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超
曹操《步出夏门行》中的《龟虽寿》最能表现他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老当益壮、急于建树功业的雄心壮志，也是最能代表所谓“建安风骨”的诗歌之一，因而近年来一般古典诗歌的选注本多选了它。
在这章的后面有“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二句，一般注者多解作“保养身心便可延年益寿”的意思。如较近出版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的注者注语“‘养怡’犹养和，谓修养平和之气，不为利欲伤神。……身心修养得法，也可以长寿”，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近年来出版的选注本对本诗“养怡”的注语，我还没有见过与此不同的意见。这样讲，便好像是曹操的“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的“志”和“壮心”的归宿点，都是在“修养冲淡平和之气”，以期“长寿”了。这于上文诗意很不相应。
我们若从前面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四句的意思来看，是说虽寿如神龟，灵如螣蛇，均不免于一死。这不仅证明作者已经明白了有生必有死的这一自然法则（作者在《精列》篇中亦说：“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亦可证明此点），同时也说明只贪生想长活着也是不可能和没有意义的。因此，才从下文四句中道出“烈士暮年”、“不已”的“壮心”。这种“壮心”我们既不能以“修养冲淡和平之气”去理解为它的手段，更不能以“长寿”去理解为它的内容，它应当是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作者想急于抓紧时间建立功业的、悲壮慷慨的建安精神。这种精神是“老骥”、“烈士”和“神龟”、“螣蛇”截然异途的地方，也是“烈士”和一般“小人”不同的地方。曹植在其《杂诗》中所说的“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即是指这种思想境界的不同。其实，曹植的“悲心”这一概念，亦即其父“壮心”这一概念。而他所鄙弃的“偷自闲”则确有些像只去“修养冲淡平和之气”追求自己的“长寿”的“小人”的心情了。
如果我们对上文八句的意思体会得不错的话，那么以下四句的意思便不当是如前举所注，“是说人的寿命长短的期限，不是由天来决定的，身心修养得法，也可以长寿”了。因为靠“身心修养得法”所取得的“长寿”难道还能胜过“神龟”吗？就是能如“神龟”的“长寿”，在“烈士”看来又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正如曹植在其《求自试表》中所痛陈的“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添重禄，禽息鸟视”的“圈牢之养物”。这是与上文的思想内容全不相应的，这是把上文的积极思想化为消极思想了。当然，我们对待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绝不能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绝不能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情感去代替古人的思想情感。尤其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的作者，其作品中当然还会存在着许多消极或反动的东西，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在本篇中是否也一定非具有如此前后矛盾的消极东西不可呢？这就得从作品的具体内容去决定。按本篇这个前后不相应的矛盾，都是由一个“怡”字而来。《说文》云：“怡，和也。”因而历代注家多以“和”为训，故对此句得出“延年益寿”的结论。本篇原文作“养怡”，自《宋书·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以来多然。故注者如此，也未可厚非。但按乾隆四年（1739年）校刊本《宋书·乐志·考异》云：“又‘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怡’《魏武帝集》作‘恬’。”又按万承苍在其《宋书·考异》的《校刊后记》中说：“敬谨参校，详求厥中，择其合者，录为正本；其或字虽互异，义可兼通，仍从监本旧文，别为《宋书考证》若干条附于各卷之后。”从上列所举可以看出：“怡”字，万氏所见《魏武帝集》作“恬”；万氏系按监本旧文作“怡”遂订为“怡”的，并认为是“合者”；万氏也觉得《集》本的“恬”，“字虽互异”而“义”是实可“兼通”的。当然，万承苍是乾隆皇帝的侍读学士，按照这些封建士大夫的观点，“养怡”“永年”那当然是最为“合者”的了。不过对“养恬”他也觉得“义可兼通”。但“养恬”的“义”又是怎样“通”的呢？原来《尚书·梓材》篇有“引养引恬”的话，孔安国《传》谓“能长养民，长安民”（引，长也；恬，安也）。故“养恬”于古就是指“养民”、“安民”这种不世的伟业。这不仅合于作者在诗歌中爱用经典的习惯，更切合他奋发积极的宏伟抱负，也更切合上文“壮心”的内容，所以万氏也觉得是可以“兼通”的。这一字之证，我们觉得就可以解决本篇思想内容前后不一的矛盾。
但“永年”是否当作“长寿”讲呢？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广义一些。所谓“建安风骨”中表现最重要的一点，在曹氏父子的诗文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曹植在其《求自试表》中说：“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可见他对立功垂名的要求是如何的迫切。而他实在没有机会去“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时候，则还要骋其“径寸翰”去“流藻垂华芬”（《薤露歌》）来另谋其“不朽”的出路。曹丕更是早就认识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他非常羡慕“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他在《与吴质书》中对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便深加赞叹地说：“此子为不朽矣！”至于作者，他对建功不朽这点的追求，更是非常突出的。如在其《述志令》中说：“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又说：“及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又说：“齐桓、晋文所以垂称于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侍周室也。”这种“垂称于世”的思想，真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他又在其《分给诸将令》中说：“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这里他“慕其为人”的目的，实则还是“慕其”能通过“济成大功”以“永世流声”。因而我们认为这里的“永年”实和前面所举的“名称垂于竹帛”、“不朽”、“永世流声”等同属一个概念。当然，他们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进步意义的。由于时代、阶级意识的驱使，使作者心中要这样想，同时在行动中也实践了起来，因而在他的诗歌中也唱了出来。以“养恬之福”来“永年”，来改变由“天”决定的人生的“盈缩之期”，这是很切合作者的抱负的。因而我们认为“怡”与“恬”当为形近而误，因“怡”而又作“颐”者（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引），亦不足以明诗意，故当依《集》本订正作“恬”为是。
