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骥回忆说：“我们采访的对象，主要是参与事故调查的同志和部分企业职工，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时任天津市劳动局局长、著名的劳动模范出身的潘长有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他也是事故调查组的一名负责人。其他还有经委和工会参与调查的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对事故发生过程中基本事实的原始资料，渤海二号职工与海洋石油局的通话记录、决策会议的原始记录、天气预报的原始记录、事故发生后抢救的原始记录等等都进行了再一次的查证。对企业管理中足以引发大事故的种种实例也进一步搜集材料，逐步挖掘出隐藏于事故背后的错误指导思想。还开了一些职工座谈会，听取意见，印证我们的分析和看法。”职工们反映，“我们海洋勘探局是事故出英雄，一次事故，一批英雄，事故越多，英雄越多。”事发后，局领导要大讲渤海二号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的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活动。全局统一思想，“事故”二字不许提。
经过一番采访调查，被海洋石油勘探部门“光环”掩盖下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触目惊心：
从1975年到1979年，发生1043次事故，其中重大事故30多起，造成105人死亡，114人重伤，经济损失巨大。事故发生后，个别领导并未能引起警惕，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分析事故原因，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而是忙于评选事故抢险中的英雄人物，收集先进事迹，通过给有功人员披红戴花、评功授奖，“偷梁换柱”，把坏事“漂白”，巧妙地转变为好事，把损失说成是“交学费”，弄虚作假以掩盖自己的过错，结果却是，负有责任的领导不降还升，事故教训没有认真汲取，存在问题没有认真查找，反而助长了不说真话、不尊重科学的坏风气，工人们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难有保障。更为荒唐的是，渤海二号钻井船的《稳性计算书》等外文资料，从未翻译、研究过，直到沉船事故发生后，为了调查案情，才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请人译出。因此，从1979年1月到8月，事故频发，高达55起，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从采访开始到写出《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消息）和《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说明了什么》（新闻分析），请采访对象核实，送审，见报，《工人日报》的记者们忙乎了一两个月时间。他们深切地感到，渤海二号事故所表现的唯意志论和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并非个别现象。一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拿工人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当儿戏，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稿件写好后，陈骥多了一个心眼儿，只送到天津市劳动局、天津市总工会，很快就审查获得通过。陈骥事后说，稿件没敢送到海洋局和石油部审查，“送去就出不来了”。
拖翻事故的来龙去脉
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工人日报记者的报道，紧接着，两报又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和读者来信，仅《人民日报》一家，就发表各类文章20余篇。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如《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等等，除了刊登新华社电讯稿外，还采用社论、评论、通讯和专栏等形式，进行追踪报道。
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为了原汁原味地回顾事件的真相，我特意拜读了报道比较翔实的《新观察》1981年第一期，并将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杨继绳先生的这篇通讯作为原始报道加以转载，以便于使今天的读者更能身临其境，明白事故发生的前因后果：
渤海二号翻沉真相
一年以前，七十二位石油工人随着渤海二号沉没了。
他们是不该死的，但是已经死了。他们是官僚主义的牺牲品。他们的灵魂不肯安息，日夜在渤海中翻腾！
如果我能够，我要推开千重波浪，去倾听他们的控诉；如果我能够，我要淘干万顷渤海，捞起深沉的怨恨。
但是，我不能。我只能用我的笔去追述他们的苦难，寄托我们的哀思。然而，在一年前连这也不可能，因为那时谎言掩盖了真情。现在，国务院的《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公布了。言路广开，水落石出。这时，我才能拿起笔，向七十二位阶级兄弟祭奠。虽然这是迟了一年的祭奠！
被迫执行愚蠢的命令
1979年11月24日夜。
茫茫渤海，浪急风高。一条海上石油钻井船闪烁着耀眼的灯光，在拖轮的牵引下，摇摇晃晃地前进。这个钢铁的庞然大物吃水深度已经超过技术规定的5米，干舷只剩下1米了。海浪不时卷上甲板和机器相撞，白沫四溅。这就是渤海二号钻井船。它前面的拖轮是滨海282号。为了执行上级一项愚蠢的指示，这两条船已经和六七级风浪搏斗了12个多小时，而航程仅仅完成了三分之一。
拖航领导小组的指挥部就设在渤海二号的电报房里。昼夜开机的收、发报机上亮着彩色的信号灯。铺开的航海图上，在渤东423构造至渤中102构造之间用铅笔画出了一条直线。这就是他们正在航行的路线。全程112海里。
钻井处副处长、拖航领导小组组长康于义瞥了一眼航海图，这条铅笔描出的航线引起了他不愉快的联想。
渤海湾的冬季，寒流多，风浪大，钻井船容易移位，渤海二号又不能抗冰。本来冬天是不应该打井的。但是，部里为了完成进尺指标，硬要渤海二号年前再打一口井，海洋局领导开始也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可是部领导向局里提出了“是站着过冬还是干着过冬”的问题，强行下达了任务。康于义，平时是一个不修边幅、十分随和的人。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都叫他“康大胡子”，见面总喜欢和他逗一逗。他看到局里接受部里的错误决定，觉得这种事非同小可，便固执地想让领导改变决定。他两次找副局长陈述自己的意见。副局长做不了主。他要和局长面谈。局长却冷冷地说：“不打井的意见我不听！”硬把他顶回来了。
为什么上级的错误决定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下来为什么下级切合实际的正确意见反映不上去他苦苦地思索着。“上级的意志高于一切，下级的意见是微不足道的，还是几千年的老一套！”
这位43岁的老钻工，从天山南北转战到松辽平原，又从松辽平原转战到辽阔的渤海。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经验使他在渤海湾多次化险为夷，这经验也使他过分自信，因而干出了一些蠢事。22日上午，在总调度室召开的“渤二”拖航会议上，当讨论到“渤二”队长刘学电报中提出的要三条拖轮拖航的问题时，大家议论纷纷，举棋不定，他竟然站起来，把大手一挥说：“不要说了，我上去，两条拖轮并拖不好带缆，串拖用不了那么大的马力。三条不要，两条也不要，给我一条就行！”他就是这样上船来了。
突然，一阵恶浪的轰鸣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在摇晃中看了看桌子上的风速风向仪，风速已经达到每秒20米。这就是说，风力已增至8级了。风的怒吼和海的咆哮，使他预感到，这次拖航有些不祥之兆。他想，如果有两条船护航心里就踏实多了。他后悔自己在拖航会议上的发言过分自信，心情十分沉重。
时针已转过深夜11点，风力不见减弱，偶尔有9-10级阵风。轮机长靳湘启穿着满是油污的“道道服”，在震耳欲聋的机舱里一遍一遍地检查机器。这位33岁的大学生，每天天不亮起床，在机舱转一遍后再刷牙洗脸，晚上12点钟睡觉，半夜还要起来检查一遍机器。他对个人生活稀里糊涂，而对机器设备却特别细心在意。最使他担心的是，不久前到日本大修时，为了节省修理费，一些该修的地方没有修，一些该换的部件没有换。有些项目，海洋石油局自己的修理厂是可以修理的，由于管理混乱，拖拖拉拉，很多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例如，甲板上几个风筒锈蚀得比较严重，修理厂马马虎虎地做了几个，由于尺寸不对，安不上，只好扔在一边，再没有人过问了。因此，今晚他检查得比过去更加细心。他检查完了设备，坐下来喘一口气，顺手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封信。这是他爱人从北京寄来的。妻子可怜他结婚后，没穿过一件好衣服，责备他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不会照顾自己。并说，最近准备来天津，亲自领他去商店买一套合身的衣服。靳湘启重新把信放在口袋里，看了看自己衣服上的油污，禁不住笑了。
在74名乘员中，30岁以下的就有54人。这些青年人干起活来龙腾虎跃，休息时也活跃非凡。当他们不顺心的时候，也免不了要发发牢骚，骂骂街。这天，虽然劳累一天了，但大家都少有睡意。有的躺在床上看小说，有的伏在桌上写家信，也有的人围起来议论纷纷：“为什么河北、天津、山东三个气象台都发大风警报，还让我们拖航简直把我们的生命当儿戏！”“每次倒班，在拖轮上没吃没睡，在甲板上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真是受洋罪，谁管我们！”“局长让我们拼命下海，可他自己从没出过海。”“局长是啥个样子是男还是女我不认得。”一个调皮的贵州口音的人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机工赵相国没有参加这热烈的议论，他躺在床上，两眼看着乳白色的天花板，像在思索什么。这个年轻人，结婚才20天，就放弃幸福的蜜月到海上来了。他此时此刻是否在思念新婚的妻子
还有两个17岁的小家伙，平时活蹦乱跳，这时也显得不平常的安静。想必在他们天真的头脑里，一定浮现了慈母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苍苍白发，他们的耳边一定回响着离别时妈妈的千叮万嘱……
在甲板上迎风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他正透过深沉的夜幕凝视着500米以外282拖轮上的灯火。平时和颜悦色的面孔，此时显得十分坚毅，像在思索着什么重要问题。他就是“渤二”钻井队长刘学，年方39岁。
他所领导的这条钻井船，11月5日打完了7B38-1井后，就接到了拖航到渤中102构造的通知。为了保证安全拖航，他在11月12日、20日、21日三次向局领导发回电报，要求派潜水员打捞可能掉在沉垫舱上的潜水泵，要求卸载，要求派三条船拖航。这三封电报在局领导碰头会上宣读后，局长们置之不理。这些符合规定保证安全的要求，都被“拖航会议”否定了。因此，在这次拖航前，有2400多吨压载水没按规定排出，使吃水加深了3米多。并且，沉垫和平台之间的距离超过了技术规定的10倍，使吃水至少加深了1米，780吨可变载荷没有按规定卸下来，又加深了吃水。这些违章操作，使得这条钻井船带着多种不安全因素在茫茫夜海中冒险航行。想到这些，他感到无比愤懑，在我们国家里就有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了解情况的人无权作决定，作决定的人又不了解情况，自己虽然承担着重大责任，可是连保证工人生命安全的权力都没有……
搏斗在波峰浪谷中
冒险拖航使船舶吃水过深，干舷太低，风挟着滔滔急浪从右后侧不停地涌上甲板，险情频频发生。
“咣当当！咣当当！”用绳索固定好的十几个氧气瓶被一个浪头打散了，在甲板上满处乱滚，互相碰撞，随时可能引起爆炸或落海。刘学和几个工人急忙跑上去，在风浪中抓住一个个滚动的氧气瓶。坐在电报房里的海洋石油局总调度室技师、拖航领导小组副组长吴连福为了协助抢险的同志，通过高频电话通知500米以外的282号拖轮救援“渤二”，并4次修改航向，由255度修至213度。船完全顺风行驶了，风浪对钻井船右后方的打击减轻了，氧气瓶被拖到甲板中央重新固定好了。这个险情刚刚排除，又有人发现海水从碗口大的电缆孔灌进泵舱。轮机长靳湘启立即和电工黄印、蒋家坤抬去应急泵，把泵舱里的积水排进泥浆池。再开动泥浆泵，海水哗哗地从泥浆池回到了大海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排恶浪铺天盖地而来，把直径80多公分的钢铁风筒帽打掉，海水像决堤的激流一样，沿着风筒向船舱里倾泻。
巨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席卷甲板，甲板上到处激荡着齐胸深的海水。队长刘学、副队长李华林、大班司钻王墨林冒着被风浪卷入大海的危险，艰难地涉向风筒。钻井一班的小伙子们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浪打大，他们就牢牢地抱住甲板上的机器；浪退去，他们又一拥而上。到了风筒跟前，大家利用浪的间隙，把帆布盖在风筒上，几双大手像铁钳一样，死死地钳住帆布。这时，十几只大手都伸了过来，卡的卡，捆的捆，绳子缠了一道又一道，终于把风筒口堵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