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现象引起那些未卜先知者的警觉，四面八方传来悲痛与绝望的呼声，每个人都在指责自己的邻居。少数已经设法发财致富了的人悄悄地将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基金中去，不让周围的人们发觉。很多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通过郁金香投机得以发财致富，摆脱了以往苦难的生活，过上小康的日子，可是郁金香泡沫又迅速将他们送回到以往的生活轨道中去，恢复了昔日阴暗和愁苦的日子。相当多的富家子弟都为郁金香泡沫的破灭所累，几乎沦落为乞丐。许多贵族家庭眼睁睁看着自己家族的财产毁于一旦而无计可施。
<趣味延展>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个银行世家，是家中长子。独特的家庭环境、长期的耳濡目染使得约翰·劳从小就培养起了经济头脑。从几年后伦敦报纸上刊登的一条通缉令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约翰·劳的形象：身高6英尺的瘦高个，皮肤黝黑，仪表堂堂，声若洪钟。1688年约翰·劳的父亲去世，他随后就卷铺盖离开家乡，带上遗产来到向往已久的大都会伦敦。
在伦敦，约翰·劳将大把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在赌场和情场上。直到1694年，他为了一位女子而与情敌威尔逊决斗，结果威尔逊先生当场毙命，当天他就被逮捕并被起诉。就在无休止的诉讼过程中，约翰·劳找机会成功越狱，并坐船逃往荷兰。
1704年他一度流窜回苏格兰，于1705年在爱丁堡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在这本书中，约翰·劳极力强调增加货币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对国民经济有百利而无一害。
后来约翰·劳受到法国摄政王的器重，在法国实行了他的经济主张。1717年8月约翰·劳获得了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的贸易特许权以及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垄断权，并以每股500里弗的价格开始发行股票。
1719年，约翰·劳宣布增发5万新股。他承诺，每份500里弗的股票每年派发红利200里弗。再加上股票本来就可以用公债来购买，所以一股票面价值500里弗仅仅花100里弗就可以买到。这一消息一经发布，立即让整个法国陷入了投机狂潮，至少有30万人前来申请购买这5万份新股。
每天从早到晚，想要申请购买股票的人挤破了头，将约翰·劳的家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连那些高贵的爵士及夫人们也顾不得身份，天天候在约翰·劳家门口。没过多久，贵族们干脆就近租房驻扎下来，大街两边的房子的年租金从1 000里弗一下子涨到了1万多里弗。约翰·劳不得已搬了家，但是新家也立即被疯狂的人们包围了。最后，约翰·劳只好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加里格南亲王的大庄园当做交易所，亲王自己则留下了庄园的后花园，随后又通过在花园里出租帐篷狠赚了一笔。
公众如此疯狂，约翰·劳的股票价格当然是节节高升。一天之内上涨两三成是常有的事。与此同时，各种离奇夸张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让人分不清真假。有人说，约翰·劳家所在大街的一个鞋匠把摊位租了出去，同时向前来买股票的人提供纸笔，每天能赚200里弗。有2个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刚刚互相祝贺没有卷入这场投机狂潮。不料隔天2人就在股票购买现场相见了。
但是股票价格的上涨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当差不多所有人都拥有了约翰·劳的股票，再也没有新的傻瓜加入进来的时候，股票价格就开始暴跌了。
1720年年初，公众对约翰·劳的信心动摇了。股价开始下跌，从最高点每股20 000里弗一路下降，政府宣布铸币贬值，但没什么效果。
到了1720年5月的一次国务会议上，据估算流通中的的纸币总额为26亿里弗，而铸币总值还不到纸币的一半。支撑不下去的约翰·劳只好同意股票和纸币一同贬值，新法令规定纸币将贬值一半，股价则从9 000里弗逐步降到5 000里弗。这一计划立即导致民众恐慌，争先恐后地抛售股票。七天后，摄政王不得不宣布此法令作废。
与此同时，约翰·劳被踢出内阁，成了一切过错的替罪羊。不久，他在家门口遭到一群暴徒的袭击，差点性命不保。这时约翰·劳已经成了人们讽刺挖苦的绝佳对象。有的歌谣让大家把纸币当卫生纸用。在一幅漫画中，约翰·劳坐在一口大锅里，四周狂热的人们把自己所有的金银竞相扔进大锅，兴奋不已地数着兑换来的钞票。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庞
<名著导读>
古斯塔夫·勒庞，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著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战争心理学》等，其中以《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最著名。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作者古斯塔夫·勒庞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极具影响力。勒庞以十分简约的方式，考察了个人聚集成群体时的心理变化，指出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不能容忍对立意见，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让他失去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
作为一部经典之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对于理解今天仍不失现实意义：日本普通民众为何曾变成战争机器，入市股民又为何会变得群情激昂？个人到群体的心理变化看似难以理解、难以置信，实则有迹可寻。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勒庞试图向我们传递这样的观点：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体所接受，因此它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变得通俗易懂。当我们面对的是有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尤其会看到，为了适应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需要对它们进行多么深刻的改造。这些改造取决于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性质，不过其一般趋势都是观念的低俗化和简单化。
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
——奥尔波特 美国社会心理学大师
勒庞的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
——默顿 美国社会学大师
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学大师
<理论精读>
1. 群体认识——被强化的个人信念
勒庞的群体观点认为，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最有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群集时还会产生一处思想的感染，使得骗者和群众的无意识思想通过一种神秘物作用要理互相渗透。勒庞总结说，当它成为集体时，任何一种虚弱的个人信念都有可能被强化。
（1）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勒庞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当然，从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制立场上说，这种在群体中消失了个人利益和目标的人会变成一个“无名氏”，而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律，对这样的无名氏是不起作用的。所谓“法不责众”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在群体中间，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2）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在同人类的各种作为文明动力的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
勒庞没有认识到：群体中个人利益的暂时消失，以及相应的犯罪意识的泯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勒庞称群体中的个人会失去责任意识，也许并不十分恰当。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群体中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对残暴行为不负私人道德意义上的责任，群体是个“无名氏”的作用外，很可能还因为他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负责”。在这种责任意识的激励下，他会不自觉地自我渺小化，把自己日常经营的目标与它对立起来，从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的个人目标同样也是没有价值的。
（3）当这些领袖们打算用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需要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他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根据勒庞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因此，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能”。由于有这种强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最初受到群众的赞成也许是因为其正确，但即使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荒谬已经暴露无遗时，也未必能够动摇他的信念，因为任何理性思维对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唯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
2. 走向平庸——群体的一般特征
在勒庞看来，群体的智力总是低于独立的个体。举例来说，夫妇俩待在一起，会按照两人中更糟糕的一种方式生活：更懒惰、更不拘小节……群体总是会把智力更高的人带向平均水平，所谓的“走向平庸”。
从感情角度来看，群体的表现会和个体的行为不同，但是无法确定是更好还是更坏——这取决于群体在采取行动之前，接受的是怎样的暗示。“文革”显然就不是一个好的暗示，而相反，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行动，应该就是一个好的暗示。群体无意识行为其实在抹杀了智力的干扰之后，凸显了激情和冲动这种人类原始、本能的应激反应（不受大脑控制，受感情和脊椎控制），而激情和冲动因为较少受到理智（智力）的限制，所以无法确保它会走向好的一端。
所以对于群体无意识的状况，我们不能对其结果用二分法一概而论，而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是否有可能通过理性的力量对群体的激情和冲动加以引导和组织？或者，在应用到现实的制度时，理性的力量和激情与冲动的力量，应该如何结合？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如果把独裁和民主放在其中，是不是能找到各自的发展逻辑和研究空间？
回到原文。改变历史或许有2种办法：理性的分析和建设，激情的破坏和冲击。
理性的分析和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且只有当改革的发起者足够理性、睿智的时候，改革才会走上正途，比如维新；
激情的破坏和冲击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并且只有当引发革命中群体无意识的“暗示”是善意的时候，革命才不会带来暴政和恶果。比如……嗯，我举不出比如。
客观地说，从制度的变革角度来看，历史的经验似乎在告诉我们，理性的分析和建设比激情的破坏和冲击靠谱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激情的破坏和冲击没有价值——志愿者行动往往就是从激情开始的，对现有制度的颠覆往往也是从激情引发的。只是所有这些激情的破坏和冲击，都需要一个好的暗示，需要一定的理性的引导和组织。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NGO的作用，是不是更理论化一些？
从这个角度思考公民社会，是不是会比较绝望？
3. 矛盾激发——群体的感情与道德观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控制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
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变。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
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
群体不仅冲动而多变。它不准备承认，在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障碍，它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障碍，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
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
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