而是永恒漂泊的本态。
三
台湾70年代中期有“三毛热”，80年代延续到大陆，比台湾更为狂热。
“三毛热”一个相当复杂的中国大众文化心理，本不是此文讨论的课题。但是1991年三毛戏剧性地自杀之后，大众偶像消失，广大崇拜者悲痛之余，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争论，主要是三毛的流浪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个题目与本文的讨论有关。
三毛，原名陈平，1943年出生于重庆。60年代曾经在台湾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当时并没有影响。1967年三毛到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留学，后来转到柏林自由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学的科目杂乱。回到台湾后没有能安定下来，1972年重抵西班牙。1973年在当时的西属撒哈拉与一个西班牙男子“荷西”结婚，次年其在台湾《联合报》刊载关于她的沙漠爱情生活的文字，引起注意。1975年西班牙撤出西属撒哈拉，三毛与丈夫搬到加纳利诸岛。1976年5月《撒哈拉故事》由台北皇冠出版，次年出版继续描写沙漠生活的《稻草人手记》与《哭泣的骆驼》，这套书虽然是短篇集合，但是故事一贯，可以读作分章的长篇。三本书使三毛一举成名，“天涯浪女”的罗曼蒂克色彩，使她赢得广大读者。1979年荷西因事故丧生。此后三毛虽然住台湾，还是长期出游。
三毛自己一再说，“我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传记文学式的”。这就无怪乎有的“文学侦探”要出发去寻踪。一个自称为职业旅行家的人，马中欣，1996年从马德里开始寻访与三毛有关的事情与人物，并且在《羊城晚报》连载，次年集合成《三毛真相》一书，认为三毛本人性格乖张，与丈夫关系并不好，只是在编造爱情神话，关于撒哈拉威人的风俗习惯出于捏造。此书出版之后，在全球华人社会广为流传，使得不少三毛迷极为愤怒。香港出版家张景于1998年出版《诡话》（广东人民出版社），对马中欣的调查逐条批驳。此书感情用事，有的段落写得涕泪滂沱。
当时就有很多评论家对这种争论很不满意，他们指出，“本来是个美不美的问题，弄成了真不真的问题”。本文却暂时搁置三毛作品的美不美的问题，却对真不真的问题感兴趣，虽然笔者无法扮演文学侦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