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对悉尼大学队的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中，就很是难辩。在审题中，作为反方的复旦大学考虑：艾滋病的传播，可以通过同性恋、性滥交以及血液传染等途径，这些都有利于正方。但这里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两个问题对立起来了。其实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而现在你要说是医学问题，就不能说是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盘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会于理相悖。因此复旦队大胆提出了“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判断一个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有三个标准，即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最后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通过什么途径。根据这三条，可以认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在整个社会系统工程解决艾滋病的过程中，包含了医学这一途径，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一个医学问题。这样就是等于在肯定艾滋病是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谈医学途径，复旦队居高临下的包容了对方的立场，扩大了可供回旋的余地，而对方不得不花大力气纠缠在复旦队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弱化了。
请看复旦队的精彩辩词：
反方二辩：……第一，艾滋病源于社会机体的综合症。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许多人的世界观日渐消沉、堕落。人们在享受到物质生活和财富的同时，却被同性恋、吸毒、性滥交这些恶习所侵扰，这就为艾滋病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在对美国纽约2.5万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调查中就发现，其中94％的人是因为同性恋和吸毒而染上的。如果吸毒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医学问题的话，那么新加坡中央肃毒局就要改成中央消毒局了……
……8月26日《联合早报》载泰国北部13％的年轻人已经染上艾滋病毒，而在澳大利亚，不仅人患病，就连1／4的猫也成了艾滋病毒的携带者。而对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恶瘤，是靠医生手术刀就能剜除吗？……
第三，解决艾滋病的问题，只有依靠社会的系统工程。在乌干达由于艾滋病的缘故，3700万的人口到2020年就要降到2000万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如果等待医生发明出灵丹妙药的话，到那时乌干达恐怕早就变成了子虚乌有了……
反方三辩：……而盖洛普民意测验清楚表明，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最担心的社会问题当中，艾滋病仅次于状元——暴力问题，高列榜眼之位。在非洲艾滋病像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恣肆横行。社会已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威胁，对方辩友还认为艾滋病不构成社会问题吗？
第二，艾滋病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慌。人要是不幸被艾滋病“爱”上了，可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因此谈“爱”色变、闻“爱”丧胆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纽约曼哈顿第五次防止艾滋病的游行过后，在医院竟突然多出一大批认定自己是艾滋病的精神病患者……
旁征博引，风趣幽默，正是这种多角度的思维将他们推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辩论贵在巧妙提问
提问直接构成了辩论的过程，无论有疑而问，还是无疑而问，或者明知故问，都是为了通过“问”达到论辩的目的。这个目的或“问”本身就是对对方的反驳，或是为进一步去驳倒对方扫除障碍。因此，“问”本身就是论辩的一种重要方式。
1.诱敌深入提问法
目的是使对方落入自己设计的圈套，从而迫使对方承认或否定某种观点。除了利用概念不明确来使对方陷入圈套的提问法外，还有两种方法。
一是“复杂问语”法。就是不能肯定或否定回答的问语。“复杂问语”中预设着回答者不能接受的前提，无论对它作肯定的回答或作否定的回答，都意味着回答者承认了问语中所预设的前提。
二是由远及近、步步逼问法。即在提问时，不立刻说出自己真正要问的内容，而是从远离实质的内容问起，从那些看起来与所问内容没有关系的小事问起，由远及近，层层推进，步步逼问，从而牵着对方的鼻子进入自己的伏击圈。
2.左右为难提问法
对方对所提问题不管作肯定回答，还是作否定回答，都感到为难，都与其愿望、要求相背离。使对方左右为难提问的高妙之处，在于利用对方观点或行为的矛盾之处，通过设问使其陷入进退两难、不能自拔的困境，逼迫对方自己否定自己的观点或行为。
3.逗引漏洞提问法
有时在开始反驳之前先发问，让对方说出自己希望他说的话，然后以此为话题，寻找漏洞去反驳对方，这样做更有力。在运用引出反驳话题提问法时应注意：既要使自己提出的设问与下面的反驳直接相连，又要使对方能按自己要求的去回答。这样，下面的反驳才能得以进行。
直问：所谓“直问”，是指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接抓住要害的反驳设问。
曲问：即转弯抹角、迂回设问，来诱使对方说出前后矛盾的话，从而迫使其承认自己观点的荒谬。
反问：反问可以说是明知故问。其特点有二：一是用问句表达自己确定的思想；二是反问不要求回答。
在论辩中，如能灵活运用以上问话技巧来反驳对方，会比陈述性的反驳更有力，更有助于攻垒破敌。
仔细推敲，巧妙应付诡辩
在辩论中，诡辩是最难应付的，但只要仔细审视推敲，就会发现其前提、推理、结论，都是有着虚假的成分。而此时，你若能及时摆出事实，诡辩自然不攻自破。
《纽伦堡：1945年审判**主要战犯实录》一书的作者艾雷·尼夫，曾参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他生动翔实地记录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希特勒第三帝国20名活着的**党头目作为战犯审判的事实，其中对德军元帅、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的审讯有下面一段记载：
当盟国检察当局开始审讯戈林时，他已经在证人席上呆了一个星期。第一个起诉人是美国方面的罗伯特·杰克逊，审讯开始不到10分钟，杰克逊就陷入了困境，他很快就被文件搞得晕头转向，而戈林则看出了每个问题后面的企图，他甚至用洪亮的声音表示愿意帮助杰克逊。在整个审讯中，戈林越来越主动，而杰克逊则越来越被动，他多次在法庭上出现失态的举动，怒气冲冲地摔耳机，有一次几乎要哭了，而戈林则仿佛仍然是第三帝国的元帅。在这个斗争回合里，戈林获胜了。他先在证人席上呆了一个星期，对审讯程序特点有所了解，也有所准备，同时，他熟悉盟国所缴获的全部文件，知道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相比之下，杰克逊对文件没有准确的把握，同时主动权掌握得也不好，不仅没有能发挥自己的能力，诱使证人陷入预先设好的圈套，反而允许他长时间地夸夸其谈。结果，原当以雄辩获胜的杰克逊反而败在了戈林的诡辩之下。
在下一个星期天，戈林故伎重演。在作证时，戈林坚持说，当50名英国皇家空军的战俘军官于1944年春被枪杀时，他正在休假。此事是对这位前帝国元帅最明确的战争罪行的指控之一，可是他声称，在他们被处死之前，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但是，英国的起诉人戴维·马克思韦尔·法伊夫爵士对材料烂熟于心，他像审讯小偷似的套出了戈林的一个“口供”。戈林声称他是3月29日到达大本营的，这时越狱发生已有5天。法伊夫当即指出，枪杀飞行员是分批进行的，一直持续到4月13日。两人针锋相对，结果法伊夫以事实戳穿谎言，接着他向戈林出示了文件。文件证明，德国空军作战部曾就此事告知他们的总司令戈林，以物证、事实进一步戳穿谎言，至此，戈林阵脚已乱，而法伊夫则不紧不忙，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将其逼进了死胡同。
作为诡辩的老手，戈林对盟国掌握的材料又非常熟悉，不难想像，仅凭一般性审问是难以制服他的，但法伊夫则凭着对材料的高度熟悉，以戈林难以否认的文件和他自己口供的矛盾，用事实最后击败了戈林的诡辩。
重视辩论中的细节
重视辩论中的细节，并通晓细节之妙，往往可以迅速把握局面，克敌制胜。在辩论中以下细节值得注意。
小心应对面无表情的对手，这类辩手以强手居多。
辩论前绕着弯子来对你的私生活问个不停。你要注意，对方有掌握你弱点的企图，这可能是对方在寻找某个突破口。
对方如果动不动就说“知道了”，你要小心对方可能无意听你说话。对策是，你把对方看做“所知不多”的人，把你的论点说得更详细、更动听，这叫“以柔克刚”。
如果一见面时，对方态度不恭谨，举止粗野，表示对方可能心有不安，或有理亏之处，也可能是故意做出这种举动来扰乱你的心绪。所以，你务必要冷静以对，切莫心有怒气，上了对方的当。
对方说出狂妄的话，甚至伤害你自尊的话，其用意是激怒你，使你失去理智的论辩能力。你不妨“超脱”一些，如心中暗暗数一下，对方一共用了多少句刺激性的话，轮到你说时，你可以把它揭示出来，千万别为那些话而冲动。
如果对方突然把论点岔开，你要立即分析其情况：一是一时不慎；二是突然联想起另一件事；三是有意把论点扭到另一个方向。
不管哪一种情况，只要对方当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岔开的话题上，就可以让他说下去。过了一段时间，你可根据下面的方法判明他的用意。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对方说不了多久，就会自己发觉而显出尴尬之情；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对方只是一时离开原来论点，很快就会自动回到原先的论点上；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对方会朝着岔开方向说下去，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你可以据此推断，岔开的论点对他较为有利，而原来的论点对他不利，从而你可以作出相应的对策。
如果对方在论辩中出现“若有所思”的样子，你不妨直问他“所思何事”，以探知他当时的心理。
对方若说些含义暧昧的话，你要敏锐地捕捉住，反复追究，以探出其真意。
对方出语如连炮，不曾稍歇，用意可能是不让你多说，想一鼓作气占尽优势。特别有些“恶人先告状”的人，最善于以这一手先声夺人。你不妨冷静听他说，等他说完之后，你再开口问：“你说完了吗？完了就该我说了，希望你不要中途打断我。”
在论辩途中，你有时不明对方的用意，可以采取“投影法”，即突然停止你的话，然后让对方接下去说。如“如此说来，这个论点是……”“照你的说法，它的意思是……”用这种语句不全的话去诱发对方，让对方把话说完，你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想法，掌握对方的“底牌”。
谨防有“论”无“辩”
长期以来，人们对辩论总爱持这样的观点：不管争论如何激烈，真理只有一个。所以，当辩论发生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去追究到底是甲对乙错，还是乙对甲错，而很少去注意辩论过程中双方的思维方式和辩证地看待辩论中的问题。
比如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所进行的一场辩论：“丑陋的”和“俊美的”，一般人都不难从字面看出，这是一对内涵针锋相对的反义词，问题在于，当这对“反义词”被引入以“中国人”为题的一场大辩论时，是否仍保持了这种针锋相对的“交锋”关系呢？正确答案是：没有，它们并未发生真正的思想交锋！
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文中言辞固然不无偏激之处，但他所揭示的毕竟是现实中有所存在的“假、丑、恶”，而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以美为丑”，没有把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也作为“丑陋”加以鞭挞。当这一著作在国内引起反响之后，曾有不少人以“中国人丑陋吗？”“俊美的中国人”等为题发表不同的看法。可读一读这些文章，我们又可以发现，这些作者大谈特谈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其扬名于世界的成就，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也同样没有“以丑为美”，没有把中华民族的某些陈规陋习、落后保守心理作为“俊美”加以褒奖，结果，这场辩论其实是各自单方面地“论”，并未“辩”起来表现为：柏杨先生用强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坏”的心理习俗一面，热望尽快割除；反驳者用强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好”的品德特性一面，急盼发扬光大。双方所论的看起来是同一命题中国人，但其实是同一命题下的两个分命题中国人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柏杨先生否定了“坏”的一面，并未贬斥“好”的一面，反驳者褒扬了“好”的一面，也未夸赞“坏”的一面，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分析这场“论争”，应当说，“丑陋的中国人”——观点并不错；“俊美的中国人”——认识也正确。而所以会发生“辩论”，是因为柏杨先生将“丑陋的”加在“中国人”身上，引来了一些人的民族感情方面的不愉快。当然，感情上的不愉快原本不应当导致“理智”上的判断失误，但辩论思维方面的低水平引发了这场争论。结果，这场看起来颇为热闹的论争，犹如两列对开的火车，在铁路桥上相会时，但其实并未发生“撞击”，它们“相遇”后，擦肩而过，又各自按照“批判缺点”和“褒扬美德”两条平行轨道前进了。
不断提高论辩能力
论辩的特点，决定了论辩的训练内容。只要辩手多在表达流畅、语言纯正、思路敏捷、即席发挥等几个方面下工夫，论辩能力自然会有很大的提高。
1.诵读训练
诵读训练法主要是训练辩手的语言、语调、语气等基本功。所选的诵读材料一般以议论文为主，也可用散文、诗歌等较易发挥感情的材料。
2.限时表达训练
让两个辩手互相问答，提问只能用一句话，回答也只能用一句话，互相问答不能超过一定的时间。这其实也是一种自由论辩的模拟训练，只是省却了双方的陈述。一旦辩手在规定的时间没有表达完整，可以让他立即悟到自己语言的缺陷，同时也给予了积极的锻炼。
3.提炼主题训练
论辩要求辩手有不同一般的悟性，即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对方的语言作出归纳、判断，同时也组织反攻。这一系列的过程当然牵涉到逻辑、反应能力，但不可否认如何将对方主题归谬抓漏，再正确表达己方观点也是表达的任务。提炼主题法即是为这一目标设计的。
4.即兴演讲训练
即兴演讲在各种论辩训练中无疑是最有挑战性的，它能锻炼辩手在短时间内语言的组织、表达以及仪态等各方面的能力。论辩队的主攻手——四辩尤其要进行此项训练。
下面请欣赏中国首届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决赛反方复旦队的一段辩词：
主席、各位，大家好。对方一辩告诉我们，外来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那我请问，你如何判断呢？南欧人认为裸体运动是好的，你就认为好吗？当然不能接受。所以外国人好的东西，对你来说也不一定好。对方二辩告诉我们，文化的推广有文明和野蛮之分，野蛮当然就是大炮长枪，这一点我们待一会儿再谈。就看他文明的那一部分吧，说说西欧的传教士，他们把西欧的宗教传到了中国，而《四库全书》天文略上说，对那些传教士他益于界推测之有业，已经天堂之布屋，其用意极为诡恶啊！（掌声）所以这也不好啊！对方辩友，再看对方三辩，他告诉我们一个文化的发展，它不能独立地发展，要靠外界的需求，这点我们也同意，我们吸收外来的文明而不是外来的文化。好的，先让我回顾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