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1370年），随着李善长的离开。中书省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时候中书省右丞是杨宪，左丞是汪广洋。
汪广洋本来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曾经被朱元璋外放到陕西锻炼了一段时间，也算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京官。中书省最高官职是左丞相，其次是右丞相，然后依次是左丞、右丞、参知政事。
由于左丞相李善长的退出，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戍边在外，左右丞相皆成虚位。如此一来，身为左丞的汪广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书省真正的当家人。
朱元璋在中央权力核心地带的中书省布下汪广洋和杨宪这两颗棋子，有他的利益考虑。两人都是独立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不属于帝国权力集团的正室，只能算是权力偏房。
朱元璋让杨宪进入中书省本来是想用他来制衡李善长，但是杨宪后来的表现超出了朱元璋的掌控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好把宝又压在了汪广洋的身上。朱元璋将汪调任中书省左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二是用汪广洋来掣肘杨宪。
可汪广洋并不愿意做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哪怕提线的人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本人。汪广洋进了中书省，并没有如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去压制杨宪。汪广洋在这里玩了一把“无为而治”的策略，平日里不管不问，大事小事任由杨宪去处理。
权力游戏有时候就像是小孩子玩得跷跷板，汪广洋在这一端不作为，就会导致杨宪在另一端的大作为。如此以来，帝国的权力翘翘板岂有不跑偏之理？
杨宪识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博弈手法，他开始堂而皇之地针对汪广洋。想要抓汪广洋的把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汪广洋平日里表现得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杨宪还是找到了破绽，他弹劾汪广洋不孝顺母亲（奉母无状）。这一招看似简单，弄不好有可能会要人命。明朝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个文官如果不遵守孝道，就是不听圣人言，就是帝国的全民公敌。
汪广洋就这样被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觉得还不过瘾，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再度升级，汪广洋就这样被打发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去反思己过。
杨宪与李善长结下梁子，除了权力上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私人原因，那就是杨宪的胞弟中书省参议杨希圣曾经因事得罪李善长，遭到罢黜。杨宪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朱元璋面前进言：“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
朱元璋在安排中书省官员的时候，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政治派系的利益布局。政治派系除了自然状态下的地缘效应，还有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结成的利益同盟。比如说李善长罢黜杨希圣，然后杨宪在皇帝面前诋毁李善长，无形之中就会被划入淮西派的对立面。
胡惟庸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这样一句话等于是把杨宪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在李善长和胡惟庸等淮西派的潜意识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在权力博弈场上，不能做朋友就是敌人。杨宪虽然在地缘上不属于浙东，但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士看来，与他们为敌的杨宪早已是浙东集团的一份子。杨宪如果有机会当上丞相，那么他们这些淮西人士就会永无出头之日。
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人士当然不能坐等事态的发展，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倾向于浙东派时将杨宪赶出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于赶出这个世界。在官僚集团的集体发力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刑。
其实如果非要追溯杨宪的后台，既不是浙东派的刘基，也不是其他政治派系的人，而是朱元璋本人。杨宪进入中书省就是朱元璋一手安排的，之所以最后沦为棋盘上的一颗弃子，是因为作为一颗过河的卒子他走得太远，远到脱离了朱元璋为他设定好的既定轨道。
杨宪是检校出身，就算朱元璋有心将整个帝国的权力系统变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可那些功臣和官员们也不会接受。在如何处理杨宪的问题上，各大政治派系的意见是出奇的一致，那就是联手将杨宪踢出局。杨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中书省的权力博弈中招致各大利益集团的仇视与排斥？
杨宪是山西阳曲人，是个相当精明能干的人，由于受到朱元璋的器重，以检校身份直接选拨进入中书省，并被委以中书左丞的要职。杨宪在中书省任职期间的表现是相当不安分，大肆任用亲信、聚集朋党、刺人隐事，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上层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山西帮。他们在朱元璋面前大肆诋毁李善长，企图挤掉这一准西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山西帮取而代之。
此事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势力的切身利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于杨宪之死，史书上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派人士向朱元璋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二是浙东派的刘基向朱元璋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最终将杨宪置于死地。
其实这两种说法，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成立，杨宪都罪不至死。真正置杨宪于死地的，不是刑律罪责，而是权力集团的利益需求。无论是淮西派的李善长、胡惟庸，还是浙东派的刘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杨宪居于显位。杨宪在这里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更高估了山西帮的抱团势力。
作为一颗棋子，它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迎合主人安排的战局，而是整天想着走出主人控制的领域，那么它的命运之路除了自我毁灭，还能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吗？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杨宪，使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陷入僵局。更何况此时的朱元璋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在这样的利害计算之下，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取舍也是符合逻辑的。
于是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样做了帝国的第一个冤大头。
在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无官可守的清冷岁月让曾经执迷于权力的他寂寞难耐。他也许偶尔会站在淮水岸边，遥望着南京的方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与显赫，更多是来自于精神层面的强大。不甘就此谢幕的李善长连着向朱元璋发了几道奏疏，汇报说自己病早就好了，希望皇帝能够给自己一个继续为帝国效忠的机会，发挥一个老干部的余热。
朱元璋看着奏疏苦笑连连，这个老伙计想要重新回归权力中枢的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朱元璋担心他再次进京，就在凤阳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活干。委托他在凤阳主修宫殿，接着又将江南14万户富裕人家迁到凤阳，在家乡再造一座皇城。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李善长像钉子一样锲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让他死了重返权力巅峰的那颗心。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琪，并封李琪为驸马都尉。在准备操办喜事时，他通知李善长可以进京主持儿子的婚礼。
当年的丞相，如今又成为皇帝的亲家翁，此等荣耀绝非一般臣子能够享有的。李善长进京以后，虽然被洪武皇帝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想要东山再起亦是枉然。权力带来的荣耀已如生命里的昨日黄花，李善长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再次染指帝国权杖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
也就在李善长逐渐远离权力核心地带之际，一位后辈同乡拎着礼物找上门来。来者是宁国知县，名叫胡惟庸，也是安徽定远人。他提着二百两黄金就敲开了李善长的家门，这个说话、办事透着七分精明的老乡，成了李善长正要物色的接班人。
没过多长时间，胡惟庸就由地方来到京城，荣升太常少卿，平步青云。接着，胡惟庸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二儿子李佑。就这样，李胡两家的来往就更加密切了。
随着李善长与中央权力渐行渐远，朱元璋也开始着手为李善长的离去寻找新的接班人。
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完全放手。胡惟庸的出现，让李善长找到了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也是自己的权力接班人。
当李善长了解到朱元璋非常看好胡惟庸，而胡惟庸刚好又是淮西人时。李善长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最佳加班人。于是，李善长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心腹继续安插在权力机关的核心层，可谓是一举两得。
胡惟庸之所以为朱元璋所赏识，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上从来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
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文官的一把手，经年经营地盘，这个羽翼丰满的权力集团对于急于抓权的朱元璋来说如芒在背。胡惟庸原来只是朱元璋原来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以制约李善长。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的是，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朱元璋不能不有所忌惮。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权力集团的二把手。
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是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并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他们要想在权力场上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要和李善长搞好关系。
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门心思结交李善长，自然成为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
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登上帝国的权力巅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
杨宪被除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他又岂能轻易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遇？
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