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迫近了伏尔加河岸；我们团开进××村，在该村宿营。村长对我说，河那边的所有村子全都暴动了，普加乔夫匪帮到处横行。这个消息使我感到非常不安。我们应该在次日早晨渡河。一阵难耐袭上我的心头。我父亲的村庄就在河对岸，离河岸有三十里。我问能不能找到一位摆渡的人。这里的农民全都是渔夫；小船很多。我去到格里尼奥夫那里，对他说了自己的打算。“你得小心，”他对我说，“一个人去很危险哪。等到天亮吧。我们第一批过河，我们领五十名骠骑兵去你父母那里作客，以防万一。”
我坚持自己的打算。一条小船准备好了。我与两名船夫坐上船。他们撑开船，划起桨来。
天空很明朗。月光照耀着。没有一丝的风，——伏尔加在平稳、安详地流淌着。小船微微摇晃着，飞快地滑过那深暗的波浪。我沉浸在幻想中。过了约半个小时。我们已经到了河的中央……突然，两个船夫彼此低语起来。“怎么回事？”我被惊醒过来，问道。“我们不知道，鬼才知道。”船夫回答，并老是望着一个方向。我也向那个方向望去，我看见黑暗中有一个东西正沿着伏尔加向下漂来。那个不明物体越来越近了。我让船夫们停下来，等着那东西靠近。月亮躲进了云中。那浮动的物体越发模糊了。它离我已经很近了，可我还是辨认不出它。“这是什么东西啊，”船夫们说，“船帆不像船帆，桅杆不像桅杆……”突然，月亮钻出云层，映亮了一幅可怕的场景。迎面向我们漂来的，是一副钉在木筏上的绞架，绞架的横梁上吊着三具尸体。一种病态的好奇心控制了我。我想看一看那几个被绞死的人的脸。
根据我的命令，船夫用钩竿钩住木筏，我的小船靠上了漂浮的绞架。我一步跳过去，站到了那两根可怕的立柱间。一轮明月映亮了那几个不幸的人变了形的脸。其中一个是年老的楚瓦什人，另一个是俄国农民，一个身强力壮、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然而，在看到第三个人时，我却大吃一惊，忍不住悲戚地喊道：这是万卡啊，我可怜的万卡，他一时愚蠢投靠了普加乔夫。他们的头上钉着一块黑色的木板，上面写着白色的大字：“窃贼和暴乱者”。两个船夫无动于衷地看着，用钩竿钩着木筏，等着我。我坐回到小船上。木筏顺河漂了下去。黑乎乎的绞架久久地在摆动着。终于，它消失了，我的小船也靠上了那又高又陡的河岸……
我慷慨地向船夫付了钱。其中一个船夫领我去见渡口边这个村子里的村长。我和他一起走进一间农舍。听说我要马，村长对我相当地不客气，但我的向导轻声对他说了几句话，他的严厉便立即转换成了匆忙的殷勤。转眼间，一辆三套马车就准备好了，我坐上马车，吩咐拉我去我们家的村子。
我奔驰在大路上，走过一座座沉睡的村庄。我担心的事只有一件：在半道上被拦截。如果说，我夜间在伏尔加河上的所见，说明此地有暴乱者，那么它同时也证明，政府也采取了严厉的对付措施。为了以防万一，我的口袋里揣有普加乔夫给我的通行证和格里尼奥夫上校的手令。但是，我什么人也没碰到，天快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小河和一片枞树林，我们的村子就在那片纵树林的后面。车夫鞭打着马，一刻钟后，我们便驶进了××村。
老爷的府邸坐落在村子的另一端。马儿在全速奔跑。突然，在街当中，车夫勒住了马。“怎么回事？”我焦急地问。“有哨卡，老爷。”车夫回答，并费劲地让跑疯了的马站了下来。果然，我看到了一处障碍和一个手持木棍的哨兵。那农夫走到我身边，脱下帽子，要看我的证件。“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为什么在这里设路障？你在给什么人放哨？”“老爷，我们暴动啦。”他挠着脑袋，回答道。
“你们的老爷在哪儿？”我问道，心都凉了……
“我们的老爷在哪儿？”农夫重复了一遍，“我们的老爷在粮仓里呢。”
“怎么会在粮仓里？”
“是乡里的文书安德留哈把他们给铐了，他想把他们送到皇上老爷那里去。”
“我的天！快把路障搬开，你这个傻瓜。你还愣着干吗？”
哨兵迟疑着。我跳出马车，给了他一个耳光（我有罪），自己搬开了路障。我的农夫木讷地、犹豫不决地看着我。我再次坐上马车，吩咐去老爷的府邸。粮仓在院子里。在上了锁的门旁站着两个同样拿着木棍的农夫。马车正停在他们眼前。我跳下马车，径直向他们扑去。“把门打开！”我对他们说。看来，我的模样很吓人。至少，他们俩都扔下木棍逃跑了。我想砸了锁，把门撬开，但那门是橡树做的，巨大的锁也砸不开。这时，一个身材匀称的年轻农夫从一间仆人的住房里走了出来，带着傲慢的神情问我怎么敢在这里闹事。“文书安德留什卡在哪儿？”我冲他吼道，“叫他来见我。”
“我就是安德列·阿法纳西耶维奇，而不是什么安德留什卡，”他傲慢地叉着腰，回答我说，“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答腔，而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到粮仓的门边，命令他开门。文书还想顽抗，但父亲般的惩罚对他起了作用。他掏出钥匙，打开了粮仓的门。我迈过门槛，屋顶上捅出的一个窄缝里透进一道微弱的光，在被那道光微微映亮的角落里，我看见了母亲和父亲。他们的双手被绑着，脚上带着镣铐。我扑过去拥抱了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俩吃惊地看着我，——三年的军事生活大大地改变了我，使他们一时没能认出我来，母亲唉呀了一声，眼泪夺眶而出。
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可爱、熟悉的声音：“彼得·安德列伊奇！是您啊！”我呆住了……我环顾四周，看到了另一个角落里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她也被绑着。
父亲默默地看着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欢乐涌上了他的脸庞。我急忙用军刀割断了绑着他们的绳索。
“你好，你好，彼得鲁沙，”父亲把我揽到胸前，对我说道，“感谢上帝，我们终于等到你了……”
“彼得鲁沙，我亲爱的，”母亲说道，“上帝把你给带来啦！你好吗？”
我急忙要把他们带出牢房，——但是，我走到门边，发现门又被锁上了。“安德留什卡，”我喊了起来，“开门！”“那可不行，”文书在门外回答，“你自己也在这里坐着吧。我们要来教教你怎样闹事，怎样揪皇上官员的领子！”
我开始查看粮仓，看有没有什么法子逃出去。
“别费劲了，”父亲对我说，“我可不是那样的主人，会留出一条贼道让人进出我的粮仓。”
因为我的出现而一时高兴的母亲，见我也将和全家同归于尽，便又陷入了绝望。但是，在和父母、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到了一起之后，我倒是越来越镇静了。我有一把军刀和两枝手枪，我尚可以抵挡围攻。格里尼奥夫会在傍晚前赶到，解救我们。我把这些话告诉了我的父母，又忙着去安慰母亲。他们这才完全地沉浸于相见的喜悦之中。
“好吧，彼得，”父亲对我说，“你也淘够了，我当然也生过你的气。但是旧事不提啦。我希望如今你能改正过来，不再胡闹。我知道，你像一个诚实军官那样在军中服役，谢谢了。你使我这个老头子得到了安慰。如果我的得救将归功于你，那么生活将双倍地使我感到欢乐。”
我含着泪吻了他的手，又看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一眼，她因我的到来而十分地高兴，因此，她看上去非常地幸福和安详。
将近正午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阵不同寻常的喧闹声和叫喊声。“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莫非是你的上校赶到了？”“不可能，”我回答，“傍晚之前他是赶不到的。”喧闹声越来越大。警钟敲响了。一些骑着马的人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这时，从墙上一道窄窄的缝隙里，探进萨维里奇那白发苍苍的脑袋来，我可怜的仆人用悲戚的声音说道：“安德列·彼得罗维奇，阿芙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我的少爷啊，彼得·安德列伊奇，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小姐，不好啦！强盗们进村了。彼得·安德列伊奇，你知道吗，领着这帮强盗的头目是谁？就是施瓦勃林，阿列克赛·伊万内奇，让他不得好死！”听到这个可恶的名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拍了一下手，呆住了。
“听着，”我对萨维里奇说，“你快派个人骑马到××渡口去迎接骠骑兵团；快把我们的危险通知给上校。”
“可是派谁去呢，少爷！小伙子们全都造反了，马也全都被抢走了！唉呀！他们已经进院子了，——快走到粮仓边上了。”
这时，门外传来好几个声音。我默默地做了个手势，要母亲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躲到角落里去，然后我拔出军刀，站到门后的墙边。父亲拿起两把手枪，打开扳机，站在我的旁边。响起一下开锁的声音，门被打开，文书的脑袋探了进来。我挥刀向那脑袋砍去，他倒下了，堵住了入口。与此同时，父亲也向门外放了一枪。包围着我们的那群人叫骂着退开了。我把那个受伤的人拖出门槛，用里面的铰链把门锁上了。院子里满是全副武装的人。在他们中间，我认出了施瓦勃林。
“你们别怕，”我对母亲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还有希望。而您，爸爸，别再开枪了。我们要把最后的子弹节约下来。”
母亲在默默地祈祷上帝；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站在她身边，带着天使般的安详等待着我们命运的结局。门外传来了威胁和辱骂。我站在原地，准备砍倒第一个胆敢闯进来的家伙。突然，强盗们闭了嘴。我听到了施瓦勃林的声音，他在叫我的名字。
“我就在这里，你想干什么？”
“投降吧，布拉林，抵抗是徒劳的。可怜可怜你那两位老人吧。顽抗也救不了你自己。我是能制住你们的！”
“你来试试吧，叛徒！”
“我自己不会平白无故地硬冲，也不会让手下的人去送命。我会叫人把粮仓点着，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你这个白山要塞的堂吉诃德还有什么招儿。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了。你先坐着，闲下来的时候好好想一想。再见，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我不来求您的原谅了：您和您的骑士一起躲在黑暗中，也许并不寂寞吧。”
施瓦勃林走了，在粮仓边留下了哨兵。我们没有说话。我们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却不敢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别人。我想到了这个狠毒的施瓦勃林所能做出的一切。对我自己，我几乎毫不担心。要我说句实话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命运比我父母的命运更让我担心。我知道，母亲向来受到农民和仆人们的爱戴，父亲虽然严厉，但也同样为人所爱，因为他为人正直，也深知他手下人真正的需要。农民和仆人们的暴动只是一种迷误，是一时的醉意，而并非仇恨的发泄。所以，他们也许会得到宽恕。可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呢？那个好色的、没良心的人为她准备下了怎样的命运？我不敢多想这个可怕的念头，求上帝饶恕，我宁愿杀死她，也不愿再次看到她落入那个残酷坏人的魔掌。
又过了近一个小时。村子里响起了醉汉的歌声。看守我们的哨兵羡慕他们，就拿我们出气，辱骂我们，拿折磨和死亡来恐吓我们。我们在等待施瓦勃林之威胁的后果。终于，院子里又出现了大的动静，我们再次听到了施瓦勃林的声音：
“怎么，你们想好了吗？是不是自愿向我投降啊？”
谁也没有回答他。施瓦勃林等了一会，然后让人去搬干草。几分钟之后，火苗腾了起来，映亮了黑暗的粮仓，烟雾也从门槛下的缝隙里钻了进来。这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走近我身边，握住我的手，静静地说：
“够了，彼得·安德列伊奇！请您别为了我而害了您自己和您的父母。您放我出去吧。施瓦勃林会听我的话的。”
“绝对不行，”我生气地说，“您知道等待您的是什么吗？”
“我是不会忍受耻辱的。”她静静地回答，“但是也许，我能救出我的恩人和他的一家，你们一家这样慷慨地收留了我这个孤女。再见了，安德列·彼得罗维奇，再见了，阿芙多季娅·伊万诺夫娜。你们不仅仅是我的恩人哪。请你们为我祝福吧。彼得·安德列伊奇，请您原谅我。请您相信，我……我……”说到这里，她哭了起来……她用手捂住了脸……我像疯了似的。母亲也在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