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继续大规模地兴修道观和度人入道，道教势力得到空前发展。玄宗统治时期，曾多次下令大规模兴修道观和度人入道。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诏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为观寺，以“开元”为额；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又令天下名山及两京和十道于一大郡置一观，并以真符、玉芝为名。（参见《全唐文》卷四〇《加天地大宝尊号大赦文》。）至于度人入道，数量更是惊人。天宝六载（公元747年）诏令：“诸观道士等，如闻人数全少，修行多阙，其欠少人处，度满七人。”八载，又令天下道观，“每观度道士七人，修持香火”（《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二》。）。据《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条载：开元年间，“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假如以每观7名道士计，那么当时全国就有道士11809名。实际上还远不止此数，如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曾下令：“其天下观寺，大小各度十七人。”（《册府元龟》卷五三《帝王部·尚黄老》。）仅这一次敕度令，度人就有两万八千余人，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全国的道士总数应该是相当可观的。道观和道士人数的增加，使得道教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
第四，《开元道藏》的修定，标志着道教经书的搜集、整理和汇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玄宗即位之初，就命诸观道士和昭文馆、崇文馆学士一起研究、汇编道经。最后由太清观主史崇玄领衔，编成《一切道经音义》、《一切道经目》和旧经目录，并由唐玄宗御制《一切道经音义序》。后来，玄宗又命人修成《三洞琼纲》和《三洞玉纬》，后人将其合称为《开元道藏》，这标志着道教经书的搜集、整理和汇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参见朱越利：《道经总论》，123～14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由于唐玄宗极力尊崇道教，当时道教宫观遍布全国各地，道徒众多，求仙学道之风颇为盛行，道教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三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王权政治受到严峻挑战。具有象征李唐王权意义的道教，在战乱频仍中历经劫难，“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收于《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各地道教宫观，破坏严重，道徒流散。肃、代、德三朝虽然也有过复兴道教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从宪宗元和中兴起，经穆、敬、文三朝，到武宗会昌年间，道教再度出现复兴局面，一直维持到唐末僖宗时期，形成唐代道教发展的第三个高潮。与前两个高潮相比，唐后期道教复兴局面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唐后期诸帝大都迷恋道教金丹服饵之术，其中尤以武宗为甚。许多学者曾注意到唐代诸帝迷恋道教金丹服饵术的现象，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指出：“唐代诸帝多饵丹药。”像太宗、高宗、武则天、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好此道。（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九。）此外，还有玄宗、文宗、懿宗、僖宗诸帝也好服食。据笔者统计，唐前期有4位统治者好服食，唐后期有8位统治者好服食。（见下表）：其中尤以武宗迷恋最深，史称：“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及至即位以后，更是“志学神仙”，“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晚年因服食过当，“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见，不许，中外莫知安否，人情危惧，是月二十三日……崩，时年三十三（虚龄）”（《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唐后期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的现象特别突出，这对当时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参见王永平：《试释唐代诸帝服饵丹药之谜》，载《历史研究》，1999（4）。）其二，为了复兴道教，重点建设了一批道教宫观，并继续度人入道。由于受战乱和财力的影响，唐后期诸帝没有像前期那样下令在全国普建道教宫观，但也曾重点修复和建设了一些道观。如代宗新建乾元观（参见《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德宗曾“作玄英观于大明宫北垣”（《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宪宗修建兴唐观（参见《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唐后期道观建设最有成效的是武宗时期，武宗曾于宫中修建灵符应圣院和规模宏伟的望仙观、降真台，又在南郊敕造望仙台等。其中仅望仙观就建有望仙楼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间。（参见《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上》。）至于度人入道，更加猥滥，如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下令“天下寺观各度七人”（《唐大诏令集》卷二《肃宗即位赦文》。）；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敕令“天下寺观僧尼道士不满七人者，宜度满七人；三七以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以下者更度三人”（《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甚至将“河南、河北伪度僧尼道士、女冠并与正度”（《册府元龟》卷五二《帝王部·崇释氏》。），从而认可了安史占领时期所度的僧尼道徒。经过这些努力，道教香火又逐渐兴旺了起来。
其三，祈求“大圣祖”玄元皇帝显灵挽救危亡的唐王朝。唐后期每当出现政治危机时，统治者总会祈求“大圣祖”玄元皇帝显灵以帮助渡过难关。如：安史之乱时，真源（今安徽鹿邑）令张巡“帅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起兵讨贼，吏民乐从者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肃宗至德元载二月。）。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当唐军和安史叛军打得如火如荼之时，“通化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言玄元皇帝降”（《新唐书》卷五《玄宗纪》。）。懿宗咸通年间浙东爆发裘甫起义，浙江天台山天台观老君殿得石函，“中有玉简，上有文云：‘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宝祚无休歇’”（《全唐诗》卷八七五“谶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庞勋起义时，道教徒还编造了亳州太清宫老君显圣挫败庞勋的神话。（参见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一七《道教灵验记·亳州太清宫老君挫贼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黄巢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道教徒们又编造了老君“密垂神化，忽起浓云，或驱击以雷雹”，以帮助官军镇压起义军的神话。唐后期诸帝大都是通过宦官拥立上台的，为了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统治者们还借玄元皇帝之名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君权神授的合法外衣。如：肃宗是在马嵬之变后由宦官拥立上台的，所以他对自己的统治总不踏实，总想为自己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先是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借梦见玄元皇帝，“须发皆黑。及明，宣下两街，访诸瑞像，于务本坊光天观圣祖院，果获黑髭老君之像，图写以进，帝大悦，一如梦中所睹。乃出帝真容，令侍立于混元之后，仍颁示于天下，普令供奉”（杜光庭：《历代崇道记》，收于《道藏》第十一册。）。后来他又伙同宦官李辅国和道士借在大明宫三殿前设河图罗天大醮之时，编造了“有龙见于御座褥，宛转鳞甲脚迹遍于褥”的奇迹，宣令“以其褥示朝臣”（《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敬宗也是宦官拥立上台的，他曾伙同宦官刘弘规制造了太上老君以白衣老人的形象出现，传言敬宗为“真命天子”的神话，并命韦处厚撰写《圣瑞感应记》刻石。（参见《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教》。）唐懿宗李漼也是由宦官拥立上台的，他也借维修洛阳北邙山太清观之机，伙同道士编造了“山水谁无言，元年遇福重修”的谶语，所谓“山水谁无言者，今上御名也”（《太平广记》卷三九二《李福》，引《玉堂闲话》。）。由于玄元皇帝在神化李唐统治方面屡显“奇效”，所以唐后期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崇老活动，唐文宗曾诏令修葺亳州太清宫。（参见《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武宗令“东都太微宫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肃宗三圣容，遣右散骑常侍裴章往东都荐献”，并规定每年的二月十五日为玄元皇帝的降诞日（降圣节），放假一天（参见《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正式规定了全国性的纪念老子诞辰的节日。僖宗下令“升真源县为畿县”，再次整修扩建亳州太清宫，同时又令“诸道州府紫极宫，宜委长吏，如法修饰，仍选有科仪道士祭醮”。哀帝还曾“在（东都）清化坊内置太微宫”，以方便朝谒“大圣祖”。（参见《旧唐书》卷二〇《哀帝纪》。）
其四，借抬高道教的政治地位打击和抑制佛教势力的膨胀。
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二年、三年、五年，皇帝诞节（六月十一日德阳节）僧道于御前论议，结果都是“道士二人敕赐紫衣，而大德总不得着紫”（〔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武宗一再损辱高僧，宠赐道徒，成为禁佛风暴的先兆。道士赵归真、邓元起、刘玄靖等人出于门户之见，“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最终酿成会昌法难。会昌灭佛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但也与道士的鼓动有很大的关系。
其五，宠待道士，利用他们为朝廷效力。
肃宗对茅山宗师李含光竭尽笼络之能事。代宗时出入宫廷的道士有内供奉道士申升玄、翰林供奉道士王端静、光天观道士简校殿中监冲虚先生申甫等。德宗在东宫时，以道士吴道瓘为师。（参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吴通玄传》。）敬宗时出入宫掖的道徒有赵归真、杜景先、周息元、刘从政、孙准等。文宗曾召麻姑山女道士庞德祖留止内道场玉晨观。（参见《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武宗“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都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武宗还“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宣宗好神仙，也受三洞法箓于刘玄靖（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六年十月。《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载：会昌六年五月，“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恐为赵归真之误。据《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十月条载：玄靖已经“乞还山，许之”。也就是说刘玄靖这时已经被允许回衡山，没有参与会昌六年三月的宫廷政变。又据《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教》条记载：会昌六年九月“衡岳道士赐紫刘玄靖奏：‘皇帝十月十五日授三洞法箓，请禁断屠钓，百司不决死刑，伏请宣下。’敕旨从之”。可见宣宗并没有杀刘玄靖，且从他受箓。），又赐道门威仪郄玄表通玄先生号（参见《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教》。），“遣中使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僖宗也受大洞箓于茅山道士吴法通，“遥尊其为度师”（刘大彬：《茅山志》卷一一，收于《道藏》第五册。），赐号希微先生。他最宠信的道士是杜光庭，“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为道门领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〇。）。他还赐亳州太清宫住持威仪道士吴崇玄号“凝玄先生”，召道士范希越入宫，问以殄灭黄巢收复长安之计。昭宗时，“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圣听”（《资治通鉴》卷二六一昭宗乾宁四年条。）。参预政治，举荐大臣，道士许岩士“以医得幸于上”，官拜将作监，他推荐腐儒朱朴，立即被任命为宰相。（参见《旧唐书》卷一七九《朱朴传》。）唐后期道士出入宫廷，活动频繁，对当时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六，重开三教论议，并将其制度化。唐德宗将传统的内殿三教论议，正式确定为诞节三教讲论，“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韦）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新唐书》卷一六一《徐岱传》。）最后僧人鉴虚总结道：“玄元皇帝，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赡部洲之圣人。”（王谠：《唐语林》卷六《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58；又见《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这次讲论以三教圣人和唐德宗并称为“四圣人”而收场，体现了唐后期三教融合与调和的趋势已成为时代潮流。难怪德宗听毕，面有喜色。此后，除了武宗降诞日（德阳日，六月十一日）故意偏袒道教，压抑佛教外，往日庙堂上对扬激越的问难论辩，逐渐蜕变为三家互标义旨、斯文酬对的程序。（参见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载《历史研究》1993（1）。）可以说，三教论议的制度化有力地促进了儒、佛、道三教的交流与融合。在唐后期诸帝的努力下，道教再度出现复兴局面，其中尤以武宗朝为甚。由于武宗佞信道教，排毁佛法，发动会昌灭佛事件，给予佛教这个道教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使会昌年间形成了唐代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道教一枝独秀的黄金时期，这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总之，道教在唐代的发展先后形成过三次高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太上老君作为道教教主的地位被最终确立下来；其次，道教的势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唐政府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普建道教宫观和大规模度人入道，极大地增强了道教的实力；另外，道教的理论化建设大大加强，这就是以注老解老为主要特色的道教重玄学盛极一时，同时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的相互吸收与融合，使道教从粗鄙、浅俗的形态向义理化方面大大地迈进了一步；最后，唐代道教的发展还对后世道教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