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D，一位在等候就诊的患者。我趁便打问她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廖大夫的。
患者D说她是从网上找到的：“我先是搜索到了治疗宫颈疾病的知名专家，然后我特别注意患者的点评意见，我发现就数这位廖主任的口碑最好。所以我就找她来了。”之后她特意给我抄了一个网址。
三
廖秦平的家庭很特殊，她妈妈是医生，闺女也是医生，而且祖孙三代都是妇产科医生。母亲是1955年毕业于北医，她自己是1982年毕业于北医，女儿现在是北医八年制的学生，经过八年连续攻读之后，依然会从北医的校门走出来。可谓三代北医人。
廖秦平说，“我立志从事妇产科，不能排除有母亲的影响，实习的时候我一进妇产科就感觉特别亲切，小时候经常钻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我们从小是父亲操持大的，记忆中母亲就是忙，一天到晚的很累，经常半夜里有人敲窗户，生孩子啦……母亲穿上衣服就走。我父亲是既当爹又当娘，包括我的小辫都是我爸爸梳的。”是的，廖秦平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念还是以吃苦为荣的，他们崇拜上辈儿的奉献精神。
“女儿长大以后也经常跟我到病房去。她看到我和病人的关系那么融洽，看到我的病人治好了以后那种感激的心情，也看到我每次攻克一个顽症以后的酣畅，所有这些大人们的平常事无意间促生出她的兴趣和向往。特别是有一次，女儿在病房看到一个病人，跪着感谢我们这些医生，她惊呆了。那是一个卵巢癌病人，别的医院都推她，我们没有放弃，给她做了手术，而且治疗得很理想……这一幕对女儿触动非常大。那天回家的路上她说，妈妈，我感觉做医生特有成就感。”
妇产科专业就这样在廖家悄悄地传承下来了。但是不同时代，人的心境可是各有差异的。廖秦平是因为母亲勤苦和付出而感动；女儿则是因为彰显个人的成就和价值而备受鼓舞。
廖秦平讲述着妈妈留在自己幼小心里的感动“我妈她们那代人是只懂得贡献，不懂得索取的一代人。我妈那会儿在内蒙医院妇产科做医生，我能感觉到，有的牧民感激你，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他们愣是从病房追到家里，经常是带着一身羊油味儿就冲进来了。拿点什么？就是自己做的奶豆腐、黄油什么的。但是就那么质朴，那么真诚的表示。每次我妈妈硬是生生地把人家往外推。那时的人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说什么也不能要患者的东西。反过来，倒经常是我妈看到有些特穷的农民、牧民来医院生孩子，吃不上喝不上的，便经常在自家做些饭菜，或者下点挂面，带到病房给她们吃……”
廖秦平并不忌讳，她说“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很有进步了。我们懂得奉献，但我们也同时开始注意自身的价值，知道自己应该奉献，也知道自己应该获取。商品意识和经济概念使我们有别于上一代人，但是传统的教育又让我们非常理解和崇拜上一代人。”
“我们这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忠实于自己的事业。大学毕业后我就塌塌实实一头扎在病房里，天天就和病人呆在一块，甚至疏于同事间正常的人际往来，以至多年过去了，一个医院的人见了面还相互问：你是哪儿的？”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廖秦平以及她之后的一茬茬大学毕业生大约60%的人都出国了。那时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工作条件反差特别大，但是廖秦平仍然坚守在她初始的病房里，只知道一门心思做临床工作。
“在出国的问题上我一直没有动心，我的兴趣除了病房还是病房，我最大的心愿依然是想实实在在地为每个姐妹解决病痛。直到后来国际间的医学交流已经往来平常了，同时我也真切地感觉到我们这样级别的医学院需要与国际对接，这样我才决定出去看看，出去充充电。”
就这样，从94年1月到96年7月，廖秦平在美国的德州大学医学院完成了她的博士后工作。经过这样两年半的深造，用她的话说，“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科研。”她的眼界豁然开放，这为她日后更深入于医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显而易见，出国进修对她来说收获是巨大的。但是，不管她的学识和水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她说自己决定出国的出发点仍然是从国家利益考虑，而且永远是以病人的需要为重。
“我回来后依就在妇科病房继续做临床。那时病房里所有的病人不是几乎，而是全部，都经过我的手。我管的是肿瘤病人，是妇科里最重的病人，也是心理最需要支持、抚慰的一些病人。那时科里肿瘤病床有30张，而我们经常收住的病人多半有三十六七个，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我只好长在病房里，难怪爱人管我叫‘病房虫’……”
她的话锋一转，“但是到了下一代人，他们就很实惠了，他们对于无私奉献就很难理解。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凭什么这么做？社会并没有给我什么应有的回报呀，我为什么要为他们奉献自己？……只是有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业务的追求，对于医生本分的东西还是认可的，并未见放松，他们同样想做一个好医生。我经常问女儿，医生最根本的是什么？她说，不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而是要用你的医术真正地为病人解除痛苦。小家伙们认为：解救病人免于痛苦之中才是真正的医德。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代人是有认同感的。”
“现在有些人担心，照这样一代一代地接替下去，将来会不会断绝良医了？回答应该是否定的。现在我比较欣慰的是我的女儿，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小大夫也快成‘病房虫’了。她也愿意整天泡在病房里，她在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和病人交流，与病人接触上。前几天她的导师说，居然有些病人争着要找吕大夫（廖秦平的女儿）做主管医生。其实我女儿还只是个住院医生，根本没资格做主管医生呢。”
四
同事们说廖秦平有“两恨”，一是“恨病”，还有一个是“恨活儿”。她一见病就恨不得尽快消灭它，她一看到活儿就恨不得马上干完它，她不喜欢拖拖拉拉没完没了。
“为什么那么多病人选择我做手术？因为我‘恨病’。只要我上了手术台，这个病人应该切掉的东西我是尽可能地切，让她肚子里干干净净的，尽量不再残留任何病变组织。我是除非切下去会伤及性命了，或者切了会比不切的后果更糟糕了，否则我不会罢手的。”
其实，早在1994年出国以前，廖秦平的手术已经熟练到“皮层下”的水平了，这是大家公认的。所谓“皮层下”，是指根本不用大脑指挥，无需刻意，一种接近于本能的状态。但是尽管医生的手术技法娴熟到如此程度，要做到彻底清除隐患，风险依然是极大的。而且手术时间一再的被拉长，这样的结果医生护士的体力消耗会很厉害。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退却，因为只有我们清楚病情，我们手里的这把刀就是患者的命。别人经常劝我，廖大夫，别做这么宽了。越宽，医生承担的责任就越大，付出的时间就越多，有时候就是因为宽了0.5公分，可能就功亏一篑。但是也恰恰就是这0.5公分，便有可能让病人获得长期存活下去的机会。所以我想，还是冒点风险，担点责任吧，否则要我们医生干什么？”廖秦平就是这样自信得冒傻气。
“1996年回国后，那段时间我一天做四五台手术，其中恶性肿瘤的就占两三台，体力耗损得很厉害。我曾经做过一个病人，是一个四期的卵巢癌病人。我当时在她身上第一个起用紫杉醇药物，其实这种药在美国用得已经很普遍了。我先是用药物控制，然后再进行手术，再加上化疗，其效果相当好。这个病人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八九年后她还健在。只是我们彼此见面时惊讶的不是我，倒是她。她说，哎呀廖大夫，你怎么成这样了，我看着心疼呀！你那会儿脸色多好，粉白透红的，也特别显年轻……”
容颜早衰对女人来说是最不愿面对的事情，廖秦平怨只怨自己操劳无度：“应该说我对每个肿瘤病人的治疗都灌注了大量的心血。因为肿瘤病到现在也没有攻克，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殊情况，怎么用药、怎么手术、怎么克服化疗的反应、怎么提高免疫力，都得进行个体设计，再有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也不一样。我老说肿瘤医生和病人都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把青春和年华都倾注到病人身上的大夫，也同样不能幸免遭遇到来自患者的曲解和刁难。廖秦平遇到过捣蛋的病人。
“1998年么1999年，‘十一’休假期间，有个病人因为出血性休克，同时伴有拉肚子，便以腹泻收到我院传染科。传染科诊断为痢疾，同时因为病人血压低，他们拼命给她升压，只是血压怎么也升不上去。这时一个有经验的大夫发现她的肚子鼓鼓的，接着从腹腔抽出血来了，显然是妇科的事。接着尿孕检查不正常，这才转到我们妇科来的。那天我值二线班，记得这个病人当时连病房都没进，直接拉到手术室去，上了麻醉就开刀了。当时病人已经休克，满肚子是血，3000多毫升，是个宫外孕的病人，我们最终还是把她抢救过来了。过来以后她又出现溶血症，脑袋肿得那么大，比正常人大了一倍。这时全院组织抢救，血液科的大夫、医疗院长都来了。那天血库恰恰没有一点同型的血，而赶巧我国的《献血法》刚刚颁布，法律明文规定，临床用血必须是正规采血单位采集的血才能用。一边是法律风头上，一边是性命交关。我们大夫是违法不行，坐视更不行。我一方面向病人家属做解释，一方面向北京市请示，同时我做了最坏的准备，一旦当天血液来不了，我们的人已经做好了配型，到时候违法，对不起，我来签字，我负责。后来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北京市的批示下来了，作为特例，可以自行解决。这边我们的配型工作早已等候在那儿，立即输血。最终，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
“这时候已经很晚，我整整忙了一天，总算松口气准备往家走。谁想，跨自行车的时候，两腿发软，一个跟头摔下来，两层裤子都摔破了，腿也摔坏了……”其实医生在拼抢生命的时候体能消耗是巨大的，往往等松弛下来之后才发现甚至连支撑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就这样，事后这个病人和家属还和我们打架，嫌我们动作慢了，甚至要打官司……所以有时候想想，也确实叫人心寒那。”
廖秦平说类似的事情对年轻人职业信念的确立是很不利的。“后来我跟年轻人说，我们和病人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可那帮小家伙们净拿那些极端的例子挤兑我，什么呀，病人是敌人，你不能对他好，对他好是没有好下场的。”
廖秦平担心医生的心劲儿会慢慢地低落下去。她说，“从八十年代初到上个世纪末，我们和病人的关系是非常真挚的，彼此很信任。但是，现在医疗纠纷明显地增多了，我们医生的心理越来越紧张，随时随地都要设防。于是我们的一些医生不得不把带有危险的因素交还给病人，让他们自己选择。以前是我们帮着病人选择既经济又实惠，而且对他们来说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治疗方案。但是现在不敢了，也不行了。我常想，好的东西丢弃起来很随意，但是要捡回来就太难了。”
廖秦平自幼喜爱书法，最爱王羲之的字，这让她很小就记住了王公的一句名言：“字的功夫当在字外”。今天，她年过半百，经过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这时候你问及她什么是医生的功夫？她说“功夫当在字外。成就和荣誉，论文和头衔，所有的一切都并不在学术之中，而真正的功夫在修身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